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罗婷书记、周副校长，尊敬的乔以钢主任委员，各位老师，大家好！

 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白烨会长及常务理事会的委托，我向此际召开的第十四届中国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向承办此次会议的湖南女子学院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前来与会的各位代表表示祝贺！对我来说，这也是一次向多年来致力于女性文学研究的各位专家学习的好机会。为此，我深感荣幸。

 女性文学委员会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一支特别有活力，活动质量特别高、活动特别规范的学术组织。女性文学委员会在乔以钢主任委员及同仁的努力下，得到了实质性的推进。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角度，对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会的工作感到非常骄傲。一直以来，历任研究会领导都对女性文学研究会的工作都特别重视。女性文学研究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一支特别重要的方面军，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最为重要的一个领域。她的影响力以及对于女性生活工作的指导性研究，正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女性的性别作为自然史问题，是与人类伴生的。无论两性关系中女性的地位，还是社会关系中女性的价值，在自然状态下都是被遮蔽的。尽管早期国际共运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但严格说来，在波伏娃的《第二性》之前，它基本上还是一个自然问题。尽管中国古典文学中有相当多的女性形象，然而那些悲剧人物及其命运并未引导出一个严肃的社会意识。女性在社会和学术层面成为一个问题，其实质是一个现代性问题。非常幸运也令人自豪的是，中国现代妇女解放意识的觉醒及其实践运动，不仅在亚洲是兴起最早的，放眼世界，也毫不逊色。罗婷书记刚刚也提到了，湖南是中国女性解放开展最早的地方，中国妇联的第一任老领导蔡畅大姐是湖南人，包括向警予等等很多女性，都是中国女性运动的先驱。女性的权利及其认同感，是中国近现代革命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支特别生动的力量，女性的意识觉醒与权利吁求天然地内在于中国社会现代性。这是我所理解的女性研究的第一个面向。

 第二个面向是，随着中国现代革命、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深入发展，特别是随着共和国的建立，女性从个体到社会组织成员到她作为一个社会责任体，她的权利、社会地位的落实、自我意识的确立，摆脱了草创时期的盲目状态，从弱到强一步一步被提出来并被认可，这与一个现代国家的确立、一个现代国家对女性问题的重视是密切相关的。我的亲外婆是民国时代的师范生，但她没有工作机会，更没有进入社会的权利，最后还是被迫走上传统女性嫁男人做二房的悲剧性老路。直至共和国建立，她才获得了社会组织内部的工作权利，她的能量和活力被召唤出来，当了建国初期社区扫盲班的老师。个体的抗争努力，早期往往是知识群体的事情，而更为广大的劳动妇女自身权利的解放与获得，来自于更为深刻而广泛的社会运动。通过国家层面推动女性问题的有着重大意义，我们需要一种用社会史观念看待女性问题的方法论视角。

 第三个面向是回到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国女性文学写作。它的文本天然的包含着对女性形象地展示、塑造，包含着对于女性历史命运深刻的思考。这方面，鲁迅先生的作品堪称典范，像《伤逝》中的子君，提出了自由恋爱的“陷阱”式问题，《祝福》中的祥林嫂这个人物形象的创造，则呈现了中国农村最普通的劳动妇女的悲剧，清晰地展现出女性的遭遇。而鲁迅先生提出的“娜拉走后怎样”的致命的追问：要么堕落，要么回来。这些，都是思考和研究中国女性问题难以回避的起点，甚至直到今天仍有某种程度的适用性。

 第四个方面是针对女性文学的研读、研究和批判。这一点涉及到研究主体的自我建设。中国女性文学史的建构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展示了中国女性承受的重压，包括当年所谓的“四大绳索”——夫权、父权、神权、君权。这四条绳索已经脱落，那么新的绳索是否已经出现呢，我不确定，这有赖各位的研究。我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女性的自我价值和自我认识在不断地提高。比如，社会学一直有一个“农村妇女自杀率”问题的关注与研究，最新的社会学调查统计已经表明，中国农村女性自杀率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是非常惊人的，特别是近二十年来，这个自杀率的数字直线下降！这是因为女性从她的贫困、宗法制关系中被解放出来，她们涌入城镇，开阔了眼界也提高了自我保护意识。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她们开天辟地地首次拥有经济上的独立地位，哪怕这种“独立”在一定程度上是象征层面的。社会结构的调整与进步，为女性自我解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坚实基础。这一点对所有研究者都提出了学术方面的严肃的要求，它要求我们的学者了解一点社会运作，了解一下经济问题，不能总把眼光放在民国话语中“太太的客厅”里。

 我特别同意这样的观点：一个研究者只看到了困惑还不够，你体会到悲剧这只是个最一般的人文感受力，你需要将问题提升起来，看到学术与社会问题相互深刻关联的面向。

 中国女性研究在今天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局面，各种可能性正在方兴未艾。感谢乔以钢老师及其同仁对这些问题的探索，感谢女性文学研究对上述问题发掘、引领与夯实。最后，预祝大会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