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性别——第七届中国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综述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成立十周年纪念会综述
沈红芳
( 河南大学文学院, 河南开封475001)
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河南大学文学院与洛阳师院文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成立十周年纪念会”于2005 年10 月16- 19 日在开封、洛阳两地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几十所科研机构和高校的120 多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出席了会议, 从会议提交的80 多篇论文来看, 内容涉及性别理论以及两岸三地近百年的文学作品。有些作品是研究者耳熟能详的, 也有几乎被遗忘的作品, 作品的体裁涵盖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以及影视作品和大众传媒的其他形式。此次研讨会体现了女性文学研究的理论的深度和批评的广度, 有浓厚的学术氛围。在开幕式上, 河南大学校长关爱和教授、文学院院长张生汉教授致欢迎词,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女性文学委员会主任委员张炯研究员致词。研讨会上, 每一位提交论文的学者不分长幼与资历, 都作了十分钟的精短发言, 就性别与文学相关理论研究、现当代文学中的两性关系模式、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性别审视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成立十周年回顾、总结与展望等几个议题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讨, 触及到女性文学研究的许多实质性内容,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是一次充分体现学术民主的成功的会议。
一、关于女性文学研究的学科建设
关于女性文学研究的学科建设, 是这次研讨会的一个重要内容。乔以钢( 南开大学) 在《胸襟．视角．心态——近十年女性文学研究反思》的发言中,从宏观的角度反思了十年来的女性文学研究实践,她认为一批批热心女性文学研究事业的学人, 克服重重困难, 作出了富有成效的努力, 从无到有地构建起这一领域学术交流的平台, 为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 从研究者的主体来说, 还存在着诸如过于偏爱和执著于自己所认可的学术观点而缺乏包容的胸怀、以个人意气代替学术争鸣、被性别激情所左右而不无偏狭等这样那样的缺点, 为此, 她强调研究者应当具有宽广的胸怀、复合的视角和踏实的心态, 不仅要肯定成绩、坚定信心, 同时也还要勇于自省, 如此方能更好地把握前行的方向。刘思谦( 河南大学) 的发言《性别: 女性文学研究关键词》则从理论上阐述了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中正在发生的一次静悄悄的学术转型, 她说女性文学研究的关键词正在由女性转向性别, 这是由于性别无法隔断与政治、权力、金钱、文化的各种联系, 将性别引入女性文学研究, 会使女性文学研究的理论思维素质得到提升。在此基础上, 她提出了性别视角的理论, 还根据《青春之歌》的解读与丁玲的创作得出了权力整合性别的论点, 当性别以及性别所关联的爱情婚姻身不由己地进入权力场时, 便出现了种种福柯所说的“驯服的身体”, 出现了千姿百态的权力与性别的合纵连横、排列组合。借用卢梭的一句话来说, 就是“性别和性是生而自由的, 又无时不在枷锁之中”。刘铁群( 广西师范大学) 在《性别视角的开拓与双性解放》的发言中认为, 性别视角本身是一个开放的概念, 到目前为止, 关于女作家笔下的男性形象以及女作家对男性的认识的研究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李仰智( 浙江大学) 在《“性别理论”及其言说背景》的发言中从分类学、辞源学等几个方面梳理了性别理论的研究成果之后, 对百年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语境进行了辨析。