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性和谐”: 中国女性主义的终极追求———第七届中国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朱彦芳
(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河南洛阳471022)
2005年10月15—19日, 在美丽的历史文化名城开封—洛阳召开了第七届中国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当代文学女性文学委员会成立十周年纪念会。本次会议由中国当代文学女性文学委员会、河南大学文学院、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联合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规模盛大的会议。本次会议的研讨主题是: 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性别。
本次会议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大会得出的一个最大的共识是, 把“两性和谐”作为中国女性主义的终极追求。女性主义最初作为舶来品、带有激烈的冲突与对撞的理论, 在中国得到了缓解和软化, 打上了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烙印。虽然女性文学研究在当代文学中已成为显学, 但在男性话语为主导的学术界仍属边缘。在边缘的位置上, 女性文学研究渐成规模, 已成长为一门新兴学科。会议在友好民主的氛围中进行, 在真诚的交流与善意的碰撞中结出了丰硕的思想之果。
一、对女性文学研究现状的整体反思与回顾
在进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当中,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最终将被纳入社会的总体的文化建设或者是文化破坏的进程当中去。仅仅提女性主义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性别视角的提出既是社会进程的推动, 同时也是女性文学研究者们的理论与理性的双重自觉, 从而对于性别身份的社会性描述和社会性规范的任务历史地摆在了女性文学研究者的面前。
河南大学的刘思谦教授正式提出: 性别应为女性文学研究的关键词。她认为, 性别视角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被长期延误搁置了, 文学研究因研究者的性别无意识和性别视角的缺席而造成性别盲视, 直接影响到文本意义阐释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她强调, 性别不是一切, 它应是一个中和的超越的分析视角, 否则会如同阶级、民族的过度阐释一样也会出现性别过度阐释, 从而会造成新的遮蔽。性别话语的提出, 显示了对单纯女性主义视角的纠偏, 同时也是对时代、阶级、文化等权威话语的平视而非颠覆, 并且积极使之合作, 构建一种平等的沟通和交流。性别视角的提出,尊重了每一个性别个体的尊严, 以平等兼容的姿态进入学术园林。
北京语言大学的阎纯德教授在《试论中国女性文学的多元形态》中, 梳理了从“五四”新文学的发轫时期起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多元的创作形态, 从而昭示出: 我们有自己潜在的“女性文学”“女性意识”的思想资源, 而且正因如此, 西方的女性主义在传入中国之后是经过了中国的文化转译, 同时也经过了中国本土化这样的过程。他揭示了中国女性主义的潜在之根, 丰富充实了中国女性主义的血肉。新疆昌吉学院的任一鸣教授在《桔生淮南则为桔, 桔生淮北则为枳》中对此也有深厚的发现。她指出,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及其批评的产生和发展, 它的背后有着民族的、时代的、世界的多重文化背景的叠印,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植入中国之后生成了一种新的批评———中国本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阎纯德从历代的知识女性诗文中看到了中国女性文学的思想雏形, 而任一鸣更多的是从当代的文本中寻觅到了中国女性文学写作者对于传统女性性别角色规范的突破与重写。
南开大学的乔以钢教授从学科建设的高度回顾、反思了近十年的女性文学研究实践, 指出, 为了推动女性文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女性文学研究者应该具备一些必要素质。女性主义应该对自身有一个清晰的反省, 这样女性文学的研究才能够做到真正的深入。极端的女性主义自然不利于女性文学事业的发展, 但“微笑的女性主义”也应是有原则的, 女人应该要的权力一定要争取。在端正的研究、实践姿态的前提下,中国的女性文学事业将会温和而有尺度,非对抗而更加包容, 绝不是无条件的宽容。正如广西民族学院的黄晓娟教授在《差异、平等与和谐》中指出的“差异的对立面却不是相同, 是和谐”。“两性和谐”是在正视差异基础上的有张力的和谐。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骏涛研究员回溯了十年来中国女性主义所走过的旅程, 指出中国女性主义正在成长之中而远远不是成熟。中国女性主义尽管成长比较迅速, 但并不是没有崎岖与偏差, 有时候会矫枉过正, 有时候又会轻忽了前进路上的羁绊而过于乐观。主体身份的多样性说明了女性身上承载着各种各样的历史的和现实的重负, 中国的女性主义从其主体身份的任何一极单独出发都会难以寻觅理想的归宿。“两性和谐”是中国女性主义的终极理想, 它矗立在遥遥的彼岸境地, 理想的光芒辉映在现实的境遇中, 成为中国女性的成长动力和奋斗之源。
