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理论视野下的多元对话———第七届中国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成立十周年纪念会述要
孟庆澍
(河南大学 文学院, 河南 郑州 475001)
2005年10月15日至19日, 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河南大学文学院与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成立十周年纪念会在开封、洛阳两地召开。来自国内外的众多学者围绕女性文学研究的转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性别等问题, 展开了切实而深入的讨论,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对女性文学学科建设的回顾、反思与展望, 是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张炯(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开幕式致词中指出, 十年来, 中国女性文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无论是作家队伍还是创作题材、主体、形式、风格, 都呈现出多元化的可喜局面。同时, 中国社会的女性问题仍然广泛存在, 因此女性文学研究仍然具有存在与发展的历史土壤。关爱和(河南大学校长)认为, 女性文学研究在十年间不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一方面, 西方的性别理论、女性文学研究成果不断推动着我国女性文学研究向前发展;另一方面, 国内的女性文学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 极大地促进了女性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建设。二者的深度良性互动, 必将引发理论与实践上的不断探索, 产生更多的学术生长点。与之相呼应, 乔以钢(南开大学)特别提出女性文学应积极探索复合的视角、多样的方法。她指出, 学界在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性别理论、女性写作理论有效整合的同时, 同样有必要去发现、梳理中国历史上有关妇女解放的思想文化遗产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表现, 从而避免仅仅以西方理论和创作为参照, 而忽略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文学创作实际。陈骏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考察, 认为出现了“性别诗学的提出”、“学科意识的强化”、“注重实践性”、“`女性个人主义意识形态' 的提出”等四种值得注意的新质, 显示了女性文学旺盛的生命力。刘思谦(河南大学)将女性文学研究关键词从“女性”到“性别”的进展概括为一次“静悄悄的学术研究转型”。她认为, 悬搁“女性”、“女性主义”词义的暧昧性与歧义性, 以包括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两个层面的“性别”作为关键词,可以有效地拓宽学术视野、增强理论思维活力。具体到文学研究中的性别视角, 则应是在承认女性和男性生命的主体性的价值平台上, 以双方主体间性的价值目标建立双性视角, 既不仰视或俯视女性, 也不仰视或俯视男性, 而是以有性别而又超性别的视角观察、阐释文本。屈雅君(陕西师范大学)对这一命题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她细致梳理了与社会性别概念相关的一些理论话语, 指出社会性别理论具有超越性别现象之上的方法论意义, 它既是观察、发现、认知两性角色及其相互关系的有效工具, 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重新认知世界的理论途径。在社会性别理论的观照之下, 固有的学科划分模式值得质疑。