阳燕( 湖北大学) 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她在《女性意识——一个富有创生活力的理论基点》的发言中认为, 女性意识与性别意识在实质上是相通的, 女性意识可以包容性别意识的内涵, 女性意识更符合当下中国女性问题的现实状况。屈雅君( 陕西师范大学) 《社会性别辨义》的发言坚持性别理论的立场, 她指出作为文化要素的社会性别用来指两性在社会历史中形成的文化差异, 具有被社会、历史、文化意识形态解构、改变或者重构的可能性, 研究者不能孤立地理解和使用社会性别的概念, 因为它强调一个完整的关系体系。而作为分析范畴的社会性别, 则提供了一种区分男女两性不同性别行为和社会角色的方法, 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重新认知世界的工具。社会性别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的独特性在于它既有不可代替的理论内涵, 又依赖于其他学科领域。陈骏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 在其发言《中国女性主义: 成长之旅》中, 阶段性地分析了不同时期中国女性主义研究的理论成果与思想特色, 他认为中国女性主义的未来就在于对父权制男权中心主义文化及其自身的局限和弱点的不间歇的突围之中。
关于女性文学的创作, 朱育颖( 安徽师范大学)在《性别之声: 当代女性写作的话语实践》的发言中认为, 声音是自然的, 也是文化的, 当代女性写作在半个多世纪里执著地寻找能发出自己声音的情感表达方式, 性别之声从无到有, 从隐到显, 从高到低。王春荣( 辽宁大学) 在发言《张扬生命本体的语言——论“女性声音的诗学”》中对此观点进行了理论上的提升, 她指出, 把女性声音作为研究对象, 研究主体面对文学女性和女性文本所发出的声音, 进行细致的倾听和认真的解读, 并把它上升到文化的、审美的、哲学的高度上加以阐释, 从而建构女性文化诗学。降红燕( 云南大学) 则通过对女性文本的叙事学分析进一步阐发了此观点, 她的发言《内聚焦在女性小说中的运用及其文化意味探析》对从冰心、丁玲直到张洁、张辛欣等女作家小说中的叙述策略进行了总结, 她认为内聚焦是女小说家惯用的叙事方式,这一文学现象的原因在于女性的生存本相使她们的写作忠实于她们的经验世界, 这使得女作家们往往借助于一个特定人物的视点去表现世界。延续了这一思路的还有王志萍( 新疆昌吉学院) 的发言《五四女性叙事文学的叙事节奏分析》, 她通过对相关女性文本的分析, 指出省略与概略等叙事的快节奏用于掩饰女性经验的不足和回避女性失语的困境, 而场景和停顿等慢节奏用于表达感性直观的女性经验和表露女性对世界的感悟和沉思, 叙事节奏的调配与女性经验的有限性相关。李萱( 广西师范大学) 则对新时期以来女性小说语言“梦呓”现象进行了性别分析, 她在《女性生命的“梦呓”表达》的发言中, 对两性小说文本中关于怀孕与生育的不同叙述进行了比较, 认为女作家小说中“梦呓”的话语方式反映了女性逃离父权制象征秩序的话语覆盖, 以梦幻的方式规避失语的努力, 努力的成败与作家的女性意识和性别立场有关。王艳芳( 徐州师范大学) 在《皈依与挣扎: “十七年”女性写作的主体认同》的发言中指出, 杨沫、茹志鹃、刘真、宗璞等女作家对女性写作的贡献一方面在于文本本身, 另一方面则在于其跌宕起伏的命运和遭际。这二者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了在“十七年”政治话语下个体精神和心灵的被拘禁。刘钊( 南开大学) 的发言《文学史的性别与权力》也呼应了此观点, 她以茅盾的女作家作品论为例, 认为在男权社会中, 政治话语是一种性别的强权话语, 被它所统辖的文学创作必然要受到它的规范与约束。文学女性进入这个文化势力范围的代价往往是要淡忘自己的性别, 极力去模仿男性的宏大主题与叙事模式,以期社会的接纳与认同。
傅书华( 太原师范学院) 在《论性别研究中的男性话语缺失》的发言中说男性也是被“形成”的, 他以负心汉和男子汉两个形象系列为例说明男性对自身认识的迷失, 他认为女性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而男性研究尚处于一种“空白之页”, 他强调, 性别研究只有包括对男性与女性这两个性别世界的研究才是全面的, 男性对自身认识存在的偏差目前正制约着性别研究的拓展与深入。河南大学的武新军在《女性文学研究的唯心倾向》的发言中回应了傅书华的观点, 他也不同意把男性推向女性解放的对立面。他认为社会性别制度的缺陷绝非增强女性意识或与男性争夺话语权就能解决, 应该努力挖掘男性中心意识产生的物质基础。他指出在女性文学研究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唯心倾向, 并断然否定了女性学者对身体写作的肯定以及对现代男性作家潜在的男权中心意识的批判, 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激烈反应。