二、女性文学言说的话语特质与表现领域
如何更加凸显女性文学的主体性, 女性文学的语言应是最根本的一个特质。女性文学应该拥有自己独特的声音, 这是女性文学能够自我确认的一个前提和资本。因此如何在理论上、实践上阐释、建构女性文学的语言, 是关乎女性生命本体的重要问题。
辽宁大学的王春荣教授在《张扬生命本体的语言》中就“女性声音的诗学”论述了构建女性声音的诗学的文化意义、社会意义、审美意义。她指出, 关注女性声音与女性存在的关系, 可以发掘女性如何在男性话语中心的历史语境中寻找自己声音的艰难历程和历史真相, 辨识出女性自我认同中的男性“中心话语”规定, 真正地用女性自己的声音来袒露女性心声的真实纪录, 从而在声音意象的形式上区别于男性创作主体。王春荣独到地发现了女性文学真正昭示性别意义的关键, 即在不同的生存背景之下, 女性写作者会相应地发出合乎女性生命本体的声音。这种女性的声音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特定的文化的涵义, 但是并不以那特定的文化涵义为旨归, 显示了乔以钢在《胸襟·视角·心态》中所说的“博大的胸襟, 恢弘的气度”。在西方学院女性主义的脉络上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它是属于中产阶级的、城市的知识女性, 几乎绝少有底层劳动妇女会主动站到女性主义的行列里来。中国的女性主义所呈现出来的状况也大体不差, 它是中产阶级的城市的知识女性的一种理论, 一种言说, 一种书写方式。从这种意义上说, 王春荣的《张扬生命本体的语言》则一定程度上摘去了主义的桂冠。
江苏社会科学院的金燕玉研究员在《身体与歌》中也发现了表征女性生命本体的语言, 即女性写作者将身体之美放进了审美的空间。女性写作者从爱的觉醒来到了身体的觉醒, 表现对象由空灵到实在。金燕玉强调这个身体应是爱的框架之中的身体, 爱是身体的护身符。女性对身体的自我发现使身体从给人单纯的生理快感到给人审美快感, 用身体来证明了思想。身体不仅可视为女性的自我阐释, 更重要的是她营造了独特的性别语境, 而这种性别语境又是身体与精神的组接才得以形成的。在寻找自我真实性的直接和基本具象中, 自我的身体应是一个决定性的成分。金燕玉打开了身体写作的另一面风景———有精神境界和审美内涵的女性身体书写。
阜阳师范学院的朱育颖教授从当代女性的话语实践上梳理了女性写作者有别于男性的“性别之声”, 该“声”非王春荣所言的“张扬生命本体的语言”, 更多的沾染了意识形态的内涵, 从中我们可以领略中国女性文学的话语实践。个别女性写作者在20 世纪女性叙事的盲点上点燃了关照的烛光, 底层劳动妇女的畅谈之声得以传出, 让女性成为了自己经历的发言人。生活于乡土之中的女性进入了新时期女性文学的视野, 尽管她们的声音还很孱弱, 却是纯粹的女性之声。男女两性的声音无疑是有差异的, 中国女性文学追求的不是女声压过男声, 而是希望求得差异中的互补, 维护人类和谐的“生态平衡”, 以期实现双声共振。上海大学的董丽敏在《个人言说、底层经验与女性叙事》中认为“底层经验”是有待发觉的女性书写。这说明越来越多的女性文学研究者在极力地为消除女性文学个人写作中的主义色彩、使中国的女性主义具有更多的“可操作性”而努力着。在中国的现实境遇中存在的女性问题, 不仅是女性主义, 而且是阶级问题。可以说女性主义就代表了一种阶级划分。现实问题的复杂性远非学院派的女性主义学说能够解释和解决。
三、女性与革命文学
说到女性与革命文学, 毛泽东时代的左翼历史实践与妇女解放的关系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女性文学”在1984 - 1988年间成为引起广泛争议的范畴。它明确针对20世纪50 - 70年代妇女解放理论及其历史实践的后果。尽管女性在毛泽东时代获取了全面的政治社会权利, 成为与男性平等的民族国家主体, 但女性文学研究者们认为, 在文化表述层面上, 女性与男性的性别差异没有被注目, 似乎女性与男性之间没有自然生理性别上的差异。因此, 众多的女性研究者将毛泽东时代的左翼历史实践视为女性实现解放的一大误区, 更多地看到它的负面影响。
当论及这一时期的两性关系模式时, 论者更多看到的是女性在“被拯救”、“被引导”位置上的无奈与不甘。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刘宗艳在《截取历史片段审视性别偏颇》中认为1949 - 1978年间文学史上存在着一个性别神话, 即女性失去了自己的性别, 而呈现出“中性化”的姿态。太原师范学院的王巧凤在《“十七年”文学性别神话的解构(之一) 》中从性别和阶级的角度, 拆解了十七年文学所意图建立、而且似乎已经建立起来的性别神话, 指出男作家之笔虽然处于权力话语中心, 但他们的性别意识仍被权力话语的政治意识所覆盖。如果仅仅以王巧凤的论述为例, 我们也能够看到女性文学研究者在为女性求性别主体地位时也并没有忽略同样处于父权制社会文化秩序压制之下的男性生存景观。对于有论者着意提出的性别研究中的男性话语缺失问题, 这些观点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回应。在性别研究之中男性话语是否缺失是个有待讨论的问题。
