第十六届中国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

女性文学与百年中国社会变迁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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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

主办：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

承办：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协办：上海市高水平地方大学重点创新团队

“文化转型与现代中国”

2023年6月

目录

一、会议日程表…………………………………………………………01

二、会议论文集…………………………………………………………08

三、会务联络……………………………………………………………86

四、参会人员通讯录……………………………………………………87

五、交通信息……………………………………………………………91

六、天气信息……………………………………………………………94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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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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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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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 大会发言

贺桂梅（北京大学）

当代性视野下的百年中国文学叙事母题研究……………………………………14

刘钊（长春师范大学）

社会、家庭与文学转型期的女性命运——陈撷芬、陈衡哲两姐妹合论…………15

王翠艳（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百年女性文学工人书写的传统与新变……………………………………………17

刘传霞（济南大学）

论十年时期女作家的女劳模书写…………………………………………………18

郭冰茹（中山大学）

今天，我们如何谈论性别…………………………………………………………19

陈琰娇（南开大学）

意义重塑与女性意识的历史化：重探当代中国女性主义电影批评……………21

二、 分组发言

第一组 启蒙、革命与女性主题构建

鲁毅（济南大学）

中国近代女性小说家吴忏情生平创作考论………………………………………23

姜云飞（上海财经大学）

20世纪初女性生活方式的变革与启蒙现代性的性别化困境……………………24

吕若涵（福建师范大学）

苏雪林集外诗《未来》与1920年代生育节制思潮………………………………26

符杰祥（上海交通大学）

谁是“路易斯讬仑”？——鲁迅译《造人术》作者考，兼论女作家“失踪”之谜27

黄晓娟（广西民族大学）

方秀莲与萧萧：启蒙路上回归的女性……………………………………………28

周文晓（江苏师范大学）

从“女性”到“小资产阶级”——五四之后现代性方案中的性别与阶级………29

姜瑀（中南大学）

再造“传统”：母亲的爱与劳动…………………………………………………30

程亚丽（上海交通大学）

抗战时期“女看护”的理想形象和性别化再现……………………………………32

曹晓华（上海社会科学院）

 “病驴”自况：重审萧红的“疾病”修辞法………………………………………33

金美杰（厦门大学）

革命与母职——左翼文学中的“弃婴叙事”探析（1927-1942）…………………34

杨春（中华女子学院）

小说中革命与女性主体建构………………………………………………………35

郭剑卿（山西大同大学）

现代中国小说服饰书写的性别想象………………………………………………36

许航（北京电影学院）

跨界身份与时代观念：中国早期女性电影文学创作初探………………………37

于宁（上海大学）

性别与国族——以赵清阁的戏剧创作为例 ……………………………………38

第二组 性别政治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

景欣悦（厦门大学）

论20世纪50-60年代女作家小说中的“旧社会”叙事……………………………39

何明敏（上海师范大学）

 “十七年”文学与电影中的“上海姑娘”再解读…………………………………40

董丽敏（上海师范大学）

当代性与历史化：女性文学史如何可能？………………………………………41

孙桂荣（山东师范大学）

怎样讲述“我”的故事——新时期初年女性小说第一人称叙事的性别形式考察42

吴雪丽（西南民族大学）

历史“转折时代”的情感政治——重读《许茂和他的女儿们》…………………43

马春花（中国海洋大学）

 “顽世”现实主义与“后精英”写作——1990年代的徐坤………………………44

李萱（河南大学）

切片、样本、透视：日常生活与当代女性文学的历史书写路径…………………45

于文秀（黑龙江大学）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的女性主义理论评析…………………………………………46

王红旗（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女性写作的性别赋格——以女作家小说文本为例（1980-2022年）………48

杨珺（南阳师范学院）

空间理论视域下的女性家族小说…………………………………………………49

王志萍（昌吉学院）

当代新疆汉语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谱系研究………………………………………50

郑斯扬（福建社会科学院）

文学的经验表达与经验的文学表达——评李娟的非虚构写作…………………51

徐寅（天津财经大学）

新女性写作的另一种可能——以梅卓的小说创作为例…………………………52

郭如如（上海师范大学）

从“拜金女”到“普通人”：90年代中后期女作家的城市叙事转向……………53

第三组 媒介、跨域经验与性别想象

周海琳（集美大学）

1950年代台湾女性文学中的家庭叙事及其审美趋势……………………………54

樊洛平（郑州大学）

21世纪女性文学的创作新变——以台湾女性家族小说为例……………………55

陆卓宁（广西民族大学）

两岸历史语境下的少数民族女性经验与辨析……………………………………56

王帅乃（北京师范大学）

 “语言随意”与消费型儿童文学的性别书写……………………………………57

程箐（赣南师范大学）

汤汤童话生态书写研究……………………………………………………………58

张文娟张艺伟（曲阜师范大学）

近年女性文学短篇小说创作观察——基于《中国女性文学选》的阅读………60

赵冬梅（北京语言大学）

当下女性文学研究的特点与问题——从《女作家学刊》的编审谈起……………61

王艳芳（江苏师范大学）

论韩素音自传体小说的东南亚书写………………………………………………63

狄霞晨（上海社会科学院）

东亚汉文小说中的“佳人”旅行……………………………………………………64

陈晨（上海师范大学）

新世纪日本华人/华裔作家的性别叙事与中国书写………………………………65

李晓丽（中华女子学院）

女性生命静海下的暗流——论陈谦小说的心理叙事……………………………66

赵树勤（湖南师范大学）

哀愁体验·空间想象·欲望言说——异域启示与迟子建小说创作………………68

王影君（上海理工大学）

大女主热播剧中女性形象对传统文化的突围……………………………………69

第四组 21世纪女性文学的新变

郭力（哈尔滨师范大学）

原乡隐喻：女性传统美德的功能化想象…………………………………………70

朱育颖（合肥学院）

人与河的互动：新世纪女作家的乡村书写…………………………………………71

苏琼（厦门大学）

论徐棻外译改编戏曲中的悲剧女性………………………………………………72

刘杨（杭州师范大学）

论王安忆近十年小说中的女性形象………………………………………………74

邱田（电子科技大学）

 “小传统”中的“大历史”——《五湖四海》里的中国故事……………………75

韩旭东（南开大学）

上海青年女作家伦理叙事的情感结构……………………………………………76

相宜（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年离家的年轻人——读余静如…………………………………………………77

曹霞（北京外国语大学）

论魏微《烟霞里》的“气境” ………………………………………………………78

王怀昭（中山大学）

郑小琼诗歌中底层书写的意象呈现与性别关怀…………………………………79

陈娇华（苏州科技大学）

新世纪初女性文学主体的间性趋向………………………………………………80

周雪花（河北师范大学）

21世纪女性电影性别关系新走向与女性电影新空间……………………………82

周敏（杭州师范大学）

劳动、情感与伦理：对女性向网络小说“种田文”的解读………………………83

刘琳（厦门大学）

网络女频小说中的性别叙事展演…………………………………………………84

余蔷薇（武汉大学）

 “新红颜写作”：网络媒介生态中女性诗歌发展的阶段性考察…………………85

1. 大会发言

当代性视野下的百年中国文学叙事母题研究

贺桂梅

北京大学

本篇论文从21世纪当下女性议题的新现象出发，立足当下的问题意识，回顾总结百年女性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提炼出五个主要叙事母题展开分析，即女性与自我、女性共同体、女性与性爱、女性与家庭、女性与社会的文学书写。尝试从共时性角度，探讨书写五个母题的代表性作品、主要叙事特点和发展变迁，提炼蕴含其中的共通性女性经验特点，总结百年女性文学的叙事传统。在历史的参照中，分析当下女性议题热的历史特点和问题特征，探讨女性文学与文化书写新的可能性。

社会、家庭与文学转型期的女性命运

 ——陈撷芬、陈衡哲两姐妹合论

刘钊

长春师范大学

陈撷芬是近代中国第一位革命女报人，陈衡哲是新文学白话小说创作的第一位女作家，在清末民初不同时期的妇女史和文学史上均占有显耀的地位。她们是堂姐妹，清末“苏报案”主要人物陈范的长女和侄女，虽然至今未发现她们互动或共处的史料，但从她们的创作和生活经历，特别是婚姻生活的影响来看，二人的命运截然不同，体现了社会转型期新思想与旧道德之间的矛盾冲突。

陈氏两姐妹祖籍湖南衡阳，出生时陈氏家族已迁居江苏常州，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陈范曾赴江西任官职后离职赴上海经办《苏报》，陈撷芬始终与父亲生活在一起，先后生活在江西和上海，1899年办《女报》，1902年更名《女学报》，参与父亲的报馆经营并加入蔡元培等人创办的中国教育会，就读于爱国女学。1903年7月，因“苏报案”随父亲逃亡至日本，后在就读于横滨。1910年随丈夫杨儁留学美国，1912年回国后赴重庆办家族学校，1923年逝世于上海。陈衡哲的少女时期为求学也离开祖宅，曾随舅父庄思缄赴广西任职。“苏报案”前曾赴上海欲入爱国女学，却阴差阳错进张竹君办的上海中西女子医学校就读。这时，她们二姐妹有短暂地共同居住于上海的时间，却未有任何相处的记载。她们均从小聪慧，撷芬10余岁便发表古诗，在《女报》（《女学报》）上发表论说、演说、传记等多种文体的作品；衡哲则从小受到庄思缄的亲自教诲，采用白话文与外地任职的父亲通信，文学才华在赴美留学期间为胡适、任鸿隽等留学生所发现，得到赏识并促成第一篇白话小说《一日》的问世。

陈撷芬留日期间是女界启蒙的重要时期，她的《独立篇》《论女子体育的重要》等著名篇章是近代女性初步觉醒的经典文献，她还介绍世界女杰事迹，为清末女子传记文学的起到引领与推动的作用。陈衡哲是第一批庚子赔款选拔资助的留美女学生，文学作品发表在《留美学生年报》《新青年》《现代评论》等杂志上，表现出追求自由的人的解放，深化了陈撷芬那一时代女性解放的内涵。姐妹二人在清末和民初均为时代女性的典范。

陈氏姐妹二人均为女性解放的积极倡导者，最终的命运却相差悬殊。陈撷芬的丈夫是家族银行的创立者，富甲一方，她却生活简朴，实践早年自己倡导的女子独立，尽职于家族学校教学和管理，却因没能生育、丈夫纳妾而患病成疾，过早离开人世。陈衡哲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位女教授，丈夫任鸿隽是科学社的创始人之一，曾任四川大学校长。陈衡哲随夫入川后，针砭时弊，受到当地军阀官僚的围攻，任鸿隽为此辞去校长职务。与陈衡哲受到的丈夫的保护相比，陈撷芬的丈夫虽然先后留学日本和美国，具有开阔的思想与经商智慧，却陷入家族矛盾并以纳妾生子使妻子受到伤害，自己亦自杀身亡。

陈氏姐妹二人虽然都是人格独立、才华横溢、出类拔萃的时代女性，但她们婚后家庭生活环境的不同，特别是夫妻关系的差别，使她们的命运不同。陈撷芬入蜀之后便在女界销声匿迹，陈衡哲则在婚后进入文学和史学创作的高峰。将二人在文学上的成就接续起来，体现了近现代文学转型时期女性文体的多样与传承；她们不同的人生经历和命运则是转型期社会与家庭、道德与伦理诸多方面融合与冲突的写照。

百年女性文学工人书写的传统与新变

王翠艳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传统女性文学向现代女性文学转型的标志之一，是作家们的人生体验和书写视域开始从较为窄狭的闺阁空间转向广阔的社会生活。这其中，也天然的包括了与传统乡土叙事判然有别的工人与工业题材书写。

从庐隐“为人生”和“问题小说”视角下的女工书写，到草明自30年代迄80年代创作的一系列工人和工业题材小说的扛鼎之作，再到张洁在“改革文学”大潮下的工业题材写作以及新世纪毕淑敏以《女工》命名的长篇小说和郑小琼、塞壬等人的诗歌和散文，中国女性文学的工人书写传统已完成百年积淀并在最近十几年间蕴蓄出某种新变。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首先，女性文学的工人书写始终保持了与时代同频共振、与彼时的文化主潮密切呼应的态势，作家们的书写（尤其是草明），被打上了鲜明的历史烙印；其次，女性文学的工人书写经历了从“代言”到“自述”、从虚构向非虚构的转型，这种转型既与特定时代的整体文化气质有关，也与女性自身的性别体认有关；第三，女性文学的工人书写经历了从不自觉的女性意识到消隐的女性意识再到女性意识的极力彰显的变迁过程，身体与情感系当下女性文学工人书写的重心；第四，女性文学的工人书写具有明显的“在地经验书写”特质。草明广东叙事和东北叙事，张洁的立足中心，以及郑小琼、塞壬、彤子等人的经验书写，都有着鲜明的地域色彩和饶有兴味的空间意象。