同为男性的孟庆澍不同意他的观点, 孟庆澍认为男性研究者应该怎样面对、进入女性文学研究和性别理论, 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它关系到两性学者能否真正地沟通、对话, 也关系到女性文学研究能否真正地走出女性圈子、能否真正地摆脱边缘地位。他感到男性学者出于理论上的优越感对女性文学研究缺乏?同情之理解?, 应该从女性文学批评在中国学术界的现实处境出发, 考量其生存的权力, 男性研究者在理论思辨领域向女性学习是迈向理解女性主义理论的第一步。其他与会代表也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 在会上会下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面对这些或反对或同意的呼声, 武新军表示坚持自己的观点, 并表达了自己要做女性文学研究的诤友的愿望, 把学术争鸣推向高潮。
二、小说、散文、戏剧、影视中的性别踪迹
引入性别视角, 探析小说、散文、戏剧和影视作品中的性别踪迹, 是这次研讨会一个较为集中的话题。林丹娅( 厦门大学) 在《私奔模式: 现代中国性政治的千年隐文》的发言中, 梳理了从《伤逝》、《二月》、《白毛女》一直到《青春之歌》等20 多年间两性作家叙事文本中关于私奔情节的人物身份和命运的变迁, 她指出从追求情欲自由的古典式私奔开始, 到追求个性解放的五四式私奔, 再到追求阶级解放的“红色公奔”模式, 讲述的都是男性拯救女性的神话, 是体现男性中心主义的性政治观。性政治态度影响着作家的叙事行为, 他们在虚构性的文学文本中对现实进行了有选择性的想像与塑造。在私奔模式中,女性从来没有“自我实现”, 这其中体现出来的性政治从来都是等级式的而非产生式的。刘玫在《重建战争》的发言中认为, 引导/被引导、拯救/被拯救、前方/后方构成了“十七年”战争文学中的两性关系模式, 体现了主流文化将女性定位在文学中的附属角色范畴, 同时, 通过死亡的升华、爱情的转移等修辞策略, 形成了两性支配/从属的关系。郭渊足在《漫长的归途》的发言中, 认为, “文革”期间的性别意识是表面化的平等, 实际上是政治战争?暴力崇拜的体现, 两性关系表现为父女型的引导/被引导、夫妻型的主导/从属等, “文革”文学中的性别意识环境是圣杯里的剑影。沈红芳( 河南大学) 在《父权制社会中的“他者”们——“一女二男”两性关系模式的性别辨析》的发言中认为, 父权社会的私有制是针对女性的贞节观念产生的历史原因, 而在父权制由家而国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中, 贞节观念渐渐演变为以剥夺其合理欲望为表征的对女性的“他者”化, 其前提条件是男性自身的“他者”化。在此历史背景中, 新时期两性作家文本中对“一女二男”关系模式中情感困境的不同解决和女性人物弃高就低的情感选择, 折射出男性以厌女症为肇端的“他者”化的性别痕迹。
郭力( 哈尔滨师范大学) 在《女性历史叙事与性别定位》的发言中指出, 女性的家族历史叙事构建出历史与文化之间关系的想像, 其中蕴涵着女性深层叙述欲望与性别自觉意识, 因此, 她们对个人与历史、与文化的陈述也在铭刻着性别的记忆。具体体现为在修辞策略上选择了更为相对、更为破碎的个人时间形式, 以女性生命此在的方式显示历史的另一种沿续。而女性作家的历史意识着重思考女性与历史、与人类的关系, 以寓言和象征的方式穿行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最终指涉当下女性的现实处境, 体现为女性经验的历史化表达。相应的, 曹书文( 河南师范大学) 对当代男性家族史小说进行了研究, 他在《当代家族小说的性别审视》的发言中认为, 当代男性作家创作的家族史小说对女性的躯体描写, 看似赞扬, 实为把女性作为物品赏玩, 而不是对其独立人格的肯定, 女性的价值仍然被定位在满足男性欲望方面, 两性关系则仍然体现为才子佳人和英雄救美的传统结构模式, 在性际关系价值评判方面流露出来的是对传统的性观念和心理结构的一定程度的认同, 体现为对女性一厢情愿的想像性书写, 强化了男权社会中男性审美中的性别立场。万莲子( 暨南大学) 在《性别叙述的声音及其文化隐喻》的发言中, 通过对《扶桑》( 严歌苓) 和《永远的尹雪艳》( 白先勇) 两个小说文本在叙述主体的声音、小说人物的声音、审美效果等方面的对比认为, 性别叙述的声音给了作家独特的视角和叙事机敏, 从而使文本的性别叙述由对女性文化的神性认知达到了一种超越意识形态传统圈套的审美自由。李玲( 北京语言大学) 的发言以《女性风情阉割女性主体性》认为, 王安忆在《长恨歌》中怜惜了王琦瑶的妥协、退让态度, 却没有审视、否定她在自我生命价值的问题上认同世俗观念的自轻自贱, 使作品没有达到提升女性生命价值、维护女性生命尊严的高度。刘金冬( 首都师范大学) 在她的发言中讨论了一个长期受到文学史和女性批评冷落的小说文本, 郁茹的《遥远的爱》, 她认为这篇小说表现了女性的成长和对男女之爱的无情解构与超越,是阿庆嫂等当代文学中女英雄的遥远的源头, 但因其浓郁的左翼文学气息和对爱情的精辟独白长期受到人道主义评论、女性文学评论和极左文学评论的冷落, 由此说明只有符合人性的作品才能长久存在。