还有的论者指出, “十七年”、“文革”文学时代是性别消失的时代。单纯从消极的方面来看20 世纪左翼运动对女性解放的影响是片面的。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施行的一系列保障妇女权益的政策, 那么广大的妇女就不会有更多的机会走出家门, 广泛地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 从而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只不过, 在毛泽东时代, 妇女解放的问题被置于阶级解放的大幕之下, 被认为是能够自然实现的问题, 而不必着意去加以解决。还有论者认为文革文学中的女性文学是空白的。泉州师范学院的戴冠青教授以8个革命样板戏为例证认为从新中国建立17年直至“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是有独特的女性写作的。如果不把女性话语和阶级话语过分分离的话, 那么文革时期的女性文学应非空白。由于女性主体的阶级身份在“个人化写作”中形成盲点, 故而出现了某种“私语”“呓语”现象。注意到女性主体身份的多样性, 把女性问题纳入开放的历史/现实视野中, 女性文学批评也许会打开新的思路。
首都师范大学的李琳副教授的《何处是我家园》以个案研究的方式, 将战争与女性的生存命运连结起来。首都师范大学的王晓琴教授在《战火中的大女人风采》中论述了现代中国女性抗战文学中所蕴涵的强烈的女性意识。女性在特殊历史时代的命运与她们的身体在场着直接的关系,然而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原因是更大的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话题遮盖了女性的身体所带来的悲剧命运。为了预定的女性解放前提的实现,女性的生命与心灵的痛苦的碎裂声音只是成为时代硝烟中的微末粉尘。饱受苦痛浸泡的女性在民族社会的解放征途上要承受暂时丢弃主体精神话语的代价。她们唯一受到关注的身体的苦难自然成为民族、社会、时代灾难的象征。用女性特有的视角来阐释战争的灾难, 在阳刚十足的战争幕布上描画了阴柔的笔触。
四、消费文化、大众传媒与性别
世纪之交的中国都市已经是全球化和后现代商业的舞台了, 新的历史时代的到来为消费文化、大众传媒的演绎提供了新的质素, “娜拉走后怎样”的时代已经成为了历史的远景照片, 所以如果做出现时女性文学研究有淡化经济、政治因素的价值取向, 那么则是对现时女性文学研究的时代历史状况的判断失误。
贵州师范大学的林树明教授认为消费可使女性文化进一步发展, 他认为世纪之交的大众消费文化为女性进行美学意义上的建构提供了舞台, 消费文化中的女体已被赋予了艺术的品格而与既往相区别。消费文化中的女体艺术, 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女性劳动的某种价值。以往我们一般认为女性劳动创造的是一种微观利润, 这种利润与人生、与人有更直接的关系。而在消费文化语境之中, 女性劳动被赋予了新的价值内涵, 既是艺术的, 也是实际利润的。这不能不说是女性劳动的价值内涵的积极延伸。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过度的女性身体化又会造成对女性身体的滥用, 应当警惕其负面效应。“弹性身体理论”有时候也会产生双刃剑的效应。
郑州轻工业学院的郑积梅编辑针对消费文化中存在的“美女秀”现象而提出自己的观点的。她认为美女秀场折射出的是千年人本位的缺席与妇女的双重牺牲,美女秀场在制造一种媚俗的文化, 而文化的堕落也就意味着精神的堕落。她的观点的针对性不够明晰, 如果美女秀场确已达到了滥用的程度, 其观点有正面的剖示警醒效应。否则对美女秀场给予全盘的否定, 一定程度上会淹没消费文化中女性身体所释放的艺术光辉。
现代社会中, 传媒与人们的生活关系密切。有论者认识到大众传媒与性别建构的关系, 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已有的性别成见, 对现实生活中的性别偏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郑州大学的张兵娟副教授在《电视剧的传播与性别现代性的建构》中以电视剧《中国式离婚》为个案, 阐发了中国传媒与性别现代性的关系。她指出要克服男女两性各自的性别局限性, 否则传媒中的叙事以及价值偏颇会带来新的不易被觉察的性别话语的压抑, 公共领域将会出现“重新封建化问题”。男性和女性各自发展自己的自我当中较弱的环节, 将会有利于实现我们双性解放的合理文化预期。由此大众传媒对提高社会性别意识的正面建设作用自然也是可以期待的。然而我们仍有隐忧, 社会的现代化程度已经到了媒体普及化的程度, 女性的社会与文化身份有时却会经历着悲剧性的坠落过程。如果历史的进步和女性地位的前进可以同时完成的话, 那么两性和谐的理想方可期待。但若把两性和谐作为一种终极目标, 可见它的实现还有多么遥远。
本次会议的成功召开和圆满结束, 足见女性主义对当代学术研究的影响之广泛和深远。女性主义原初所要解决的是直接的性别平等问题, 后来扩大到了一个方法和领域, 成为研究时的一个切入角度。女性主义所提出的性别理论向诸多学科领域发出了挑战的讯号, 并从方法论的意义上为它们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某种反思的基础, 为新的学术研究领域贡献了有生命力的理论生长点。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5年第 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