在对女性文学学科及理论进行宏观审视之外,与会代表还提出了一些具体而富于新意的理论创见。对“女性声音诗学”的关注, 是这次会议的一个理论热点。王春荣(辽宁大学)认为, 所谓“女性的声音诗学”, 就是把女性声音作为研究对象, 面对文__学女性和女性文本所发出的声音, 进行细心倾听和认真解读, 并把它上升到文化、审美、哲学的高度上加以阐释, 从而建立女性文化诗学。朱育颖(阜阳师范学院)认为, “声音”是表达女性话语权力的能指, 以文学言说打破沉默, 摆脱与自身分离的压抑状态, 发出“自己的声音” , 是女性重新认识自我、发现自我、书写自我的途径。当下的女性写作者只有走出“自己的屋子”, 调整自身的精神向度, 与现实生活达成对话, 才能使“声音”真正成为“女性主体”与“人”之间关系的建构与表达。万莲子(湘潭大学)深入分析了《扶桑》与《永远的尹雪艳》中性别叙述声音的复杂性, 指出性别叙述主体发出的生理与社会性别的声音有可能不一致, 在此基础上文本蕴涵了一种不无生命伦理规训意义的女性神圣文化隐喻。
随着大众文化时代的来临, 女性主义也面临着新的理论挑战, 一些学者试图对此有所回应。林树明(贵州师范大学)着重讨论了消费文化中的女性身体问题。他指出, 在世纪之交的大众消费文化中,女性身体/生命活动成为了女性创造自我的舞台和媒介, 女性主体性在消费文化中不仅没有被压抑, 反而得到进一步确认。通过消费, 女性找到了自由表现的空间, 不仅消解了客体(他者), 且通过将他者(包括男性)的历史去语境化否定了他者的历史性,使女性身体成为一种更具主体性的审美活动。张凌江(洛阳师范学院)以“物化”一词概括了消费文化语境中女性写作的新姿态。她认为, 对于物品的繁复描写与物品迷恋, 显示了女性写作的新生意义与审美维度。它是女性作者所建构的一个与日常生活认同的“女性叙事伦理”, 以世俗性、日用性、常识性消解男性中心价值观对女性的压抑, 为复杂而多元的社会保存了更贴近原生态的生活。但“物化”不具有主体性和反思性, 不能够成为女性写作的精神归宿。
围绕本次会议的主题“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性别”, 许多代表也有精彩的发言, 展示了以性别理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实绩。吴思敬(首都师范大学)提出, 世纪初的中国女性诗歌正在从黑夜走向白昼, 它意味着诗人们远离了极端女性主义诗歌的狭隘偏执, 在充分意识到性别差异、尊重女性性别特征的基础上, 进入整体色调较为明亮、渗透人文关怀的超性别写作的新阶段。林丹娅(厦门大学)对中国文学中的“私奔”模式进行了系统的解读, 认为百年来文学叙事中的私奔模式, 体现出一成不变的男性中心主义的性政治观, 而这种性政治态度影响了作者的叙事行为, 使他们在虚构性的文本中对现实进行了有选择的想象与塑造。她强调, 只有把女性解放纳入生活政治的轨道中时, 文本中的私奔模式才会自动消除。降红燕(云南大学)则考察了中国女性小说的发展历史, 指出女性小说惯于采用内聚焦尤其是第一人称内聚焦的叙事模式, 而女性性别在历史文化中的隶属地位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女性作家更多的沉溺于经验世界, 使她们的写作常常呈现出自传化色彩。刘传霞(山东师范大学)讨论了现代女作家笔下的“疯女人”叙事, 认为与男性作家笔下的“疯子”形象不同, 女作家笔下的疯女人不再是苦难的化身, 而是凸现了女性特征的性别主体。正是通过她们, 作家写出了社会性别身分给女性带来的痛苦与压抑, 展现了女性试图从男权话语中突围而出的愿望, 表达了女性的自我认同与想象。
与目前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学术视野的拓展相呼应, 此次会议对“十七年”与文革文学两性关系模式研讨得较为充分。王巧凤(太原师范学院)深入挖掘了“文学父权”在《红旗谱》、《创业史》中的表现,指出在“十七年”文学中, 叙述话语的性别总体特征体现在男性权威和至高无上的父权原则, 始终主宰着女性话语并被其崇拜。同样, 刘玫(厦门大学)将十七年战争文学中的两性关系概括为“引导/被引导”、“爱慕/被爱慕”、“拯救/被拯救”、“前方/后方”等四种模式。她认为, 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 女性被男性认定、指派进入社会革命的整体进程, 因而失去了启蒙主体性。男性将女性从传统封建父权文化纳入新父权制文化体系, 使女性在按照男性意愿书写的宏大叙事中丧失了自己的声音。郭渊足(厦门大学)认为, 文革文学中的两性关系基本上回归到了传统的“言说-倾听”模式, 而手抄本中频繁出现的两性对抗/背叛/复仇情节, 则是这一模式的深层表露。当女性不再只是倾听, 而是对男性意愿有所反抗之时, 女性总是成为文本中两性对抗的牺牲品, 这正是男性对女性恐惧心理的曲折反映。