杨珺( 河南大学) 在她的发言《90 年代女性散文的文体与性别》中认为, 90 年代的女性散文的意义在于它使女性经验全方位地进入文学, 显示了女性主体的觉醒与成长, 女性散文文体整体上呈现出知性倾向, 性别因素在文体中的渗透主要是通过特定社会性别的作者的话语方式体现出来的。周艳丽( 《殷都学刊》编辑部) 在《情感的宣泄与流露》中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 进一步辨析了新时期女性散文的特点, 她认为女性散文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女性情感的宣泄与流露, 表达了女性对爱的追求、对母性的思考、对身体的展示等, 呈现出秀丽、委婉而诚挚的美学风貌。
李祥林( 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 在《视角转换中的历史再识》的发言中, 对几部关于女性命运的历史剧《潘金莲》、《西施归越》、《晋宫寒月》、《节妇吟》、《徽州女人》等进行了性别分析, 指出20 世纪末戏剧创作者从性别视角解读历史题材, 表明现代人对历史的把握是阐释的而非复述的, 历史题材在现代意识的烛照下获得了新的质的规定性并勃发新的生命力, 这是通过自觉的视角转换获得的。郑大群( 中南大学) 在她的发言《新女性主义电视研究》中, 追溯了新女性主义电视研究的学术渊源, 并认为新女性主义电视研究与传统女性主义电视研究的主要区别在于, 前者主要是“检视电视作为机制而发挥功用的方式”而“不是去尽力研究电视节目中的性别角色”。张兵娟( 郑州大学) 在她的发言《电视剧传播与性别现代性》中, 通过对电视连续剧《中国式离婚》中叙事策略的细致分析, 印证了此观点。她指出该剧在颠覆、改写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剧的同时, 存在着叙事体系与价值体系的严重错乱与混淆, 客观上再次成为男权话语的合谋, 剧中运用的“隐形书写”和客观再现, 使其表层的影像结构与深层的意义结构发生了严重的错位, 表述形式与表述内容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扭曲, 同时造成对现代性价值和理性精神的价值的颠覆。郑积梅( 郑州轻工业学院) 在《当代传媒中“美女秀”的文化解读》的发言中认为, “美女秀”在当代传媒中的滥觞最终使美女时尚成为一种病态时尚, 折射出的是千年人本位的缺席与妇女的双重牺牲, 代表着一种缺乏个性的媚俗文化。
三、消费文化与身体写作
消费文化与身体写作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热点。林树明( 贵州师范大学) 的发言《消费文化中的女性身体》从理论上指出, 身体是物质与精神的复合载体, 绝非单纯的“肉体”。身体被当做一种叙事来表述, 被讲述、聆听及再讲述, 便成了词与记号的连续不断的织物, 意味着语言的建构、解构及重构。“身体书写”包括自然与文化两个范畴, 是一种话语方式, 指用一种关于身体的语言, 去表达女性的、整体的、对抗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全部体验, 超越男人的束缚。消费文化的多元性、游走性/流动性, 为女性的身体建构/表演提供了新的空间, 成为女性创造自我的一种美学建构。金燕玉(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在《身体与歌——90 年代后女性文学新话语》的发言中, 从创作的角度指出女作家们把身体和身体欲望作为审美对象来表达, 通过诗意的抒写, 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美感, 又通过身体去表达女性独有的欲望体验、情感体验、生存体验, 从而填补了文学的空缺,在价值取向上则依然遵循着灵魂高于身体的人文理想, 并未坠入身体至上的陷阱。女作家们对女性身体的自我表达有双重笔墨, 一方面以剥离欲望的叙述策略让身体回到纯粹的审美上来, 另一方面通过性在情爱中的位置进一步为身体命名。女性文学20 年, 走了一条从柏拉图之爱到身体之爱、从爱的觉醒到身体的觉醒的路线。
