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学中文系 谢雪梅
作者简介：1971年生，女，四川雅安人，文学博士，云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国女性文学委员会理事，研究方向：叙事学、女性文学、文化研究。
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本是嫁接西学的新生学术产物，进入21世纪以来呈现进一步的深化发展的格局，日渐走向学术反思的成熟阶段。7月19至20日，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职大学报》主办，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南开大学文学院、上海大学文学院承办的纪念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成立20周年暨中国女性文学第12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呼和浩特隆重举行。东道主呼和浩特职业学院院长李怀柱教授为大会致欢迎辞，《职大学报》社长王茂元教授为大会致辞。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研究员莅临并发表重要讲话，白烨会长充分肯定女性文学委员会的工作，同时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精神，对于女性文学委员会的今后工作作出指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暨女性文学委员会老领导张炯先生为大会发表“我国文学划时期的演进”的热情致辞。女性文学委员会上届主任委员谭湘女士因健康原因未能到会，厦门大学林丹娅教授代表谭湘主任向大会做出工作报告，回顾女性文学委员会创建20年以来的发展与工作成绩，向前辈学者的支持表示感谢。女性文学委员会本届主任委员乔以钢教授宣读第四届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成果表彰奖获奖名单，各位领导嘉宾为10位获奖作者颁奖，本次评奖活动由冰心文学馆协办，颁奖仪式既简朴又庄重。6位海内外学者在颁奖仪式之后作出相关主题发言，导引丰富开阔的研究视野，上百名学者参与会议研讨，展示出新时期学术反思的多元化拓展与本土化进程的发展方向。
20世纪80至90年代，随着西方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及其文学批评思潮的广泛传播，中国学界掀起女性文学研究的热潮，曾经一度成为“显学”，“显学”时期的繁荣景象谢幕之后，“跨文化”作为关键词日益凸显学理上的重要性，成为本次会议的研讨主题。与会学者立足本土文化，探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女性主义”、“女性意识”、“性别意识”、“厌女症”、“女性书写”等概念，考察中国女性文学的历史性、民族性、地域性，反思本土的理论实践，积极建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学科领域。
南开大学乔以钢强调对于西方性别理论资源的开掘与整合是重要的跨文化研究课题，应当充分审视西方性别理论生长与实践的文化机制，避免生硬地剥离相关文化语境加以套用，还应结合本土语境赋予“跨文化”相当的包容性，比如少数民族跨族别的“双语写作”研究。上海大学董丽敏批判中国学院派的“女性主义”话语近30年来仍然锁定于西方文化语境之中，基本脱离本土历史传统，面对市场经济体制、单位制的解体、全球资本主义的盛行，如何重构中国妇女的“政治化”性别话语是亟待解决的现实话题。贵州师范大学林树明回溯20世纪8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中“性别意识”的逻辑支点，展开“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的辨析，辩证地汲取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观念，持守女性价值，倡导两性平等的基本立场，促成“性别意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云南大学谢雪梅论述“性别意识”在女性文学中生成的叙事动力，“性别意识”由此衍生于中西方女性文学中异质的文化逻辑，探求对于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的现象学哲学反思。长春师范大学刘钊指出在“拿来”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同时不可忽视中国古代妇女文学、近现代女性文学、当代女性主义文学的本土文学资源，以此建立符合中国文化实情的性别诗学。云南大学降红燕倚重罗宾·沃霍尔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个案，借鉴女性主义叙事学擅长内部研究的审美认知模式，由此补足以外部研究为主流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审美观照。