立足女性作家工人书写的历史语境和具体文本，揭示百年女性文学工人书写相较于乡土书写及男作家的工人书写的特质及成因，是本文的重心所在。

论十年时期女作家的女劳模书写

刘传霞

济南大学

新中国对劳动妇女社会价值的重视，对劳动妇女社会地位的肯定，对劳动妇女中优秀分子大规模、高层次的表彰，这一切由国家政策与措施所构成的意识形态，让原来被隔绝与分散在家庭之中遭受歧视的妇女变成了一个与男性平等的群体，让劳动妇女与工人、农民阶级一道获得了社会主体地位，进入了长期被男性霸权的社会公共领域；而获得了社会主体地位的劳动妇女又在社会公共领域之中施展妇女的才华与智慧，发挥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创造了许多历史性的新业绩和新成就，成为了受到国家鼓励与奖励的劳动模范，改变了传统的妇女角色、妇女形象、妇女审美。国家意识形态与女劳模形象之间形成了同构与互动的状态，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有效庇护与帮助下，劳动妇女创造了崭新的人生形象——女劳模；而具有党和人民所要求的优秀品质和道德情操的女劳模，又证明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正当性，证明了党和人民的崇高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兵工厂护厂英雄邵玉梅、上海纺织工业劳动模范杨玉兰，到农村人民公社劳动模范方秋梅，再到铁姑娘侯隽与张秀敏，这一时期女作家所构建的女劳模形象生动地展现了这种互动过程、同构关系。女劳模形象是国家政治符号之一种，她们要承载国家意识形态对优秀妇女的期待和要求，因而，随着社会政治化日趋浓重，女劳模形象塑造的政治化倾向也越来越严重。相对于其他妇女形象，女劳模形象是最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妇女形象，但是，从艺术层面来看，女劳模形象则是存在问题最多的新妇女形象。尽管新中国女劳模形象建构存在着许多需要反思的问题，但是，新中国对底层劳动妇女的大力表彰，对劳动价值的充分肯定，以及为妇女解放进程的推进所采取的倾斜性政策，在今天仍然值得借鉴，新中国女劳模形象和劳模表彰制度是中国妇女解放的重要文化资源。

今天，我们如何谈论性别

郭冰茹

中山大学

近几年，有三种不同的讲述性别的方式：一是在2019年一份关于女作家写作观的问卷调查中，62位参与者中的绝大多数，都认为写作应该面向人类的总体命运和普遍存在，她们极力回避性别的指认，也不愿让自己的作品贴上“女性写作”的标签。迟子建在一次访谈中的回答也颇具代表性，她说：“刻意地展览女性标签，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迎合，反而丧失了身份。其实不用张扬身份，女作家写作时，其天然的气质，会显出裙钗的影子”，当然，这只是看待“性别”的一个角度。二是在歌手谭维维2021年的专辑《3811》中，一首《小娟》以摇滚的方式将伴随女性一生的暴力唱了出来，偏见、欺凌、骚扰、家暴、网暴……，每一句歌词都指向曾经引发众多议论的新闻事件，整部作品带有非常鲜明的性别立场。三是阎连科的长篇非虚构作品《她们》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直面乡村底层女性的生存状态，以男性、知识分子的“他者”眼光指出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成为“第三性”尴尬处境。这三种不同的视角和眼光共时性地存在于当下，这说明性别虽然是一个指涉群体的概念，但这其中，女人与人、个体与群体、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总有各种相互渗透也相互排斥的复杂纠缠，不同的写作者有着不同的认知立场和观察角度，彼此之间的差异恰恰说明了性别问题的复杂性，同时也提示我们讨论性别不能抽离具体的语境，不能抛开具体的个案。

性别问题指向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及其背后的社会政治、观念习俗和文化心理。但无论是作为“代言人”直面女性的生存困境，还是将性别编织进宏大叙事的肌理；无论将性别视为作为立场、视角或眼光，还是将其作为透视历史、观照现实、体察人情的方式，性别在文学书写中的意义都不应该被忽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最初的确是在二元对立的权力框架中讨论性别，并以反秩序、否定性的革命姿态确立女性主体性，建构女性美学的。只不过性别问题自身的复杂性，性别群体内部的差异性都促使我们不断地以开放和兼容的态度推进对性别的认知和思考。

在社会生活、文化生产日益多元，各种话语纵横交错、复杂缠绕的今天，将性别不仅视为研究对象，也将其作为一种方法，甚至重新认识世界、了解自身的知识体系，也许是另一种打开“性别”的正确方式。

意义重塑与女性意识的历史化：重探当代中国女性主义电影批评

陈琰娇

南开大学

在当代中国电影史上，将创作者的性别身份与性别观念纳入批评视野，形成有性别意识的电影批评，一般认为是在1980年代集中显现并逐步拓展的。一方面，这一阶段集中出现了一批女性导演，与侧重赞颂女性奉献与牺牲的“男性电影”¹不同，她们镜头中的女性形象更丰富，所涉题材更广，作品自身也呈现出复杂的性别内涵，既有第四代女导演“无意识”的女性创作，也包括第五代女导演“有意识”的女性表达；另一方面，女性主义及相关理论也在这一阶段经由讲座、译介等形式引入国内学界。对这一集中萌发但又模糊混沌的阶段进行反思与辨析成了此后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的核心任务。一种观点认为，在作为理论立场的女性主义与作为社会实践的妇女处境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断裂”，“在完成了对女性的精神性别的解放和肉体奴役消除的同时，文化中的‘女性’变为一种子虚乌有”，横亘在女性面前的依然是亟待突破的“历史的悖论”²。另一思路则强调，生成于“道德规范和革命运动之中”的中国妇女观要求我们“对于中国妇女材料的把握应该立足于经验范畴，而不是理念范畴”，应该“从妇女观念的纵向演变勾勒中国女性意识生成的历史线索”，理解这种“静悄悄的变革”的成效。³

当代中国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的开端大致由这两条线索编织而成，是“历史的悖论”还是“想象的连续体”也成了探讨这一时期女性意识的必经之路。遗憾的是，随着90年代电影市场化的初步发展，当代中国电影女性意识的生长空间迅速被资本压缩⁴。未经充分展开的起点随即悬置，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随着女性电影创作的沉寂而沉寂，直至近年来自觉的女性题材创作再次在青年女导演中集中涌现。如果说80、90年代的女性主义思考主要集中在学院体制内，那么今天文化语境中的“女性意识”则全面下沉，既是文化工业的重要生产指标（影视、出版行业的女性题材热），也成为了社交媒体的热门流量标签（“性别互换，评论过万”）。大众文化的确越来越重视女性的声音，但关于女性的讲述却并未因此拓宽，女性意识下沉的另一面是女性话语正在陷入标签化危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内嵌于当代中国电影史的女性电影在新的观众群体中经历了意义重塑：被命名为当代中国女性电影代表作的《人·鬼·情》（1987）对脱离了历史情境的观众来说意义和价值不再理所当然，等待着重新解读；而彼时因为女性立场不够自觉遭到批评的《女人TAXI女人》（1991），则被解读出了新的先锋意识。以此为背景，本文以影片两部影片在电影史和当下观影经验中的“断裂”为切入点，重新理解当代中国电影女性意识的理论生产与路径建构。尽管着眼于观影经验的变化，但文本并不是强调具体经验的受众研究，而是聚焦于观众总体经验的变化，通过观看经验的变化与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重探当代中国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的历史困境。

2. 分组发言

第一组启蒙、革命与女性主题构建

中国近代女性小说家吴忏情生平创作考论

鲁毅

济南大学

目前已知中国近代女性小说作者有多位高产作家，但仍有疏漏，其中包括名震津沪文坛的小说家吴忏情。学界对吴忏情的认知仅止于照片4帧及小说1种，其他生平及创作信息皆付之阙如。据笔者新发现的吴忏情笔记《埋愁室丛话》，其中提供了作者生平、创作及交游的丰富信息，且据此考证，吴忏情另有小说7种及大量的诗词等。吴忏情的小说创作特征较为鲜明，主要表现为自叙色彩浓郁、集中展现传统婚姻带给女性的人生悲剧与社会批判两大主题、部分小说尝试运用“拟男性”的叙事视角、塑造出较为独特的女侠形象等。吴忏情小说创作的独创性与“现代性”因子，对于揭示近代女性小说创作中诸多的学术命题及整体特征等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初女性生活方式的变革与启蒙现代性的性别化困境

姜云飞

上海财经大学

随着社会转型，消费对文学的影响日益增大，文学研究也需更全面深入。早在五四时期，启蒙话语对西化生活方式的认可，就被看作是新文化学者理性纳入世界现代性意识的实践之一，成为“新民”的便利手段，也承载着民主自由进步等现代性价值。但从生活方式角度切入考察20世纪初女作家笔下对现代女性生活方式变革的想象和再现，却发现启蒙现代性在本土落地的过程中，受到三种结构性力量的交织互构对冲的影响：一是社会政治文化层面启蒙现代性价值观的正面引导和规训、二是来自父权性别文化在外在婚姻制度的压制和内在自我认同层面的固着、三是由西化的消费方式携带而来经由大众传媒积极宣导的消费意识形态的推波助澜，其结果呈现出鲜明的“性别化”困境。具体从一交往方式的变革：“社交公开”与“性别化”悖论（性别化“惯习”与南橘北枳的主体尴尬）、二生活方式的变革：“具身化”启蒙与“反噬性”危机、三消费方式的变革：炫耀性消费、“性别化陷阱”与主体空壳、四吸烟时尚：性别化差异、身份认同与主体改写等四个层面来展开论述：

首先，在生活方式领域的社交公开、自由恋爱的变革中，本文考察了新女性和传统闺秀两个群体的有所差异的性别化困境：对五四新女性来说，热烈追随启蒙话语的召唤、在具身实践反封建的新生活方式中建构和表征的新女性主体性，会与所谓女性的服从“天职”等深入文化根系的性别价值、角色分工和刻板稳定的生活方式发生激烈冲突，而追求自由社交并不会颠覆男性的性别角色，相反，自由恋爱的结果也是进入并延续这个稳定的“男主女从”的性别婚姻秩序，故而当理论上对男女两性都是公正平等的“社交公开、自由恋爱”这样理想的生活方式，在实现了两性携手反抗封建礼教的意识形态功能之余，却在逻辑上和现实之中都存在着走向其设计的反面的悖论可能——即一致对外反抗封建压迫追求平等自由的男性“同盟者”，恰恰有可能成为两性之间的“压迫者”——对这一吊诡之处的揭示，体现出受五四启蒙话语规训初登文坛的女作家特有的性别敏感。她们以自己在女性生活方式变革中浸入式的经验体察，敏锐触及到了启蒙现代性这一本土化过程中的困境。而另一群被动进入生活方式变革的传统女性，本就是父权专制下顺从的弱主体甚至无主体的存在，对启蒙大潮既向往又畏惧，对束缚身心的父权性别规训欲挣脱又没有勇气彻底反抗。即使曾被启蒙询唤出主体能动的微弱火星，终被父权性别意识形态塑造的“惯习”所扑灭。萧红更是含蓄而深刻地揭示了启蒙现代性的二元对立、非进步即落后的价值逻辑，对被启蒙者带来的“反噬性伤害”这个“无名”问题。

其次，本文考察了两类女性在时尚消费方式中的主体情态，发现彼时随着西风东渐刚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资本主义消费意识形态，作为第三种结构性力量在传统女性适应现代生活方式过程中既蕴含了打破封建桎梏建立主体的可能性，但消费话语导向的性别差异，往往迎合父权制男主女从的性别秩序，所以带着男女皆可的平等现代性预设的时尚生活方式背后，恰恰表现出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与父权制性别意识形态的强劲合谋的一面，这与新文化学者传播期许的以现代生活方式启蒙现代“人”的主体来说，可谓南辕北辙。因而如果只是移植复制种种西化时尚，哪怕能够拥有自由消费的权利和经验，也并不必然能建立起现代人的主体意识，反而容易掉入享乐主义价值观相伴的炫耀性消费、造成不平等的阶级区隔或流于形式跟风而主体消弭的悲剧。而经过了启蒙话语和现代教育熏陶的新女性群体，在新的时尚如吸香烟消费中，由于具备了现代人的主体意识，更能清醒识别并跳出消费主义广告话语的笼络蛊惑，进行性别主体意识的扬弃和改写，表现出对传统文化和西化生活方式的双向审视的可贵理性；也昭示了在培育人的主体前提下，生活方式的变革或许可以打破性别化的魔咒、寻找通向人的解放的一束希望微光。

当今正处于一个多元消费社会，近百年前的女作家对现代生活方式中物化女性的消费主义本质的超前警觉、对西方文明和传统文化的两面性的清醒觉知，具有警示和借鉴的重要价值。

苏雪林集外诗《未来》与1920年代生育节制思潮

吕若涵

福建师范大学

新发现的苏雪林集外诗，不仅仅对未来作家全集的整理出版提供重要的文献材料，也可进一步梳理一直为研究者所忽略的、贯穿苏雪林1920年代节育理论的思想线索。论文把苏雪林作为一个有代表性的个案，由时间纵线，抉发20世纪女性文学中各类生育观念的影响方式，及其在不同阶段出现的曲折性与复杂性。论文提出，以往女性文学研究很少将生育观念作为考察对象，如有涉及，也多笼统地归并在普遍的文化心理、文化传统与女性自我意识的生长等新旧文化的框架内。本文力图在2019年中国少子化社会业已形成这一背景下，重新描述20世纪至21世纪女性文学“生育写作”的全景，并将女性生育观所发生的现代变迁，置于现代医学、现代教育、现代法制与社会保障等多重视野下，进行探索和反思。