张凌江( 洛阳师院) 也正面肯定了女性写作的物性品格, 她在发言《物性: 消费文化语境中女性写作新姿态》中指出, 物性是消费文化语境下女性写作的策略与资源之一, 是女性精神突围的一种姿态, 它表明了弱势的社会群体以自身的物质嗜好和生存利益与专制世界潜在的对抗。近年来的女性写作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代码, 由此带来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此时的女作家具有双重身份: 执著的艺术家和热情的消费者。女性写作中对物品的高度敏感是女性写作颠覆男权中心话语的策略之一, 但不是女性写作的归宿与精神依托。女性写作的物性倾向既是解构与颠覆, 又是新的媚俗。它所缺失的是反思与超越的维度。朱青在发言《女人对商业化的情感承受》中说, 大陆女作家的小说从南向北, 由于社会商业化进程不同步, 呈现着梯度的差异。女作家们在小说中反映了女人们对商业化的情感承受, 她们写的是社会心态变迁史、时代情感动荡史。王红旗( 首都师范大学) 在《渴望绿色_经济生活中两性关系的文学描述>的发言中认为, 女作家在文本中敏锐地捕捉到了精英女性重建生存方式的情感困惑, 在进步与迷思的悖论中感受着文化权力结构与主体文化方向的移位。这是两性与男性中心文化的同谋关系发生现代性分裂之后, 两性意识与行为出现的“新断裂”与“新错位”现象。乔以钢、王宁( 南开大学) 的论文《在关于“身体”的女性写作之外——近年女性文学创作侧论》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认为身体写作在现实功能的层面上, 很少真正体现为女性“以血代墨”的生命书写, 常常沦为获取商业利益与满足男性窥视欲的工具, 女性文本常常因此而被炒作, 女性视角和女性经验的独特性往往被漠视或改写, 女性在商业社会中的陷阱或罗网中如何安置身体与灵魂,成为女性文学创作的聚焦点之一, 对物质的崇尚或曰恋物情结在女性文本中凸显, 成为引发争议的话题。女作家们或者从现实层面揭示商品经济时代女性的生存陷阱, 或者在个人的空间中书写女性的生命体验、现代都市女性的分裂角色, 或者用物质文化全面覆盖其文学创作。商业社会的文化不仅影响了大众的阅读趣味,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文坛对女性创作的全面认识。陈宁的发言《论丁玲现代小说中的女性身体书写》认为, 丁玲不同时期的小说创作在表现女性人物的身体处境、躯体价值和身体感受时所采用的不同的处理方式, 揭示了丁玲在靠拢革命话语和关怀女性个体生命之间的深刻矛盾,表现为其个体意识和女性意识在与民族政治意识的交锋中逐渐淡出的过程。
10 月19 日下午, 举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十周年纪念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秘书长谭湘作了题为《激情与梦想》的汇报, 其内容包括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委员会的历史沿革、组织结构及办会宗旨, 主要的工作和主要的成绩, 以及今后的主要工作任务和发展目标。随后她和吴思敬、金燕玉、林丹娅、林树明、采薇、张凌江等六位学者对历届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的举办情况进行了回顾和总结,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周永琴作了题为《有女初长成得失寸心知》的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委员会十岁献辞。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金玉燕在大会总结中认为, 代表多、年轻学者多、博士多、论文多、发言多、话题多成为本届会议的特点。这是一次人才密集的会议, 集中地展示了浸满热情和智慧的女性文学研究成果, 呈现出年轻男女学者加入研究队伍的喜人景象, 为女性文学研究带来可持续发展的活力和生气。同时, 会议的理论深度着重表现在会议的主题、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本土性的呼唤、对女性文学研究的研究等三个方面。
在闭幕式上, 洛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李慈健热情洋溢地评价此次研讨会准备充分, 气氛友好民主,学术成果显著, 学科意识颇强, 是女性文学研究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 必将推动女性文学研究走向繁荣。[ 责任编辑刘剑涛]
（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46 卷第2 期 2006 年3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