杭州师范大学王侃清理近10多年来学界内部滋生新型“厌女症”的学术史根源，指出新型“厌女症”并非“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卷土重来，而是源自漂浮于西方女性主义思想表层的概念游戏、话语垄断的学术病灶，“女性文学研究”这一学术共同体已经走到应当反思的阶段。台湾政治大学范铭如剖析女性书写空间失衡的三重因素，在于社会空间、文化生产空间、叙事空间的性别阻隔，导致女性书写偏重城市题材甚于乡村题材，女性文学研究应当自觉拆除“三面墙”，敞开不同空间类型的生命状态，促进女性主义思潮的跨国性传播。美国德儒大学柏棣通过透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考证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认为女性、女性文学作为现代历史的产物，如同所有的历史概念必然包含革命性、局限性、保守性，当下以“私人空间”、“个人的就是政治的”为特征的中国女性文学正在走向女性文学的“小时代”，“大时代”应当是对社会生活的展示，这是女性文学研究需要关注的现实领域。
“跨文化”研究视野引动华文女性文学的研究增长点，身份认同、自传体写作、少数边缘族群写作得以更为深切的言说。旅日作家林祁细读日本“新华侨”女作家孟庆华的自传体小说《告别丰岛园》，展示日本“新华侨”女作家徘徊于两种文化之间、历史与现代之间、男性与女性之间的作为“他者”的身份认同的焦虑，引证日本华文女性文学具有特定的“他者”属性，既不同于母体的中国文化，又不同于异体的日本文化，消解中心化与终极理想的幻觉，生成的是一种新型的异质文化。旅美作家吕红融合自身的写作经验，实证作为少数边缘族群的华裔女作家的特殊写作境遇，在写作中追溯失落的自我，展现自我历史写作的女性世界，表达华裔女性的自我身份认同，在两性世界的裂缝处开掘纵深的情感世界，编织未经男权话语与某种模式化的女权话语感染的原生态文本，显现美国华文女性文学的丰美人学内涵，在多元文化中不断嬗变，为女性文学研究催生新型的跨文化观念。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20世纪最富活力的批评领域，反叛并解构父权制文化传统的“菲勒斯中心主义”，强力重构女性文学的文学传统，呈现动态的开放性思想特征，中国新世纪女性文学研究受其浸染，绽放百花齐放的研究格局，细读文学文本并重塑文学传统，显现本土的新型文化特质。与会学者研讨视域广阔，涵括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两栖者”女性文学、残疾人女性文学的写作身份研究，推进“乡土化”、“在地化”、“边缘化”的写作主题研究，处于社会底层的边缘妇女群体如乡村妇女、被拐妇女、打工妇女日渐成为新世纪女性文学创作关切的对象，同时涉及新世纪台湾女性文学创作。
广西民族大学黄晓娟分析新世纪以来30位获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女作家作品，少数民族女作家经由写作促进民族向心力与中华文化认同，体现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合肥学院朱育颖辨析新海归女作家近作的叙事策略，引申“两栖者”的跨域言说话题，正是游走中西的“两栖者”的多重身份奠定跨文化叙事的越界视野。四川师范大学邓利发掘女性残疾人作家群，以张海迪、纯懿、春曼、心曼的作品为例分析，展示“残疾”与“女性”的双重身份如何赋予特别的性别关怀，女性残疾人作家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为中国当代文学奉献出新的元素。苏州科技学院陈娇华关注新世纪初现身的贵州女作家王华的“三农”题材作品《花村》，提出这篇本年度2015年发表的新作直呈“中国乡村疼痛”，表达乡村妇女在城市物质文明侵袭乡村生活空间之后的悲剧境遇。太原师范学院赵春秀抒写新世纪山西新崛起的女性小说作家群，葛水平曾以连续发表《狗狗狗》、《喊山》等作品震动文坛，确定这一作家群体承继“山药蛋派”的现实主义传统，书写主题充满山西本土普通民众生活的人生境况。济南大学刘传霞聚焦新世纪被拐妇女叙事，梳理严歌苓的《谁家有女初长成》、星竹的《中西部》、刘增元的《断侉子》、鲁人的《买媳妇》等小说中的被拐妇女命运抒写，呈露底层妇女的苦难深重的生存世界，提出作家如何走进真实世界的艺术创作命题。中华女子学院李晓丽张扬当代女诗人郑小琼的打工题材诗歌，认为“女工”主题在诗人源自天性的质朴诗艺中得以理想呈现，当打工妇女面临集体失语的生存困境时，郑小琼诗歌的“铁”系列意象为打工妇女打开话语的通道，展示底层生存的伦理反思。台湾静宜大学陈明柔并置台湾女作家陈玉慧的新世纪出版的两部小说《海神家族》与《CHINA》，提炼作家关于离散与回返的自我放逐与救赎的书写主题，从而象征空间漂泊与追寻路径。
有的学者还就新世纪女性文学创作作出理论策略分析，形成深化的研究空间。哈尔滨师范大学郭力论述近年女性长篇小说历史叙述策略的选择，以迟子建的《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铁凝的《笨花》为诠释个案，表明两位女性作家是以细节叙述复活历史故事，是挑战宏大“正史”叙述的女性书写策略。美国海外中国妇女学学会苏红军指出新兴文学已向女性文学研究提出三类挑战，自然小说、科幻小说、底层小说、打工文学提出如何介入社会，科幻文学、官场小说、法治文学提出如何介入政治，网络文学、通俗文学提出如何介入经济，认为西方女权主义思想注重文学与经济制度关系的理路可以开阔新世纪女性文学研究视野，籍此重新思考“女性”与“社会性别”的基本概念。