谁是“路易斯讬仑”？

 ——鲁迅译《造人术》作者考，兼论女作家“失踪”之谜

符杰祥

上海交通大学

经过中日学者持续多年的探索，《造人术》的译介源流已经非常清楚了，但仍留下一些未解之谜。现在已知，鲁迅译文的作者“路易斯讬仑”就是Louise Jackson Strong。但这位作者的身世、观念、信仰、创作经历与文学风格，迄今仍一无所知。对于《造人术》作者的评价是两极的，原抱一庵的解说是“当时在该国读书界颇受宠爱的新晋作家”，周作人的看法则是“当系无名文人”，这需要辩证看待。根据相关文献综合推断：露易丝是与科幻小说大师H.G.威尔斯同时代的美国女作家，居住在密苏里州西北部的小城镇奇利科西，是新教路德教派的教徒，德国与北欧移民的后裔。目前所发现的露易丝的文学创作，共有十二篇，赞美上帝与爱是其基本立场。从女作家的写作立场回头来重读《造人术》原作，“恶魔”与“怪物”之谜等许多问题可以获得理解。作为一个为大众杂志、家庭杂志、妇女刊物、儿童读物写作的美国女作家、儿童文学作家，Louise J. Strong的文学创作及其所遭遇的“失踪”问题，是女性作家的共同命运。

方秀莲与萧萧：启蒙路上回归的女性

黄晓娟

广西民族大学

启蒙路上回归的女性身影从鲁迅《伤逝》中的子君开始，在现代文学的女性人物画廊中来来往往，老舍《月牙儿》中的“我”、《鼓书艺人》中的方秀莲，沈从文《萧萧》中的萧萧。在启蒙思想的感召下，她们都曾溺水般地挣扎着，不同的命运却以同样不可辨驳的逻辑，将她们从生存推向道德的迷失，被启蒙的途中没有出路，只能走回曾经痛恨过的老路。老舍和沈从文所关注的这些逃不出苦境的女性形象，停滞在女性自身的权益，未能与国家发生关联，在晚清以来的女性启蒙中属于最低的层次。“我们是如何堕落的？”与“以西学新知启发蒙昧”，从而构成“中国新女国民”的理想境界背道而驰。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有利于在中国女性解放问题的探索中提供本土经验。

从“女性”到“小资产阶级”

 ——五四之后现代性方案中的性别与阶级

周文晓

江苏师范大学

“新女性”作为一种现象或一个群体虽早在晚清时期便已萌芽，但“女性”一词的社会性流通却迟至20世纪20年代，其作为一种术语的流行与五四之后世界范围内根植于达尔文进化论的进步论女性主义密切相关，这一理论在彼时的中国以爱伦凯、蔼理斯、凯本特等人的现代性学理论为载体，以沈雁冰、章锡琛、周建人、周作人等人为主要推手，以喧嚣于舆论界的“新性道德”、“恋爱神圣”等概念为表征，建构出了一种因自由性择而获得主体性与公民身份的女性性别主体，其与泛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一起，构成了一种经济——性双轴现代性方案，并因这一方案在中国知识界的“雀屏中选”而被深度接纳，广泛传播，进而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随着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方案对于经济——性双轴方案的替代，以生产关系定义的阶级概念逐步重塑了有性的主体，通过将时代、经济等因素注入“女性”，揭示出“女性”内部的差异性，动摇了进步论女性主义的理论根基，亦导致了周作人、沈雁冰等进步论女性主义者的分化，这一过程在他们各自的文学创作中均得到了揭示；而从复调马克思主义向列宁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自我改造论，在无意之间，使得女性完成了从“女性”向“小资产阶级”的身份认知转折，为囿于性别主体困境的女性提供了救赎，亦开启了女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书写的源头。从“女性”到“小资产阶级”的曲折变化，显现出近现代中国性别体系与政治体系的深度嵌套，“女性”这一被视为表征一个“自然范畴”的术语，其发生、发展亦与现实的政治诉求密切相关。

再造“传统”：母亲的爱与劳动

姜瑀

中南大学

在当下的日常语境中，人们说一位母亲很“传统”时，通常指向两种特征：一是“爱”， 母亲对儿女怀着无私无我的深沉爱意；二是“苦”，母亲含辛茹苦地将儿女抚养成人。然而，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即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宗法制家族伦理，并不要求母亲对儿女怀有无私的爱；古典文学中含辛茹苦地养育儿女的母亲形象也并不多见。“爱”和“苦”之于“传统母亲”，恰恰成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成型于与“现代母亲”复杂、微妙甚至有些吊诡的互动之中。本文尝试结合“母亲”形象分析和“母亲”话语分析两条路径，考察所谓“传统”母亲是如何被发明的。

儒家宗法制家族伦理对女性的规范乃是通过为“妇”而非为“母”来表达的。儒家典籍的相关论述，也包括从班昭《女诫》开始的女德教化，对女性之家庭角色的侧重点均在媳妇和妻子而非母亲。在性别关系上儒家的母亲是不可见的，必须从代际关系切入儒家的母亲才能够显形。其表征在于，古代作为典范的“贤母”“良母”形象大多是寡母。丈夫的死亡造成了性别关系的中止，同时也制造了家长位置的空缺，母亲由此占据这一位置，行使父亲的权力。由于“家长母亲”执行的是父亲的职权，自然也就承担了对后代的教育。作为典范的儒家“家长母亲”主要特征有二，一为“寡”，二为“教”。

从时间线索上看，现代中国母职的变化早于母爱。晚清“国民之母”“贤母良妻主义”的社会思潮将儒家“母教”传统略加转换，便使得教育子女成为了现代母职的主要内容。同时，在“强国保种”思想指导下的兴女学运动，带来了日本的家政学。家政学与科学话语相结合，在母亲角色塑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掌握有关儿童抚养和教育的科学知识成为现代“母职”的重要内容，由此决定了“事必躬亲”成为对现代母亲的要求。在中产阶级家庭理想的情感蓝图中，“主妇”实际上同时担负了“媳妇”“妻子”“母亲”三种角色的职责，成为“主妇母亲”。“主妇母亲” 在履行“母职”过程中付出的情感和劳动，构成了新文化亲子之“爱”的具象与日常。

通过《母性之光》《神女》等进步影片，“母亲”的形象通过大众文化的传播逐渐定型，“神女”身上汇聚了母亲之爱与母亲的劳动。但与此同时“神女”却不是一个“新女性”。由此提出的问题是：“新女性”无法在“新家庭”里成为“新母亲”吗？“新女性”和“新母亲”的矛盾不仅仅是现实层面的问题，甚至在叙事层面也成为了问题吗？这一问题在巴金的《寒夜》中更为凸显。《寒夜》描述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家庭中一老一少两位母亲。“新女性”始终无法成为“新母亲”；然而尽全力履行“母职”散发“母爱”的母亲，却又需要在“新女性”或隐或现的对照衬托之下才能够显形。这恰恰是新文化的亲子之“爱”的吊诡之处。

抗战时期“女看护”的理想形象和性别化再现

程亚丽

上海交通大学

193、40年代抗战背景下，中国社会逐步形成了“男人杀敌，女人救护”的战时劳动分工概念，女性被鼓励、组织学习战场救护技能，发挥群体性别优势以恪尽国民天职。报刊舆论不仅将女看护作为一种神圣的事业来推广，也将其作为一种理想、时髦的女性职业来作广泛宣传。

在战争形势下，女看护之所以被构建为一个人道主义的醒目符号，这个适合女性的职业身份与民族主义严格来说没有关系，其作为“白衣天使”称誉除了代表了救死扶伤的医学意义，更多源自于女性身上天然的母性属性，实际寄寓着伤兵的生之希望、死之慰藉。社会对于这一职业异乎寻常的性别化指认，代表着战时普遍的公众心理，即期待女性能以自身的性别优势参与战争，支持抗战，这是公众舆论将此职业理想化的心理动能。

有意味的是，“女看护”被战时文化赋予了神圣的意义，并经由抗战文学打造出各种“白衣天使”的女性圣洁、理想形象，格外夸大年轻女性在战争中救死扶伤的的性别贡献，突出女看护在抚慰士兵、医治战争创伤上的巨大作用。这明确是抗战角色分工性别化的一个显著表征。

如反映“一二八”战争的小说中，葛琴的短篇《总退却》伤兵医院里忠于职守的年青女看护、对工作热情负责的“密司萧”的形象，诠释了作家对战争与性别关系的理解。谢冰莹的《抗战日记》确认伤兵救护才是女性投入民族战争的最伟大的事业；其独幕剧《野战医院》，则展现了前线野战医院中的一幅忙碌情景，提出女性履行抗战责任的时代话题。丁玲《在医院中》则通过一个曾在伤兵医院做了一年“象一个母亲一个情人似的”女看护由此参加革命的女医生陆萍的观察，重点借“手术室中毒”事件再现战时背景下作为医护的后方专业人员与非专业现实环境之间的合理冲撞与心理矛盾。

主流媒体、文学创作对“看护”职业“广而告之”的目的，显然是吸引更多的女青年参加到全面战争所需要的工作行业里来，这的确构成抗战性别文化的一个奇丽面相。

 “病驴”自况：重审萧红的“疾病”修辞法

曹晓华

上海社会科学院

萧红通过与疾病相关的修辞句式，在持续的常态中捕捉人事瞬间的“反常”，通过“审丑”与笔下的“被弃物”形成精神共鸣。萧红对“疾病”的观察和书写，回避了西医目视式的病理分析，着重铺陈“病症”，是反观诸己的病体“自况”。她以东北民俗语汇构建起传统诊疗的文本“仪式”，在“巫/医”和“人/鬼”的反转中，直指人性的“荒凉”。疾病修辞法不仅是萧红的创作技巧，也是萧红剖析自我、诠释异域文化、反思殖民地经验的思维方式，关联着萧红“小说学”在左翼创作阵营中的特殊地位。

革命与母职

 ——左翼文学中的“弃婴叙事”探析（1927~1942）

金美杰

厦门大学

“弃婴叙事”是1930年代前后左翼文学中极为独特的文学现象，它不仅仅是现代革命史上女性在生产后将孩子送人的残酷现实的缩影，更极为典型地凝聚了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与母职关系的丰富思考。在早期左翼文学中，作家往往通过对革命女性牺牲母职的书写，表现白色恐怖之下革命者坚定的坚定的革命意识与献身精神，塑造了具有母性光辉的的革命女英雄形象。例如华汉的小说《女囚》、卢森堡《遗嘱》、龚冰庐《有什么话好对人家说》、金枝《奶妈》等革命小说大多是表现怀孕后革命女性的艰难境遇，她们或者在极为简陋阴暗的监狱中完成了痛不欲生的生产过程，或者还来不及抚慰自己呱呱坠地的婴儿就将迎来国民党的屠刀，或者在生产后将孩子送人继续献身危险的革命活动。

沉樱、谢冰莹、白朗、莫耶等女性作家介入这一题材之后，则以更加真切的女性经验呈现了革命女性的情感创伤，并从母职缺位的角度对革命伦理中潜藏的男权秩序提出了质疑与反思，例如沉樱《枝珂》、谢冰莹《抛弃》、杨刚《肉刑》、白朗《弃儿》等等。这些作品更加侧重呈现革命女性妊娠、分娩或者流产的身体疼痛，以及被迫抛弃婴孩之后骨肉分离之后给母体带来的巨大情感伤害。这种伤害并不能轻易被阶级、民族国家的宏大愿景所缓释，而是成为女性永远无法释怀的情感创伤，体现出一定了女性批判意识；茅盾的小说《腐蚀》、陈学昭报告文学《延安访问记》等则从女性本位出发重新阐发了母权的重要价值，在疾风骤雨的暴力革命中，母性意识被长期放逐，实际上体现了革命伦理中一种遮蔽女性经验的男权无意识，在追求两性平等的解放之路上，母性意识需要站在女性立场上重新定义与评价。探讨左翼文学中的弃婴叙事，不仅有助于阐释文学经典，也为今天的妇女解放事业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小说中革命与女性主体建构

杨春

中华女子学院

革命与女性主体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革命女性，从1919年以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在妇女解放运动的背景下产生,其建构的过程和意义都显示了强烈的革命意识形态。分析革命与女性主体之间的建构关系，总结女性在革命中的经验和体会，探讨小说如何表述性别、如何建构女性，对促进妇女解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现代中国小说服饰书写的性别想象