除了整体观照之外, 文本细读也是女性文学研究者切入现当代文学的基本途径。与之相应, 一些与会代表对具体文本的分析亦颇见功力。李玲(北京语言大学)重新解读了《长恨歌》, 认为文本的隐含作者在书写女性时, 不仅没有以女性的生命尊严质问、颠覆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传统, 反而以女性情韵的充分舒展, 强化了女人是男性世界情色点缀的观念, 加固了男权文化物化女性、奴化女性的观念,完成了阉割女性主体性的文化作用。李蓉(浙江师范大学)对比分析了老舍的《月牙儿》与丁玲的《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 指出它们虽同以妓女为题材, 但反映了完全不同的价值标准。丁玲大胆突破了主流启蒙话语的制约, 通过对妓女生活的本色抒写来体现对自身欲望的认可。对女性自身体验的尊重, 使丁玲的创作总是体现出桀骜不驯的特征。围绕《爱, 是不能忘记的》等早期文本, 刘?�/span>(南开大学)考察了张洁矛盾的女性观, 即:女性取得两性和谐的可能性, 须以压抑自身创造力为代价, 而女性追求创造力的自我实现, 则面临被男权社会异化和彻底否定的危险。她将这些矛盾的核心归结为“创造力焦虑”, 并强调在超文本意义上, 这种焦虑集中在女作家身分的自觉与女性内涵和谐发展之间的矛盾, 并成为张洁早期创作“沉重”风格形成的根源。
在会议进行过程中, 部分代表还就性别研究的局限性等问题展开了对话与争鸣。傅书华(太原师范学院)指出, 性别研究中的男性话语缺失问题值得重视。他认为, 真正的男性话语与女性话语一样,都被社会统治话语所遮蔽。性别研究只有包括对男性与女性的才是全面的, 没有对男性的研究, 女性也无法更透彻地理解自身。武新军(河南大学)在题为《女性文学研究的唯心倾向》的发言中认为, 女性文学不应片面鼓吹“躯体写作”, 不应将政治意识与女性意识对立起来, 把男性与压抑女性的权力等同起来, 淡化女性问题背后的经济(政治)因素。他指出, 要彻底瓦解男性中心意识, 不应过多寄希望于单纯的意识形态改造而放弃了经济(政治)优先性的原则, 否则便会离开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 使女性问题研究陷入“唯心”之途。两人的发言引起了与会代表的热烈讨论。孟庆澍(河南大学)认为, 中国女性主义运动所表现的激进, 不过是一种必要的生存策略, 不应过于苛责。此外, 历史与现实都已经证明, 女性问题并非单纯的“经济决定论”所能解释和解决。金燕玉(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则认为, 女性文学研究主要是从性别视角解读文本, 而非综合性的社会研究, 因而没有直接涉及经济(政治)因素, 同时女性文学研究并没有否认“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原则。但她又指出, 男性学者的质疑性思考对女性文学的发展非常重要, 两性学者之间平等、坦诚的学术对话, 将使女性文学的研究更富活力、更加深入。武新军对上述批评作了回应, 澄清了一些由表述造成的误解, 并表示将继续做女性文学研究的诤友。
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成立十周年以来的发展历程进行总结和纪念。谭湘(河北教育出版社)在报告中指出, 女性文学委员会成立十年以来, 在学界同行共同的努力下, 女性文学学科建设步入正轨, 理论建设日益成熟, 社会影响不断扩大, 发展态势令人鼓舞。今后女性文学委员会将把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及评奖活动继续坚持下去, 广泛吸收新生力量, 同时在网络建设、对外交流、教材编写、媒体宣传以及资金筹措等方面寻求突破。金燕玉(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在闭幕式上对此次会议做出了较高评价。她认为, 这次会议具有职称高、学位高、论文质量高等三大特点, 它的成功召开必将有力推动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发展。李慈健(洛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也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对会议的成功表示了诚挚的祝贺。责任编辑:莲郊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0卷第1期200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