女性主义主义文学批评兴起于女权主义的妇女解放运动，女权主义者为颠覆父权制作出巨大的努力，女权主义思想本身隐含诸多解构的成分，这种解构的根本效果在于消除中心与本原，消解自古希腊以来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坚固传统，解构目标指向“逻各斯中心主义”，也是指向象征父权制的“菲勒斯中心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保持鲜明的政治实践性，具有浓厚的文化批判色彩。与会学者展开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研究主题，思索现当代女性文学与政治、历史、伦理、地域等因素的内在联系，也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本土开展的理论实践，以此拓展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深度。
厦门大学林丹娅剖析现代女性散文书写中的解放，包含逃婚、木兰式男性化从军、异性爱困境、性别境遇与麻烦，认为高唱“打倒恋爱梦”的革命女兵们在革命与战争的洗礼中更为尖锐地深入性别问题，成为中国女性散文的现代性特征。阜阳师范学院毕新伟清理中国传统社会的女性工读文化教育史实，认为明清江淮才女文化教育独立于男性耕读传家的主流文化，并且赋予女性文学书写诗性的光辉。广西民族大学陆卓宁指出清末民初留学欧洲的女留学生构成早期欧洲华文女性文学书写的主体，苏雪林是最典型的个案，形成不同于以严歌苓为代表的当代北美新移民女性文学的激进与启蒙的精神嬗递。铁道警察学院张欣杰批判20世纪70至80年代中国文学中知识女性的身体病症与“性别意识”，无论妥协还是对抗男权社会，知识女性无法超越男权文化而难以定位自身，身体的“疾病”源自精神的“疾病”，表征女性文化力量的虚弱性。首都师范大学王红旗比较严歌苓的《妈阁是座城》与张翎的《阵痛》两篇小说，以家族伦理的视角重释性别文化，反思两性个体人性的复杂嬗变，呼唤现世代人类心性的“母性归属”，以此抵抗男性“大我”的异化文化。郑州大学樊洛平比较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与大陆新女性主义小说创作，考察两岸新女性主义小说创作挑战男权中心话语的同构性与差异性，前者风格是“生活的现实主义”，后者风格是“痛苦的理想主义”。昌吉学院王志萍研读当代新疆女作家李娟的散文篇章，肯定作家“把自己写进本文”的自觉书写态度，正是作家“阿勒泰”散文系列散发空灵气质的逻辑原点，回应埃莱娜·西苏对于女性书写的期待，从男权文化的彼岸回归自身。
与会学者还就张爱玲研究形成文化研讨热点。江苏师范大学王艳芳着重张爱玲游记《重访边城》中台湾与香港的文化地理书写，认为其间流露作家对于旧上海的眷恋不舍，构成参差映照的唯美图景，折射张爱玲一生独爱苍凉的审美法则。香港浸会大会林幸谦解读张爱玲自传体小说《小团圆》的“圣杯”意象，寻味小说中男女主人公对应于胡兰成与张爱玲的形构，小说中出现的中世纪“圣杯”描述暗示男女主人公的古典爱情之神圣崇高，指称张爱玲借用“圣杯”的符号意象重新诠释自我的爱情追忆，并在颇带争议的情与欲的叙事中重建自我与主体的形象，经营复杂而多元的象征语言。日本国立德岛大学邵迎建并列白薇的《打出幽灵塔》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指称张爱玲曾经声明自己不愿排入白薇们的行列，并在如此鲜见的比较中解析两个文本及其语境，白薇的文本高调，充满时代口号，结局却是黯淡，女革命者非死即疯，张爱玲笔下的低品格女性遭遇战争反而修成正果，指出两个文本是两则寓言，表征两位作家分别所处的大革命时期与抗日战争时期的女性状况的特质。
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思潮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女性主义理论对于性属问题产生新的认识，此后派生出新兴学科性属研究，性属研究同时接受妇女研究的影响，性属研究区分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研究男性与女性的社会与文化建构。性属视域中的文学批评超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范畴，可以扩展至男性主体的研究，同样在性属视域中的媒介传播总是带有所属社会与政治结构的形态与色彩，延伸女性与男性的话题，重新调节女性与男性、女性与社会的关系。与会学者广泛探讨文学创作中男性主体的建构，以及性别文化符号在影视、网络、广告、报刊等大众媒介中的传播，构架开放的研究空间。