郭剑卿

山西大同大学

现代中国小说的服饰书写，通过一个世俗化的细节记录了20世纪中国人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及其挣扎，折射出现代知识分子并未完成的性别想象与现代认同。中国现代小说的服饰书写，正是中国人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选择的“时髦”话语和细节塑造，它给研究者带来另一种美学情趣、审美刺激和日常美感。这一时期文学中的服饰描写，或者是聚焦于民族和国家的集体想象，或者是关注私人和个体的日常形象，文学与服饰错综复杂地纠缠一起，借助这两种想象，塑造了20世纪几代人对现代性的追求和对更新、更好的民族国家的渴望。

跨界身份与时代观念：中国早期女性电影文学创作初探

许航

北京电影学院

在很长时间里，早期电影史中对于女性创作者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明星身份上，近年来，随着史料的挖掘和女性主义历史观、研究方法的发展，女性作为导演、编剧、制片等其他创作身份逐渐显影。本文主要对中国早期电影中的女性编剧及其电影文学作品，包括电影本事、电影故事、电影小说等进行分析，认为其创作中，或隐或显地呈现了当时社会繁复交织的观念与意识，包括对传统儒家价值观道德观的内化、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控诉、对民族命运的担忧等，也呈现出对性别问题的思考。客观地看，这些作品并非完全成熟、完善，她们的创作，体现了社会思潮和性别体验的双重影响，并在其所处的时代中发出了女性意识的先声。

性别与国族——以赵清阁的戏剧创作为例

于宁

上海大学

赵清阁作为抗战时期著名的女性戏剧家，其戏剧创作折射出战争语境中女作家对于国族与性别的复杂思考。在赵清阁的戏剧创作中，国族抗战作为一种基调成为叙事的起点、背景与线索，与此相对应，赵清阁的性别书写也因之具有了某种国族倾向性。

首先，她试图在国族抗战的语境中重新言说“父亲”与“女儿”的角色，她改写了五四以来有关新女性的生产逻辑，对新女性与封建家庭之间的反抗、撕裂等激烈的故事范式予以和解式的处理，为此她重新复活了五四以后被批判的传统家庭/家长，并以国族叙事的名义赋予他们活力，将“封建家长”改写为“革命父辈”，并在“出走的女儿”与“革命父辈”之间寻找国族抗战的基因传承。

其次，在女性参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实践中，赵清阁采取了性别置换的策略，她通过“类男性化”和“去女性化”的方式，将女性的私人情感和性别属性最大程度地予以消弭，同时她侧重于发掘女性内在的革命品质，如英勇、忠诚、正义等，以此彰显出现代女性参与国族抗战的正当性，“女将军”和“花木兰”成为此类女性的书写范式。

赵清阁的性别书写既暗含了其“嫁给抗战”的朴素理想，同时又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性别内部的裂隙与悖论。首先，传承了父辈理想的“女儿”们一方面作为“国民”的一员参与到国族构建的实践中，这是现代中国女性参与社会公共事业的进步体现，另一方面，某种程度上她们又被困在“男强女弱”的框架中，强大的“父亲”成为“女儿”们无法跨越的桎梏；其次，在“女将军”和“花木兰”的叙述中，女性参与国族抗战的局限性逐步显现，她们或者身处底层与民间体系之中，或者完全舍弃自身的性别属性，以此换取参与国族抗战的资格。

赵清阁的戏剧创作是讨论抗战时期性别与国族话语关联的一条重要路径，其中所显现出的性别自省与困境也成为性别研究的重要课题。

第二组性别政治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

论20世纪50-60年代女作家小说中的“旧社会”叙事

景欣悦

厦门大学

20世纪50-60年代，与“旧社会”相关的书写频频出现在小说中，是隐喻式的历史想象。这些作品通过对“旧社会”的价值性叙事完成了革命历史合法性的建构。此期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女作家的创作与主流历史叙事同中有异。不论是在回忆叙事中流露隐蔽的怀旧情绪，搭建富于女性时间体验的历史观；还是通过描写日常生活反映新旧社会转型，在国族想象中保留个人话语；抑或是在“诉苦”叙事中融入性别意识，将政治批判赋予人文意味；她们的写作均呈现出一定的独特性。文本表述背后所隐含的进化史观的基本观念、国家意识以及文化意义于此有所显现。旧社会叙事的形成基于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与十九世纪末进化论思想进入中国及其本土化历程亦不无关联。女作家与主流历史叙事之间的“间隙”昭示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复杂性。现代以来，历史观念建构的复杂性亦有所体现。

 “十七年”文学与电影中的“上海姑娘”再解读

何明敏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的城市变迁及其现代性经验常经由文学与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加以表达，且多是聚焦于殖民主义、西式现代化与消费文化等都市语境。正因如此，目前学界对上海女性形象及其背后城市问题的探讨多集中于民国时期的“摩登女郎”、革命女性或是1990年代以来的都市女性。为政治环境与文艺政策所限，“十七年”时期的城市及其日常生活在文艺作品中的表现空间十分有限。然而，在“双百”方针的鼓励之下，两部以上海姑娘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电影《护士日记》和《上海姑娘》于1957-1958年间相继上映，前者改编自艾明之的小说《浮沉》，后者则改编自张弦的小说《甲方代表》。 其中所塑造的上海女性形象与1949年以后上海的社会主义城市改造问题存在某种同构性。

一方面，远离上海的“上海姑娘”，置身于一个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建设环境之中，代替不在场的上海接受改造，而不在场的上海作为一个承载着物质享乐和情色欲求的城市空间与社会主义的工业建设空间构成对照而被否定被批判。这一种否定式的不在场反映出革命的去欲望化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去享乐化要求。对“上海姑娘”的塑造，意味着这座城市对过往“摩登女郎”及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否定，内含对社会主义城市改造的期许，即从一个半殖民地的消费城市转型成为一个生产型的工业化城市。另一方面，美丽的“上海姑娘”所彰显的恰是由上海这座城市所培养出来资产阶级的审美趣味和生活方式，其身体呈现代替不在场的“上海”，成为一个被凝视被想象的欲望客体，也由是成为革命与改造话语结构中的缝隙，在一定程度上投射出上海所承载的现代性经验。

当代性与历史化：女性文学史如何可能？

董丽敏

上海师范大学

在当代中国文学史格局中，女性文学史的位置颇为特殊：一方面，作为“总体性”意义上的文学史的重要构成，女性文学史显然需要承接并呼应当代文学史的基本研究范式及其问题意识，从特定的领域来支撑当代文学史存在的合法性，在这一层面上，女性文学史显然需要在“承认的政治”意义上，来设定自身与当代文学史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如果意识到“女性文学”研究就是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反思和质疑“总体性”意义上的文学史的写作模式而确立自己存在的位置的话，那么，女性文学史与当代文学史之间所必然出现的紧张、疏离乃至对立关系，由此也构成了另外一个需要处理的维度。

女性文学史上述两面性以及内蕴的悖论性，使得其从诞生之初就需要面对一系列基本问题，包括：如何以女性文学史为场域，来理解当代文学的“当代性”追求所包含的“总体性”与“多元异质性”之间的关系；如何对接当代文学“历史化”的要求，通过对女性作家作品的经典化，从特定的女性文学史领域深化对当代文学史的理解；如何从女性文学史出发，引入“长时段”视野，通过对历史/文学史内在逻辑的把握，“自然”地过渡并介入到对当代社会文化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为重建当代文学与当代社会之间的回应关系作出应有的贡献？

可以说，上述这些问题不仅关乎女性文学史自身的定位、内涵与趋势，更涉及到对当代文学史乃至特定社会历史语境的更深层次的理解和判断，因此，需要在更为开阔的格局中来梳理当代女性文学史书写所面临的挑战及可能的空间。

怎样讲述“我”的故事

 ——新时期初年女性小说第一人称叙事的性别形式考察

孙桂荣

山东师范大学

性别形式考察是在叙事形式要素中挖掘社会性别意涵。新时期初年女性小说第一人称叙事中人物特许叙事、“女作男声”叙事、旁知叙事、主要人物人格叙事等，以作为叙述人的“我”是否文本在场、讲的是否“我”自己的故事、以怎样身份与方式在讲述等，体现了其形式上的曲折、谨慎、驳杂、多变，折射的是女性意识既渐次生长、又在谨慎迂回中有所保留的动态性生成，并与女性小说性别诉求与社会公共诉求混融交叠的内容特色相一致，呈现出植根于中国性别文化与文体惯性的自发、本土、原创属性。新时期女性小说第一人称叙事在怎样讲述“我”的故事上曲折多样的“有意味的形式”对其女性声音的传达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有利于美学向度上的丰富性、复杂性、鲜活性。

历史“转折时代”的情感政治

 ——重读《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吴雪丽

西南民族大学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作为首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虽然在文学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历史印记，和它最初引起的轰动效应相比较，多年来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却显得颇受冷落。重读《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情感政治，是尝试把它放置于“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的“历史转折”中，考察其中的私人领域的父女亲情、姐妹情谊、男女爱情等情感关系的复杂性，及其情感关系背后的私人伦理、公共伦理及文化政治、历史逻辑。这其中的矛盾、悖谬、裂隙等无不显示了“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文化政治逻辑和“后四十年”的“新时期”文学的叙事伦理和文学期许的复杂纠葛。作为“转折的时代”的历史生成物，《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成为了一个文学、文化、政治的镜像，其中的情感关系的形塑与重构，有着复杂的“历史中间物”的多重面向。

而作为转折时代的“历史中间物”，《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情感关系、情感结构及其背后的文化政治等在显示出它充分的历史批判的同时也显示了其明显的历史限度。这种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形成的历史叙事、情感经验、未来期许等，隐含了文学叙事与现实批判、历史记忆与个人经验之间的巨大张力。如何讲述历史、如何重塑个体的情感记忆、如何在私人情感和公共伦理、政治叙事之间搭建一座“浮桥”，《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作为从“前三十年”到“新时期文学”的这一“转折时代”的文学镜像，折射出作家观察、认识和表达自己的历史理解和主体结构。在这种精神结构中，50—70年代社会实践所包含的热情与乌托邦冲动，依然在文本中回响，而新的个人欲望、情感体认，以内在于“政治”又超越“政治”的方式向未来打开，虽然还不甚明朗。

 “顽世”现实主义与“后精英”写作——1990年代的徐坤

马春花

中国海洋大学

论文将以徐坤在1990年代的文学创作及其在女性写作中的独特意义来讨论1990年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状况。在当代中国社会从新启蒙到后新启蒙、从新时期到后新时期转折的临界点上，徐坤这样一个兼具游戏性与先锋性、大众化与精英化的女性作者的出现，恰好满足了中国对于“新生代”写作的别样期待：一种寄寓先锋幽灵、现实批判和未来想象于游戏性文字的后精英文学。徐坤1990年代写作的意义，并不在于对革命与启蒙历史的重新解释，而在于对正处于市场经济转型之中、前程茫然同时却又充满无限机遇的1990年代中国的描述与呈现。徐坤置身其中的1990年代，总体来说还是一个告而未别的过渡时代。启蒙神话的瓦解意味着1980年代形成的新启蒙主义的统一性与共识性已不复存在，虽然统一性的丧失使“未完成的现代性焦虑”进一步加深，但从1990年代的历史文化状况来看，统一性的破裂也有可能使那些被统一性精英话语所压抑的边缘与弱势力量得以出现。实际上，市民社会的出现与都市文学的兴起、思想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论争等出现在1990年代应该不是偶然的。“道术为天下裂”也许充满思想机遇，这既是一个礼崩乐坏混杂多元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分化与新思想兴起的时代，市场时代的降临并不就意味着思想的溃败。实际上，从徐坤以及女性写作在1990年代的繁荣来看，恰恰是宏大叙述与启蒙神话的破灭，让女性得以窥破知识与性别、市场与性别之间的权力交易，从而为女性写作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文化机遇。说到底，女性写作的崛起正是得益于一体化的父权社会体系的松动。当然，瓦解启蒙神话、颠覆精英叙述也并不意味着全面认同市场意识形态。从徐坤与“新生代”写作来看，他们总体上还是一种“后精英”写作，顽世现实主义只是外在批判姿态，理想主义激情则是被压抑的潜在立场，他们依然“是具有‘反叛’色彩的接力者”。

切片、样本、透视：日常生活与当代女性文学的历史书写路径

李萱

河南大学

“文学如何呈现历史”是一个老生常谈的经典命题。当代女性文学从与女性处境相通的“日常生活”出发，探索了不同的观察、理解、呈现历史的文学书写路径。《哦，香雪》《烦恼人生》《上种红菱下种藕》等以“日常生活”切入历史、呈现历史，制作呈现了血肉丰富的历史“切片”；《笨花》以一种更接近原汁原味的乡村历史“样本”，探索了历史理性和历史无意识的浑然书写；《长恨歌》《天香》以多重视角的融合对上海、女性、日常生活进行了精密的“透视”和辩证书写。从历史“切片”、历史“样本”到历史“透视”，铁凝、王安忆等当代女作家挣脱了性别单一视角的限制，以开阔的历史视野和社会责任感，找到了文学进入历史、呈现历史的独特路径和方法，在更为综合的视野中展示了新的文学可能性。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的女性主义理论评析