北京语言大学李玲重审郁达夫的小说与散文，认为郁达夫书写的男性青年之抑郁症、同性恋是颓废的也是审美的，其独特性在于从现代男性主体祛魅化与开放化的角度建构中国男性文学的现代性。南开大学曹霞综述莫言小说《丰乳肥臀》的批评研究，指出从政治批判到性别话语的批评演变中性别话语批评已经占据主流，可见“性别意识”对于男性文学批评的观念渗透。北京电影学院许航回溯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流行印刷媒体言说“电影女明星”的公共话语，“摩登女郎”的标签潜藏晚清以来男性知识分子斥责“女星”的“倡优并论”，隐喻男性知识分子对于“现代女性”的性别想象。山东师范大学周志雄评介网络空间中女性书写的角色增长，“女汉子”、“女?潘�rdquo;、“灰姑娘”、“小三”、“男闺蜜”各色人物喧声登场，立体地塑造出当代女性的生活质感与精神困境。上海财经大学姜云飞论述张爱玲“奇装眩人”时尚效应的性别革命观，张爱玲着意“明星”式包装以此借用媒体的传播张扬女性主体意识，基于女性服饰变革而联想男性的压抑，想象男性服饰变革导向的性别角色革命，超前展露双性化的性别理想。四川大学陆正兰考察近年乐坛盛行的“中国风”歌词，这种歌词运用“穿越”编码方式糅合古典性别符号与时代情绪，存在回归古典审美的性别诉求倾向，重新肯定女性性别的保守角色。陕西师范大学屈雅君指出当今消费时代的各类大众媒介都在积极制造“新淑女”符号，这一庞大的传媒产业处处渗透男权文化意识，现代“新淑女”表面上传承于新中国建国初期流行的“半边天”符号，实则是男权文化的新型象征符号。厦门大学王烨、尹琴爬梳南京政府初期在当时地区或全国性的书刊上大量宣传的废娼运动及其辩论，论证这一传媒运动直接构造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作家的“娼妓叙事”的文学想象语境。台湾成功大学蔡佩均考证1935年至1945年间台湾通俗文艺杂志《风月报》、《南方》中新女性形象的变迁，厘清从“摩登女”到“花木兰”的形象变迁表征小资产阶级的市民休闲转向战争体制下的群众动员的文艺路线，终究丧失部分的独立性。
有的学者还将传媒研究的视野延伸至独特的文化批判领域。台湾清华大学柳书琴剖析日治时期纯文学作家龙瑛宗小说《赵夫人的戏画》援用大众文学元素的叙事策略，新女性赵夫人等角色阅读现身于小说中“龙瑛宗”所著的《赵夫人的戏画》，透过双层叙事结构中的误读故事，作家批判日治时期台湾女性读者过度沉溺帝国大众文学读物，丧失阅读的自主性与批判性，进而影响一生的教养与命运，象征性人物赵夫人就是使用极端复仇手段应对婚姻危机。美国密歇根大学王政追踪“祥林嫂”与“铁姑娘”两个文化符号产生的具体历史过程，以电影、报刊、照片等大众媒介传播的历史事实为索引，探究其中文化意义的变迁，以此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历史中社会性别话语的急剧变化，并揭示这一话语变化背后的阶级与政治力量变动的关系，对于社会性别话语的历史梳理也旨在开启对于80年代以来知识精英话语运作的反思，挖掘被后毛知识精英主流话语遮蔽的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文化改造的历史实践，重新思考这份文化遗产对于当代中国女权主义发展的意义。
本次学术会议研讨闪现的其他亮点为会议增添斑斓色彩。印度女性文学研究、英国女性文学研究纷纷涌现，比如河北师范大学王春景的“女性主义的印度声音”、南京师范大学杨莉馨的“论贝尔绘画艺术对伍尔芙创作的影响”。文学史、批评史的宏观与微观考证纷纷亮相，比如集美大学周海琳的“跨文化视野下的战后大陆赴台女作家作品史述省思”、韩山师范学院刘文菊、李坚诚的“潮籍女作家许心影研究”、闽南师范大学胡明贵的“论中国现代女作家文论的存在意义”。女作家的知识结构研究也有所进展，比如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郑斯扬的“新世纪以来女性乡土写作的伦理逻辑”。
与会学者在分组研讨中出现一个共同关切的话题：如何辨析“女性意识”与“性别意识”，作为支撑女性文学研究的学理基点，哪一个概念更为客观更为准确。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这个话题在学术繁荣景象退潮之后显露出反思的空间。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及其关系，与会学者还存有争议。这些争议却又带来启示，西方女权主义乃至女性主义思想都是特定时代的历史产物，也是女性文学研究生长的文化土壤，脱离历史的语境而是依赖现有的概念研究女性文学，将会陷入本质主义的思想泥潭，面临丧失学术活力的危机，引入学术观念的同时借鉴方法论更为重要。随着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发展，这一话题会有更为丰富的拓展。本土化已是并非新鲜却是长期存在的现实使命，学界也已为此付出艰辛努力，“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这一学术共同性也将沿着这条曲折的道路继续前行。
前辈学者在大会闭幕式上发表感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学研究所陈骏涛研究员肯定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已从20世纪80至90年代的“急水湍流”转向新世纪的“静水流深”；北京语言大学阎纯德教授指出女性与男性构成如同天与地之间的永恒关系，女性文学研究是多元化的开放格局；首都师范大学吴思敬教授赞扬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事业付出青春岁月的学术群体。林树明教授为大会作出学术总结，乔以钢主任为大会致闭幕辞，宣布女性文学委员会新增理出事名单，会议在庄重的气氛中圆满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