于文秀

黑龙江大学

作为推动法国理论界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向的重要理论家之一，茱莉亚.克里斯蒂娃（1941-）一直活跃在当代理论和学术前沿。她给学术界的印象是博学善思，奔放自如，思维活跃，富有激情，一向兼收并蓄又注重原创，一直游走于语言学、符号学、哲学、文学理论多个学科，涉足了精神分析学、女性主义理论、政治哲学、文学批评及小说创作等领域，从来不愿恪守学科限制与理论分野，也不会拘泥于权威的既有框定，她的理论掀起一场批评的革命，她的热情洋溢、勇于表达的理论书写与行为实践，使她成为与众不同的颇有另类特征的后现代女性理论家。克里斯蒂娃没有将自己的女性主义观点拘囿于单一的女性理论的思考空间，正如她的语言学所主张的那样，要非静态和多维化，她的女性主义的眼界非常开阔，涵容丰富，映射着当代世界与思潮、思想的复杂性。其理论既是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政治文化实践，也是一种有价值的性别文化理论的深化与探索，其致力于消除人类困境与危机的宗旨显现出鲜明的超越性，因此是非常有意义的。应该说克里斯蒂娃的理论，也是一次致力于重建人类新文化的思想革命，标志女性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与新高度。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的女性主义主张观点有其独特性内涵，也有其宏阔性和超越性。她的超越性不仅体现在超越两性对立范式，也体现在超越民族主义的狭隘视野，能够站在更高的层面思考和观照问题，表现出了女性理论家少有的人文包容，没有偏激却不乏深度的知性的人类情怀。基于理论建树，她被视为继西蒙.波伏娃、露丝.伊利格瑞之后的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的第三代的代表。

克里斯蒂娃的理论建树也是多方面的，她的互文性理论、解析符号学、多元文化主张及独特的女性主义等构成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主张的是一种新的女性主义，即“超越女性主义”，她的理论超越了对以往女性主义理论愤世嫉俗般地对男权中心社会及男性话语霸权的批判与清算，不再是苦大仇深般的控诉，不再是血泪纷飞的悲酸述说，而是站在更高的精神层面审视女性，这其中包括审视自我、审视人类，体现了女性学者的精神深度与思想高度，标示着女性主义的进步与超越。她的人与文同样得到赞美：优雅、理性、有理、有力。正因为如此，克里斯蒂娃得到众多同行的推重和赞美，受到不同学派和领域的广泛关注，成为当代西方后现代理论界令人瞩目的主力干将。

中国女性写作的性别赋格

 ——以女作家小说文本为例（1980-2022年）

王红旗

首都师范大学

回眸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女性写作，在“家国同构”传统影响下，所生成的个体人、民族、家国与人类的审美意识，在梳理女性社会地位、生存经验与生命价值史脉的基础上，深入女性日常生活多层结构的“内在性”叙事，在融合传统与现代、宏观与微观的多重复调变奏时，更加细微地关注性别经验出发而超越性别，聚升其精神性存在意义，进而广延至家与国之间的精神尊严与情感伦理，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互利、和平和谐的国际秩序。不仅超越西方女性主义的性别对立与局限，而且从表象到本质的更深层，可以接通东西方古老传统，回归审美元境，通向生命诗学。

如果说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女性写作从“人”、“女国民”的生命价值顿悟，走向女性独立意识觉醒；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性的“男女平等”，“自上而下”的女性解放运动，使广大女性“一夜之间”走出家庭，成为“社会人”、“主人翁”与“建设者”，激发出女性内在生命的精神潜能，女性的家国、集体意识开始觉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性写作，从关注女性生存境遇的空前“大地震”，面临的女性生存发展“四重困惑”，她们书写了女性挑战命运的生死抉择，以性别赋格的生命绝唱，展示女性精神生命的性别意识、人类意识觉醒的全息图景。

因而中国女性写作，以个体生命体悟的创痛“瞬间”，共享时空的社会性别经验，汇成了“多元合一”的精神光束，超越性的“内发”与积极性的“外铄”，其独特的想象与创造不仅赋格文本深邃的精神内涵，更使之具有别样的诗化灵魂。

空间理论视域下的女性家族小说

杨珺

南阳师范大学

家族小说是198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文学的重要叙事类型，是女性作家探寻女性自身历史、现实与未来的途径。正因如此，研究界倾向于从历时性维度观照此类小说，即从代际间的继承与超越角度探讨不同时代女性的主体建构方式。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互联网的发展，无论是国家、地方还是个人，都已经成为网络空间中你给的一个点。面对、认识这样的世界和体验，空间化思维越来越重要。女性文学批评实践中空间思想的介入就出现于这样的背景下。女性家族小说通过一个个家族故事，建构起了不同代际的女性新与旧、城市与乡村、中国与世界、现实与虚拟互相流动的经验空间，表现出女性群体内部主体建构方式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空间理论的介入必然会为女性家族小说研究打开新的空间。

在空间理论的视域下，女性家族叙事首先呈现为地方叙事，铁凝的笨花村，王安忆的上海里弄、虹影的重庆长江南岸邵丽的上周村与郑州，常芳的的南沂蒙和泺水镇，魏微的烟霞里，却却的长沙城等，女性作家藉此绘制了一幅幅立体鲜活的中国社会地图，呈现了中国、形象丰富性与具体性。女性家族小说创造了丰富的空间意象：北方的院落、南方的园子、现代的商场街道、传统的闺阁后园、土地、河流等，这些空间意象承载着女性对于主体性的不同诉求和不同的建构方式，这些不同彰显出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性。女性家族小说以家庭空间院落（园子）展开的发散型、并置型空间结构方式，推进者情节的进展和主体的表现不同的女性也会有不同的空间体验，凸显出在中国女性主体建构过程中的本土文化的根基性作用与吸纳性力量。

当代新疆汉语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谱系研究

王志萍

昌吉学院

男性作家文学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常常带有符号或修辞的功能，其作用并非“镜子”式地再现女性的现实生活，而是用以表达某种政治主题、文化心理或作家自我身份建构中的生命体验和艺术想象。通过对当代新疆汉语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进行横向分类和纵向比较，可以梳理出被解放型、理想型、成长型等女性形象谱系。这些形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染有特定时代的鲜明色彩，但究其“社会性别”之源，反映出作家们的历史、思想、文化、审美等观念非常稳固的一面，也呈现出社会历史条件巨变的影响下缓慢发展变化的趋势。

文学的经验表达与经验的文学表达

 ——评李娟的非虚构写作

郑斯扬

福建社会科学院

李娟的非虚构写作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其表现为从视觉经验出发,向心理经验和情感经验扩大，同时牢牢把握世人与哈萨克牧民经验的共通性，将问题延伸至自然和人类、传统和文明、民族和国家等范畴。她把一种生糙的内在经验组织进文学的书写中，形成另眼看世界的艺术形式，创造出新的共鸣，使人们不断地参与到她艺术生产的过程中。李娟非虚构写作真正的成功之处在于，展现了个人经验的权威性，形成有关文学的经验表达与经验的文学表达的互动关系。这是非虚构写作的另一种文学观和伦理观。这对当代文学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扩展视野的意义。

李娟将一种隔绝于世的生活推进我们的视野。这个举动最大的意义，就是把经受考验、累积灵感、容纳理解三者结合起来，以不可预知的感受审视事物，突破书写的常规与惯例，获得了关于书写的激情。李娟从自己的时代出发，将书写建立在新的时间、地域和观念的基础之上，以最大的可能性连接阿勒泰当代与往昔的一切，展现了自我和哈萨克牧民之间共同的命运、共同的追求、共同的发展和存续。

新女性写作的另一种可能

 ——以梅卓的小说创作为例

徐寅

天津财经大学

新女性写作的出现，拓宽了女性写作的边界，其强调的将女性放置到社会关系中观照摆脱了女性自说自话的模式，希冀更多女性站在民族/国家的历史高度，结合自身文化特征来展现性别关怀。梅卓的小说创作早在《太阳石》《月亮营地》里就对部落历史加以关注，将女性命运同民族发展、振兴相结合，在家庭、社会、族群等复杂关系中探求女性的真实处境，到新近的《神授·魔岭记》中，她更是尝试对民族史诗进行现代性的艺术处理，当然，对史诗中的女性她也不忘投以特有的关怀，这些正是她基于民族文化立场之上，去进行女性价值书写的有效尝试。

从“拜金女”到“普通人”：90年代中后期女作家的城市叙事转向

郭如如

上海师范大学

在90年代中后期的女性文学城市叙事中，出现了两组耐人寻味的转向，其一是林白、陈染等作家的“个人化写作”，由卫慧、棉棉、上海宝贝等作家持续接力，她们笔下的女性们从幽闭房间来到消费场所，看似是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空间，但“个人化”的味道更浓郁了。其二是王安忆、铁凝、池莉等在80年代就已经取得一定文坛地位的经典女作家，面对市场经济所引发的城市阵痛和精神危机，她们都从此前擅长的日常叙事中抽离出来，有意识地形塑了阿三（《我爱比尔》，1996）、何咪儿（《何咪儿寻爱记》，1996）、宜欣（《你以为你是谁》，1995）等一批仓皇“遭遇世界”的城市女性形象；但随着对性别与现代化问题的思考逐渐深入，她们又在世纪之交将视点下沉到富萍（《富萍》，2000）、白大省（《永远有多远》，1999））、来双扬（《生活秀》，2000）等城市普通女性身上。

稍做分析会发现，第一组“个人化书写”发展到后期更像是一种变体升级，还谈不上转向；而经典女作家从“拜金女”到“普通人”叙事的集中变化，则较为完整地勾勒出她们在反思社会转型问题时，写作立场、审美理想、价值取向等各个面向的调整路线。研究这类转向问题，则更容易把握到文学创作与社会现实的互动线索。以上六篇小说较为集中反映出90年代经典女作家的城市叙事转向，但仍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她们笔下的女性形象是否同构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哪类形象可以真正与城市发生对位联结关系？为逃离第三世界而疯狂“献身”的阿三们是否应该理所当然地被纳入到后殖民话语中，这种解读方式与社会实际、作者意图之间存在多大缝隙？作家们经由视点下移所形塑出的新的城市代言人对于理解中国城市、中国城市化和中国现代化问题有何种意义？怎样回应这些问题，成为理解作家如何处理性别与现代中国社会转型关系问题的关键点，也在一定意义上显示了文学介入社会的功能及其限度。

第三组媒介、跨域经验与性别想象

1950年代台湾女性文学中的家庭叙事及其审美趋势

周海琳

集美大学

1950年代台湾女性文学创作仍存在多重认识误区。此期背井离乡的大陆赴台女作家不少避开宏大议题、转向“小我”家庭叙事。这种软性选择易通过当局出版审查。艾雯的姑苏旧家记忆、林海音的“城南旧事”、琦君的温州老家、张秀亚的婚姻创伤书写、孟瑶的纯情“心园”构建、谢冰莹的“养女”家变，徐钟珮的台湾新家体验等作品对几代中国女性命运变迁进行了较详实的文学纪录。作品也因涉及台湾现实生活中的女性生存众相，而成为中国女性文学史中不可或缺的文学资源。这些作品有回避现实、延续启蒙、折衷选择等倾向，表达了女性的现代苦闷、接续了中国抒情文学传统，开拓了台湾文学创作新天地。

21世纪女性文学的创作新变

 ——以台湾女性家族小说为例

樊洛平

郑州大学

从女性家族小说的发展过程来看，台湾解严之后，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陈烨《泥河》、萧丽红《白水湖春梦》这类家族题材作品，一反男性作家长期驰骋的书写领域，不断实现文学禁区的突围，它们多以第三人称视角介入家族史的创作，触及到“二二八”政治给家族带来的创伤。新世纪以来，台湾女性家族小说频频亮相，新的创作走向引人注目。其一，以家族史的书写，融入家国议题的思考，以此透视台湾乃至海峡两岸的历史命运，诸如陈玉慧《海神家族》（2010）、蔡淑芬《烛光盛宴》（2009）等。其二，以鲜明的自传色彩，呈现个人在家族历史、在生命河流中的成长史，而“寻父”的记忆又成为一道深刻的生命伤痕，诸如郝誉翔《逆旅》（2000）《温泉洗去我们的忧伤》（2011）、齐邦媛《巨流河》（2011）为代表的创作。其三，以女性视角的融入，凸显家族史书写中的性别色彩，强调女性家族小说的构建，如陈玉慧《海神家族》（2010）、钟文音《在河左岸》（2012）为代表的小说。其四，本着非虚构写作的纪实原则，不约而同地从家族史触及台湾的白色恐怖议题，以自己的方式去接近一部现代民族痛史，为往事并不如烟的家国历史、为苦难中成长的生命做见证，如孙康宜《走出白色恐怖》（2012），戴小华《忽如归》（2017），李黎《白鸽木兰》（2019）等。上述作品，显示出台湾女作家通过女性个人的情感、命运、家族的观照，构建女性家族史的新视角与创作面貌。

两岸历史语境下的少数民族女性经验与辨析

陆卓宁

广西民族大学

海峡两岸自1949年后的巨大历史变动以降，固然带来了社会政治文化的深刻疏离，但是，两岸女性共同背负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及其男权话语强势专断的压迫，这一固若金汤的传统文化霸权甚至经历过五四新文化的涤荡，也未曾有过根本上性的动摇，两岸女性经验则仍然共同呈现出典型的“中国性”。所谓“总是特别民族主义”。

进入到海峡两岸当代历史语境，而又特别呈现为一个特定区域的特别的女性经验。这又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进行观察。

一则，1980年代初,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先后传入台湾和大陆，一时间，中国女性文学与文化研究以超乎以往任何时期的盛势耸起于两岸的当代文坛，也标示着中国当代女性意识的觉醒已转化为两岸女性书写的主动行为。在大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思潮尤其成为女作家和女性文学批评者创作/批评实践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并逐步形成了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话语。在台湾，与大陆的女性主义思潮率先发韧于人文领域的不同，知识/政治精英女性在西方女权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下，更在“解严”前后政治体制面临巨大挑战大背景的加持下，首要的则是直面中国传统社会及其台湾政治现实中的女性处境；进而，社会妇女运动的凌厉之势，则迅捷地在思想/文学领域获得了强烈回应。

二则，经由后殖民女性主义对经典女性主义的逻各斯话语的拒绝，第三世界妇女在各种“话语场”中被“省略”的突出问题得以浮出。虽然，两岸不论是宏观理论建构还是经典女性主义分析批评都表现出了不俗成绩，但是，迄今为止，

论是大陆和还是台湾地区，专注于对“第三世界”少数民族女性经验的考察则仍然极为薄弱。

作为一个整体，海峡两岸少数民族女性，尤其是台湾地区少数民族女性因两岸政治意识形态的严重对峙至今仍然孤悬海峡东岸的现实处境，如何在主流话语霸权和主流女性政治以及族群内部男权政治的“共谋”下获得突围，并将其呈现为自我救赎与主体建构的担当；进而，如何共同以真切的生命体验，以看似迥异的形象，形构与传承中华民族精神，这无疑是无比艰困的巨大的挑战。

 “语言随意”与消费型儿童文学的性别书写

王帅乃

北京师范大学

以杨红樱作品、“查理九世”系列和“花衣裳工作室”系列为代表的消费型儿童文学有着巨大的市场影响力，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数量庞大的受众。独特的语言文体应用及其背后承载的思想意识构成了它们与“严肃儿童文学”的重要区别。从性别视角来看，这一文类的“跳脱性”语言松动了文本性别秩序，“语言拼贴”又有着去中心化的功能，但消费型儿童文学“语言随意”的文体特质不单有这些动摇传统性别话语结构的一面，亦有固化性别结构的消极面。分析“语言和文体元素”对消费型儿童文学文本性别书写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不但有助于为将来对更广泛意义上的儿童文学文本的相关研究打开思路，亦是文学批评实践意义和社会功能的有力体现。

汤汤童话生态书写研究

程箐

赣南师范大学

当代女作家汤汤汤汤2003 年开启儿童文学创作之路，之后陆续在《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等国内知名刊物发表作品。在 2007 年，汤汤发表了第一篇童话《守着十八个鸡蛋等你》，之后的短篇童话集《到你心里躲一躲》获得同年的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可谓出手便不凡。卓绝的艺术创作才华让她在儿童文学界崭露头角，也存在某种程度上促使汤汤跻身于童话作家的行列。在 2009 至 2022 年间，汤汤笔耕不辍，创作出了一本本匠心独运的童话作品，代表作有长篇童话《来自鬼庄园的九九 1》《睡尘湖》《流萤谷》《来自鬼庄园的九九 2》，《喜地的牙》《月野姐弟》《伊扣回来》《大马梦里来》《守护神一个》等“欢天喜地故事薄”系列童话，《水妖喀喀莎》《再见，树耳》《美人树》《小绿的樱桃》《愤怒的小龙》《雪精来过》等“汤汤奇幻童年故事本”系列，以及 2020 年的全新力作《绿珍珠》等，曾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金近儿童文学奖等各种优秀奖项五十余种，其中五度获得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三次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汤汤在早期创作中十分重视作品的儿童特质，在创作时没有刻意而为和故弄玄虚，一直秉承着以儿童为本位的原则，始终用温暖真诚的笔调为儿童们书写，关爱尊重儿童，反映社会现实，表达对自然乡土的热爱。她汲取了古今中外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中的优秀特质，始终坚持以儿童为本，创造出了一系列与儿童年龄相适应，与儿童心理接受特征相一致的作品，语言风格朴实生动，充满童趣，人物角色具有鲜明的性格，故事情节耐人寻味，富有奇幻色彩，向孩子们展示人性中的真善美元素，在游戏性情节中启发儿童。

在“鬼精灵”童话系列获得认可与成就后，汤汤本可以延续鬼童话的创作之路，继续为儿童创作有关于鬼的童话故事，但汤汤没有选择继续待在创作的舒适圈里，没有满足于当前的成绩而止步不前，而是勇敢地踏出转型的步伐，开启了新的童话创作尝试。从 2012 年开始，汤汤开始在童话中书写中国精神元素，抒写乡土中国天真烂漫的稚气，从平常生活中探寻人生与世界的真谛，创作了根植于中国传统乡村的“汤汤奇幻童年故事本”。2019 年的《小野兽学堂》为儿童展现了自然淳朴、快乐无比的山乡野村世界。2020 年底完成的又一新作《绿珍珠》用清浅而鲜活的语言，动人又细腻的笔调，讲述人类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对抗、和解过程，对科学、生态、人性等问题进行深沉思索。

作为新生代的儿童文学作家，汤汤独特的生活经历与思维视角，让她创作出许多天马行空又诗意温暖的童话文学作品。对于一位作家而言，童年经历往往是作家精神的起点，它决定着作家的美学取向与文学趣味。汤汤童年时代生活在浙江武义市郊的一个村子里，那是个美丽而宁静的村庄，田野、小溪、竹林里都充满了有趣的事物。在那一片天地里，她的生活是那样丰富多彩，她的生命是那么自在快乐，她自由奔放地生活在那片土地上，如精灵般快活地留下脚印。然而，今天的孩子远离自然，忘记了功利主义教育下大自然的无限魅力。汤汤看到了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对儿童精神培养和建设的不良影响，于是她在创作时从多个角度展现充满灵性的自然，让儿童能够感受到自然的内在价值，能够理解自然对人类的意义。

近年女性文学短篇小说创作观察

 ——基于《中国女性文学选》的阅读

张文娟张艺伟

曲阜师范大学

自2019年起，研究者对当年度的中国女性文学优秀短篇小说进行选编，结集为《中国女性文学选》出版。这是由研究者、出版界和创作者联动的文学行为，让女性文学、尤其是短篇小说创作以一种集体亮相的形式重回读者和批评界的观照视野。对年选进行序列阅读，不仅可以清晰把握近年女性短篇小说的创作动态，还能深入了解当下中国女性的生存状况，并由此对相关问题进行反思和展望。

当下女性文学研究的特点与问题

 ——从《女作家学刊》的编审谈起

赵冬梅

北京语言大学

创刊于2020年的《女作家学刊》，作为百年中国新文学史上迄今为止唯一一份专门以中国女作家为研究对象并刊发女性文学研究论文的学术刊物，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当下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尚未能进入核心期刊的新创刊物，为解决稿源问题及打开知名度的约稿与一定数量的自由投稿，是《女作家学刊》刊文的两个组成部分，也因此，这样一种民间性、原生态的刊文状态，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当下女性文学研究的常态，有进行切片分析的必要和意义。

刊文特点所体现的年龄/代际问题。在目前已出版四辑的《女作家学刊》刊文中，约稿的作者多为资深、知名的作家、学者，自由投稿的作者则多为在校硕博研究生、年轻的高校教师或各省市文化机构的文学从业者。前者多为经由个人的经验、阅历、思考直面作家/文本/文学现象的体贴、感悟、总结，很少当下论文写作常见的引经据典或西方理论加持，有着属于个人的素朴的思想和可贵的艺术直觉；后者的文章则多与其所在学校的学术训练、导师的研究方向、个人的理论阅读及当下的理论热点相关，如空间理论、感官研究、媒介传播、比较研究等，体现着当下典型的文本分析、学术操练的痕迹，通常用引经据典、西方理论代替个人的思考/思想。需要注意的是，后者会关注一些非经典/热门之外的作家作品或新人新作，而前者关注的则全部是经典/知名的作家作品。

该怎样介入当下的女性文学研究。编辑部曾收到几位男性作者的投稿，分别是辽宁省较为知名的作家、原山西省作协党组书记兼主席、山西某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教授，这几位作者的文章都是关于山西一位女作家的评论或为其长篇小说写的序。如果不是这一组投稿，由本人所代表的不少文学研究者或读者将不会知道当下有这样一位女作家，这位女作家还写了一部被称为填补了供销社史诗性长篇文学作品空白的《供销儿女》。由此所引发的思考是，作为专门以女作家为研究的学术刊物或女性文学研究者，是否应开阔研究视野，在关注经典/热门作家作品的同时，还应对众多隐入历史、时代尘烟的女作家及其作品投以关注，推进经典作家作品研究的同时，钩沉史料，关照当下，突破局限于狭窄视野内的文本复制，发现新的问题，并引领相关问题的讨论。

做好扎实的基础性和史料性研究，与对新问题、新的写作及理论现象的探究，应是《女作家学刊》发展的两翼。

论韩素音自传体小说的东南亚书写

王艳芳

江苏师范大学

作为一名长期生活在异国异域、胸怀中国并把自己当成中国的一员的华裔混血作家，韩素音自传中的中国书写和异域书写都颇为精彩。无论是对于早年老北京城里的外国人、混血儿的描写，还是对于香港、新加坡、印度、英国、比利时、法国等充满异域情调生活的描写，既表现出一种相对模糊的自我指认，同时也隐含着一种区别于自我的他者视域。并且在其作品序列中还存在一个由中国书写到异域书写、再到中国书写的重心转换的过程，这意味着虽然作家加入了外国国籍，长期生活在异域，但她的文化身份认同的重心依然依托于中国的政治文化，并在政治情感上越来越认同中国。当然，韩素音现象虽然非常独特，包括她的出身、她的经历、她的中西文化体验、她向世界宣传中国的内在动机以及她个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取向等都促成了她作品中的异域书写和中国书写的比重及其之间复杂而微妙的转换。

东亚汉文小说中的“佳人”旅行

狄霞晨

上海社会科学院

汉语中的“佳人”一词被同属汉字圈的东亚各国所吸收，成为东亚表述理想女性的共同“能指”。在国际汉学的视野下，可以发现东亚汉文小说中的“佳人”具有理想女性、理想自我与中国想象的三重含义。东亚各国虽然文化相近，共同接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各国的汉文小说中所呈现的佳人形象却有着耐人寻味的同中之异。在东西文化交汇的历史进程中，东亚“佳人”也在不同程度上从传统走向现代，她们逐渐摆脱了儒家看重的淑女特征，用女扮男装、投身戎马等行为作出抗争，表现出现代女性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来自中国的“佳人”走向了东亚，也融入了东亚，成为了世界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种东方女性形象。“佳人”是中国与东亚文学联系的桥梁，是一种文化多向互动的代表。“佳人”在东亚的“旅行”，让我们得以重新评估明清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意义与价值，也显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全球性意义。

新世纪日本华人/华裔作家的性别叙事与中国书写

陈晨

上海师范大学

新世纪以来，随着杨逸、温又柔、李琴峰等华人/华裔作家相继获得日本权威文学奖项，继而引发了海内外学者对全球化视域下日本地区华人书写新一轮的思考与探讨。在这些讨论当中，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旅居、移居日本的新移民华人作家群体成为焦点，有关对“中国”的内容占据了显眼的中心位置。可以说，从异域书写到“中国书写”已经成为当下讨论新移民作家作品的亮点与生长点。在这个背景下，当代在日华人书写充分彰显了超越以传统共同体为本位的多元文明共生性发展及其中国性主体的叙事特征，其离散/差异/共存等叙述亦可以视作文学共情视域下的他者文学表象。而女性作家的独特位置以及意义在于，女性书写中将国家民族等这样宏大叙事拉回到吃饭、穿衣、恋爱、婚丧嫁娶的琐屑生活叙事中从而赋予宏大主题以超越历史的厚实感。她们的发话与书写往往是将自己有性别的主体不断地介入种族与男性话语之中形成一种差异化的、带有异质性的文体进行表达。因此，华人女性的书写里总是包含着一种立足于差异性，更具包容性的国族想象与身份认同。

在多位当代日本华人作家中，女性作家的活跃与影响是不可小觑的。在当代8位作家中女性作家人数过半，获得日本主流文学奖并成功进入日本文坛的5位华人作家中3位均为女性 ，其中包括日本文坛上第一位获得芥川龙之介文学奖的杨逸，第一位获得日本开行健纪实文学奖提名的唐亚明，第一位获得群像新人奖的李琴峰。因此，考察在日华人文学写作中“女性作家”能够成为透视在日华人主体构建多重样态之际具有代表性的有效切入口。本文在梳理近30年来日本华人书写总体特征的基础上，以华人女性作家黑孩(1963—)，杨逸（1964-），温又柔(1983—)等为考察对象。分析同一在日／女性／作家三重身份下不同个体经验差异及其性别叙事，特别是对自己生活所在地的情感与身份文化认同中反复呈现的中国/内地想象，进而探讨其中国认同的独特性。

女性生命静海下的暗流

 ——论陈谦小说的心理叙事

李晓丽

中华女子学院

陈谦是北美新移民女作家的代表。正如诸多研究者所言，其小说最突出的特质是书写现代女性自我实现过程中遭遇的精神困境。深耕细作的心理叙事，使其小说看似朴素的现实关照具有一种耐读的品质。其小说如何化朴素为震撼的审美感受，值得我们对其心理叙事内涵与建构技巧进行深入探讨。

陈谦小说心理叙事画出女性“向上”飞翔过程中，看似平静的生命静海下凶险涌动的暗流。这暗流至少以三种样态呈现：一是来自于女性自我搏击的“寻岸”之旅。新移民女性经由中西文化碰撞的寻岸，她们的“岸” 不沉滞于生存本身，不趋同于男性成功的标准，亦不徘徊于爱欲满足，而是走向女性生命观的自在与自足。二是来自于两性共寻“美国梦”的过程中经受的性别伤痛。陈谦并不简单复刻圆梦过程中女性自我牺牲的常规故事，而是深耕女性独自作战所面对的“无物之阵”、“闭锁空间”等被遮蔽的心理世界，同时也超越性别对立的视角，对男性无力共担伤痛进行审慎客观的思考。三是生命伤痛的“代际传递”，这是陈谦小说独具魅力的书写。小说刻画女性深埋来自母女、父女等代际历史的心理创伤，呈现在时代大历史与个人微观历史中沉淀的女性生命脆弱与坚韧、偏执与纠结，坚守与撕裂，对人性进行深度的开掘。

陈谦小说以“节制叙事”、“慢叙事”体现出理工科背景作家搭建、打磨故事肌理的耐心。“错位式“、””“悬疑式”、“剥笋式”、“三一律”、“镜像式”等建构技巧，使得小说与日常世界形成一种落差和势能，与小说故事运行形成良好推进，拓展了心理小说的时空视域，这也是强化读者沉浸式阅读体验的重要法宝。

陈谦小说心理叙事的意义也在于作家自觉抵制“陪读夫人”式移民故事书写，在非类型化、非商业化写作基础上讨论新移民女性心理困惑。这种根植于新移民女性生存现实的新“问题小说“，与始于五四时期女作家开启的女性精神生存中的困境书写，与新时期不同历史语境中女性基于生存与爱又不止于此的精神探寻，具有鲜明的血脉关联。

陈谦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多来自摆脱了生存之苦的精英女性，小说所揭示的女性心理困境既是硅谷的，又是或将是中国本土的。因此，其对当下社会发展中女性必然面临的性别挑战的探索，具有一定超越性和前瞻性。

哀愁体验·空间想象·欲望言说

 ——异域启示与迟子建小说创作

赵树勤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文学对于迟子建的小说创作有着直接的启示作用，而这其中又以俄、日、法三国的影响为甚。首先，迟子建的创作秉承了俄罗斯文学中强健的现实批判意识，在对人类生存世相的描摹中展露出哀愁与悲悯之意；其次，迟子建笔下的空间书写则与日本文学有着明显的共通之处，借助传统的田园牧歌式的景象呈现来建构个人化的乌托邦世界；其三，法国文学通过言说个体欲望以破除禁忌的创作立场也丰富了迟子建对于人性的思考，她试图在灵与肉的二元对立中探寻新的平衡。整体而言，迟子建的小说创作立足于传统审美经验，对外国文学的接受体现出一种多元交融、和凝为一的特征，对这一现象的分析与阐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当代作家与外国文学对话的精神路径和创作姿态。

大女主热播剧中女性形象对传统文化的突围

王影君

上海理工大学

大女主热播剧是当下中国最炙手可热的霸屏类型剧，剧中的女主形象有着与男主比肩，甚至是远超男主的坚强、勇敢和智慧。她们置身于传统，却有着完整的自我主体意识，她们的形象领先于时代，对传统文化形成突围之势。这种文化突围在人物命运上，表征为大女主对其被传统家庭伦理所笼罩的生存场域形成突围；在审美维度上，表征为大女主的形象塑造对传统的男性审美凝视形成突围；在创作技巧上，表征为大女主因架空剧的无厘头叙事和时空穿越的叙事手段，对传统文化形成突围。这三重维度上的文化突围，究其原因，分别源自于传统文化伦理机制内在本就具有的薄弱处，大数据时代区块链承载起的草根的自我欲求可以通过群体数据进行表达的话语权力，及数字生存模式下人们对逻辑真实欣然接受的认知范式。大女主热播剧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成功突围，建构起将虚拟娱乐和现实生活中女性主体真实的自我欲求可以相互连接的想象的精神乌托邦。

第四组21世纪女性文学的新变

原乡隐喻：女性传统美德的功能化想象

郭力

哈尔滨师范大学

新世纪乡土文学的书写中，女性形象在道德、伦理及自认标准上的差异也成为了作家们关注的重点。一方面，这源于作家们创作视点的下沉。土地的朴素、宽广、深厚能够为作家提供更宽阔、深邃的思考与创作空间，实力派作家进入新世纪以后，大多有乡土题材作品问世，如毕飞宇的《平原》、贾平凹的《秦腔》、铁凝的《笨花》、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莫言的《生死疲劳》等。另一方面，乡土文化的存在与发展既是中国文化的特色道路，也是中国文化的稳定根底。因此，在新世纪乡土作品中部分女性形象身上所呈现的传统美德也是对乡土文化的新理解与新阐释。而对女性形象传统美德的书写上，男、女作家也选用了不同的视角与立场，并体现了对于女性身份的不同思考与建构。

人与河的互动：新世纪女作家的乡村书写

朱育颖

合肥学院

河流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的代表物和象征物，对乡土中国的运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跨入新世纪的门槛，城市化进程提速后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狂奔，边缘化、空心化乡村的落寞触动了当代女作家的情怀，感受到广袤大地上乡土中国现代性蜕变的痛苦灵魂，把视野投向广阔的乡土世界，也投向历史深处的女性主体，将河流——乡村——女性加以链接，大胆反映急需振兴的乡村的真相、农民的忧虑和个人的思绪，河流这一自然物象携带着多重寓意，成为文本中颇为醒目的标识。人与河互动双向阐释，引水入文书写乡村共同体。

论徐棻外译改编戏曲中的悲剧女性

苏琼

厦门大学

徐棻的戏曲新编创作堪称新时期以来“新戏曲美学”的代表，值得大书特书。

从1961年调入成都市川剧院从事戏剧创作到2021年，著名女编剧徐棻⁵已经在戏剧创作领域深耕六十载，其艺术生涯则已走过七十周年。以川剧为核心，戏剧创作涉及话剧、舞剧、京剧等多种类型，徐棻不仅是川剧史上的第一位女剧作家，而且是中国戏曲界的一块金字招牌，更是罕见的戏剧创作被译成英文出版的戏曲女编剧。本文以2018年出版的徐棻汉英对照剧作选⁶为具体研究对象，解析其外译剧目中的悲剧女性及其性别意识，关注女剧作家戏剧对外传播的重视。

这套剧作选以汉英对照“川剧简介”代替外译前言的模式，封底仍然是两句话推介一个地方戏曲剧种“川剧“，昭示了女剧作家推广川剧及中国戏曲，以一种代表性的地域文化拓展全球视野的企图⁷；既能弘扬以戏曲为典范代表的民族文化形态，也能成为戏曲出国演出之外地方戏剧走向世界的一种文本模式；而塑造悲剧女性形象，书写女性命运、女性境遇的女性题材，最易引发共鸣、达成共情，是联结（中国）地方与世界的绝佳切入点。由此，不妨将女性戏曲外译升华为一种文化政治策略。

《徐棻剧作选（汉英对照）》含外译改编戏曲剧目八个，上卷《死水微澜》《欲海狂潮》《目连之母》《尘埃落定》、下卷《庄子与田氏》《马克白夫人》《马前泼水》《红梅记》，均是其川剧代表作，风格多样，差异明显。女剧作家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这八个剧目均以女性为主人公且均以悲剧收场。《目连之母》《庄子与田氏》《马前泼水》《红梅记》改编自古典文本，细致描摹被压抑被迫害的各类旧式女性；《死水微澜》《尘埃落定》改编自中国现当代小说，塑造时代变革中的各阶层女性，村姑、女奴、土司女儿；《欲海狂潮》《马克白夫人》改编自外国经典剧目，刻画精神反常充满欲望的女性。

在改编过程中，这些剧目完成了对原作的“解构-建构”，重塑了一个川剧女主人公的悲剧形象谱系；女剧作家的性别意识、个人理念与艺术偏好也在改编过程中得以具体呈现。如果说，女性主义支持女人与女人为自身而做出改变，那么，这些戏曲剧目中被改编得更容易令女性主义者接受的女主人公，对加诸给旧式女子宿命悲剧的反省与反叛，以及为塑造悲剧女性形象而重新组织的戏剧情节，展现女剧作家的性别意识。全文拟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辣味标识的川剧女性形象谱系

川剧的本体特点，适合演绎性格激烈带点“辣味儿“的女性形象。传统剧目倾向于将女性置于受害者地位，常常忽视她们的能动性。女剧作家无力改变历史上女性生存的悲剧结局，却赋予了她们自主性，女主人公的主观能动性增强。徐棻塑造出一系列与众不同的“辣妹子”“坏女人”，构成川剧舞台上独特的“她人”场景，丰富现有戏剧人物画廊。她们同传统剧目里的经典男性形象一样，体现本民族的文化精神与伦理价值。

二、凸显欲望的悲剧主题及情节改编策略

艺术与欲望、哲学与死亡，密不可分。徐棻改编川剧注重哲理思辨，长于探讨女性与永恒的欲望主题及其悲剧性。例如，从旧戏《目连救母》到新戏《目连之母》，剧名只有一字之差，主人公却由目连转换为傅罗卜之母刘四娘，情节由男性英雄（儿子）拯救女性受害者（母亲），变为一个遭受多方压迫、数次妥协求全、怀抱深沉悲哀的弱女子被逼无奈的精神成长史。刘四娘一步步挣脱旧礼教的束缚，被压抑的各类情感欲望，逐一得以释放。

三、夹杂阶级对抗模式的性别意识

传统戏曲重观赏，视听享受于（男性）观众颇为要紧。跟随戏曲现代化的进程，受过现代教育的女编剧、女观众、女评论家进入剧场，提升了戏曲创作主体、主题、取材等方面的性别意识。徐棻本身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女性主义者，经其改编，这些外译戏曲剧目重塑了古典意义上的女性气质，重构了女主人公的精神世界，她们的内心坚定而自足，并在勇敢地反叛性别秩序与自身弱势地位的过程中得到乐趣。例如李慧娘，哪怕变成女鬼，也要与阶级暴力与男权威压抗争到底。再如《尘埃落定》的改编，同一演员分饰两个地位、性格迥异的少女，增强戏剧性的同时，也改变了原著对女性与阶层的观点。

论王安忆近十年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刘杨

杭州师范大学

2011年，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天香》借一群女性如何挽家族倾颓于即倒，从女性的技艺和情谊出发了回望上海的历史。小说虽然以女性形象为中心，也在性别对照中流露了女性意识，但其叙事的关切主要在于大历史、大文化。及至2016年，王安忆的《匿名》以男性为绝对主人公，探讨被现代文明遗忘的文化世界。王安忆在此后的中长篇小说中，并不致力于将女性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塑造，而是在更广阔的历史视域、社会结构和性别认知下书写人物。王安忆近年来的小说更侧重于以男性为中心结构故事情节。这看似降低了女性在小说中的主体地位，其实更准确地呈现出女性在男性为主导的百年社会变迁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不能忽略的是，一位女作家对男性的看视和对女性的书写，毕竟还是有所不同。王安忆小说塑造的女性形象，在性别的差异化呈现中展现出思想的层次与精神张力。无论是《匿名》中对生命与文明的理解，《一把刀，千个字》对改革开放前中国现代史的叙述，还是《五湖四海》对改革开放历史的追忆，都显示出王安忆强大的叙事企图。这一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大多不能支撑起独立的情节线索。女性形象的的地位和作用较之《天香》及以前的作品明显下降。从叙事功能上看，王安忆摆脱了女作家对女性形象的偏爱和重视，通过对男性的看视，冷眼旁观男性在历史与现实中的际遇和作为。在塑造这些女性形象时，王安忆常将之至于晦暗不明的命运中，使之与男性形成相互参照的审美意义。相比于女性形象的单薄，男性形象则成为王安忆解剖时代和历史的工具，女性形象反而显得更为贴近本然状态。王安忆自然不会彰显和欣赏男权话语，而是借站在男性旁边的女性冷眼旁观世界的权力结构和运行轨迹，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思了男性主导的社会历史，如何压抑和限制了女性的主体性和价值观。

 “小传统”中的“大历史”——《五湖四海》里的中国故事

邱田

电子科技大学

王安忆新作《五湖四海》聚焦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在社会、经济、情感等方面的生命历程与情感体验，以张建设、修国妹一家的事业发展和情感经历为核心，通过“深描”的方式书写当代中国人的创业史和心灵史，小说在家庭内部和日常生活中把握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脉搏，在道德伦理与情感困惑中重现高速发展的当代中国，试图在在“小传统”中重新探寻“大历史”的真相。

上海青年女作家伦理叙事的情感结构

韩旭东

南开大学

晚近上海青年女作家打破性别身份—都市体验—日常物质的结构性困囿，不再执迷于现代消费符号矩阵和媚俗空虚的海上怀旧，她们在时代转型之际，转向探索新型人际交往伦理和内面情感体验，善宇敏锐捕捉人微妙的情绪变化和刹那瞬变的情动，主体间情感交锋下暗藏伦理玄机。在张怡微、王占黑、周嘉宁、沈大成的小说中，现代人是情感主体，“情”即人性。本文在情感转向视角下，拓宽情动的指涉外围和情感结构的内涵，以上述女作家的代表作为研究对象，在主体间性与人的内面探索中，审视青年女作家的转型期伦理观和情感认同。文章借“衔情话语”将“情感”过渡到“观念”，体认情感强度和情动背后的伦理观，以考察女作家非凝固化的情感结构。张怡微与王占黑长于以新时代青年温和的批判性视角重新审视家庭伦理对青少年成长记忆中情感结构构形的塑形力。张怡微认为现代亲情之爱的表达与灌注，是在破除父权等级制的前提下，注重亲属间情感的互惠性。王占黑模拟青少年儿童的语气和观看视点，对焦创伤性家庭中的亲情伦理，以承认视角呵护受伤的长辈，在亲人间建构主体伦理关怀。周嘉宁意在探索新世纪青年的精神自由何为，认为主体情感的独立与自由，精神状态的完满与自足，是城市女青年情感结构的完满与欢喜。沈大成借科幻叙事暗示青年对城市文明病的焦虑意识，精神漫游弥散与幻想扭曲的赛博空间中，情感是超越机械科技的暗能量。综上所述，“情”孕育人伦本能，缔结非血缘主体间共在的可能，也让个体自如自在地在真幻空间中精神流浪，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之再临，足以说明新世纪女性文学重返“五四”起跑线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当年离家的年轻人

 ——读余静如

相宜

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在《何为真正生活》中讨论了今天做年轻人的意义与无意义：“什么是真正的生活？这就是哲学家的唯一问题。还有，如果存在着败坏年轻人的行为，不是出于金钱、快感、权力的目的，那就是为了让年轻人明白有着比所有事物更好的东西：真正的生活。某种值得的东西，某种值得去过的生活，这种生活远胜于金钱、快感和权力。”这也是余静如在小说创作中努力探索的方向。余静如笔下的残酷青春，直指社会现实，无家可归的青年人越来越成为世界性的社会问题，那些离家的年轻人在某种生存边界时，会奋力不顾一切追寻高远而浩渺的愿景，抓住那些试图改变他们平庸人生的机会，渴望能够勇敢地摘下他人的有色眼镜，直视眼镜后蔑视的双眼。他们发现自己具有某些从未注意过的力量和内心疯狂追求“真正生活”的冲动。

论魏微《烟霞里》的“气境”

曹霞

北京外国语大学

《烟霞里》以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史为背景，以编年史形式讲述女主人公田庄的生活史和生命史。小说对“田庄性格”施以深描，钩沉出了“70后”的历史际遇及其精神与性格的某种普遍性。通过田庄的视角，小说呈现出了南方的广阔与丰富，建构起了“去乡愁化”的南方叙事。最重要的是，魏微以“烟霞”这一意象对中年人的生命感受进行指涉和命名，接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气境”美学，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叙事模式和诗学经验。

郑小琼诗歌中底层书写的意象呈现与性别关怀

王怀昭

中山大学

在郑小琼底层女性生命经验的诗歌书写中，“蝙蝠”承载了诗人的性别绝叫，“铁”则成为诗人坚韧刚强的生命意志的外在投射，“火”指向的是诗人追求真理的精神与生命之火的燃烧，由此，诗人构筑了独属于打工女性的诗歌意象以及意象群，以意象及意象群凝结诗人自身的性别经验、打工女性的伦理经验，进而传达诗人的底层伦理关怀。在诗集《女工记》中，诗人暂时搁置以前那种复杂多变的意象技巧，开始以意涵丰富的情感逻辑贯穿诗歌始终，在叙事场景之间作着女工的故事与内心剖白的自由转换，从而在呈现打工女性的性别经验的同时也流露出诗人可贵的性别关怀。

新世纪初女性文学主体的间性趋向

陈娇华

苏州科技大学

“主体性”指主体的独立自由和自主能动性。这是一个与启蒙理性相伴生的概念，“文学是人学”是其重要内核。文学主体性自“五四”“人的文学”观念提出以来一直得到重视与强调，只是后来由于时代社会和文学思潮的发展演变，文学的阶级性、政治性逐渐覆盖主体性。直至1980年代中期，“文学主体性”才重新得到倡导。女性文学主体性也经历类似的发展演变历程，即由“五四”时期“父亲的女儿”到193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社会化女人”，到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至1990年代的“女性自我主体性的建构”，再到新世纪初多元并存、和谐共在的女性主体间性状态。

“主体间性”指“在自我本身和经验意识的本质结构中，自我与他人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为我的世界不仅是为我个人，也是为他的，是我和他人共同构成的。”胡塞尔提出“主体间性”概念是为了克服现象学还原后面临的为我论倾向。新世纪初女性文学主体呈现出的间性趋向，即不再强调女性自我主体的建构与凸显，而是更多的呈现女性主体与包括男性、社会、历史、自然等多元复数主体的和谐共在、交互共生状态。这从新世纪初女性文学创作对女性与男性、社会、历史及自然万物等关系的处理、反思审视意识的涌现及话语方式的探索等方面得到体现。可以说，新世纪初的女性文学创作真正实现了埃莱娜·西苏所憧憬和勾画的新型女性写作蓝图，即她不固守自我，“她有能力成为其他人，化为其他人，成为与她不同的其他女人，成为他，成为你。”“她们观察、接近、努力看到别的妇女、孩子和爱人——不是为了加强她们自己的自恋，或者证实主人的坚强或软弱，而是为了让爱更美好，也是为了创造。”

主体间性为女性文学创作开阔了全新的视域，丰富了作品的思想文化意涵，使作品更贴近女性的生活、生命和生存状态，贴近人本身，从而更具象化、也更具超越性地深化“文学是人学”的命题。新世纪初女性文学主体间性趋向的形成既有时代社会、文学思潮的影响因素，更是女性文学创作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但是，女性文学创作的这种间性状态是否会导致女性意识的消解，以及女性文学情感魅力的钝化等？这是女性文学创作与批评需要注意的问题。

21世纪女性电影性别关系新走向与女性电影新空间

周雪花

河北师范大学

21世纪的10年代后，女性电影在性别关系上出现了一种新类型，即保护者—行动者的关系，如在电影《无问西东》《吹哨人》《你好，李焕英》《穿过寒冬拥抱你》等影片中的呈现。在这些影片中，女主人公是主动行为的实施者，男主人公是则是救助者和帮手，两性关系从疏离趋向了和谐。这一类型是在经历了主体性的充分启蒙之后，经历了性别对立的深刻反省后呈现的一种新型关系。在当今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既要打破男性霸权，也要警惕女性强权，更要警惕以女权之名制造的性别关系的割裂。在彼此尊重与包容的基础上，在平等的交流与沟通中，构建新型的性别关系，发掘女性电影新的表现空间。

劳动、情感与伦理：对女性向网络小说“种田文”的解读

周敏

杭州师范大学

网络小说“种田文”基本属于女性向网文范畴。在其中，“劳动”被重新确立为女性的核心价值/魅力所在。会劳动，不仅能迅速改变女主的生存处境，也能为其赢得优质异性的青睐。劳动的能力与意愿，也是区分众戚们（这是与宅斗文相融合的种田文之基本设置）在道德上好与坏的重要标准，而种田文的基本社会关系是一种围绕着劳动所形成的关系。如果说种田文是一种强调家长里短的新世情小说，那么填充这一世情的，正是劳动。

劳动甚至成为种田文的主要表现对象，是女主们奋斗升级的“金手指”所在。在此情形下，原本应有的言情主题被冲淡，沦为点缀与附属。女主在劳动中发现自己、实现自己、成为自己，而爱情几乎只是发现自我过程中的奖赏。但不是说情感不再重要，只是情感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亲情在其中的占比变重，甚至比爱情更值得珍视。尽管种田文中充斥着人伦的冷漠乃至残酷，但反而凸显了亲情的至关重要，并构成女主劳动与奋斗的基本动力。

但消费主义的逻辑仍在背后发挥作用，主要表现为劳动可以快速变现，劳动所得的产品几乎无一例外是那些不愁销路的热销品，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距离与障碍都被取消了。在此想象下，劳动完全等同于财富。于是，诚实劳动在这一“异托邦”的世界重新获得了活力与尊严，并占得了伦理的高位。女性所受到的压迫与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自然解除，成为自己变得可欲。

近些年，在“种田文”这一类型逐渐演化为与“空间文”“系统文”相融合，劳动叙事随着发生变化，劳动的困难度进一步降低，几乎让女主“躺赢”。这一新的快感叙述既消解了劳动的意义，又反向凸显了女性的困境。

网络女频小说中的性别叙事展演

刘琳

厦门大学

“性别”书写是新世纪网络女性写作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透视网络文学的重要窗口。新世纪的网络女性写作呈现出直观、感性的视象化叙述策略，并以唯美感性的视象化叙事风格来描写男性身体及气质。尤其是，在已成为现象级文化现象的“耽美”等女频小说的写作和阅读中，显见地呈现出耽于“美男”的性别“凝视”现象，传统的男性/女性与看/被看的性别序列在这里被悄然置换。本文拟从这一层面来审视网络女频小说中的性别话语及其相关现象和理论背景，借用拉康的“镜像”理论和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表演”理论，透视网络女频小说创作现场，认为其在性别书写中“呈现”出了颇有意味的“表演性”特质：通过身体和语言的“表演”，网络女频小说在以多样性的题材对男女性别及其关系的可能性进行着另类想象或尝试。

 “新红颜写作”：网络媒介生态中女性诗歌发展的阶段性考察

余蔷薇

武汉大学

“新红颜写作”从出场到退潮是网络媒介生态中女性诗歌发展的阶段性现象。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博客成为最为普遍、自由、迅捷和重要的诗歌生产、传播媒介。2010年，诗人、评论家李少君、张德明，将网络—博客时代青年女性诗歌写作作为一个诗歌创作群体，以“新红颜写作”将之命名，在诗坛引起不小的反响，一大批诸如金铃子、横行胭脂、李成恩、施施然、衣米一等通过博客进行诗歌创作活动的女性集体出场，并以此受到比较广泛的关注，这一群体在后来的讨论中甚至扩及70女诗人及郑小琼等打工诗人。但2013年以后，新浪博客进入了长久系统维护状态，标签、评论等诸多功能已经停用，绝大多数博客主页也被隐藏。除了已出版的以“新红颜写作”命名的诗集以及为数不多的个人作品集，大量作品就随着新浪博客的濒临关停埋葬于网络空间。

如果从媒介生态角度来观察，“新红颜写作”从出场到退潮的历史与博客这种自媒体的兴衰密不可分。女性诗歌写作从“五四”时期兴起，就与当时的报刊与出版媒介密切关联。古代女性诗歌写作可以从《红楼梦》得以一窥如何兴盛，但没有大众媒介将她们介绍出去，结果在现实中，就只能像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悲愤诗》幸运地被曹操及其与《后汉书》的关系携带出来，李清照这样的名家也是作为著名学者的妻子被学人圈带出来，而明代柳如是等名妓的诗也是在她们与大学者的交往被带。古代社会有文化教养的女性的写诗填词一般是没有媒介机缘进入公众视野的。1980-1990年代是报刊与出版媒介盛行的时期，纸质媒介的繁荣催生了女性文学的发展，高扬鲜明女性意识的精英女性诗歌写作集体亮相。当报刊、出版等纸质媒介时代转变为互联网时代时，博客这种自媒体的出现，使兴起于“五四”、繁荣于1980年代的女性诗歌写作走向文坛之外的草根。而博客自媒体被微信朋友圈等移动自媒体取代后，面向公众的自媒体走向了私人社交圈子的自媒体，“新红颜写作”也就走出了一般公众视野，消失到类似“大观园”的圈子化了。

三、会务联络

在会期间，您有任何需求，请随时与会务组同学联系！

四、参会人员通讯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