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学场域中不可忽视的话语实践，女性写作以其独特的经验视角与诗学形态，不断拓展并重塑着文学的疆界，其文本所呈现的主体性言说与多元美学价值，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一个极具活力的学术生长点。2025年11月1日至2日，纪念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成立三十周年暨第十七届中国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来自全国高校、科研机构及出版界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围绕女性文学史的书写与重构、百年文学女性形象与现代中华文化的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的女性文学研究、女性文学批评的路径选择与理论建设、女性文学与当代文艺的互动关系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交流。
此次研讨会体现了女性文学研究的理论的深度和批评的广度,具有浓厚的学术氛围，会议共设置四组研讨会，分上下两场进行报告，每组都有两位评议人对参会论文进行评议。与会的众专家学者围绕议题展开了深入的学术交流，触及女性文学研究的许多实质性内容：在坚持深耕经典作家作品的同时，积极捕捉并回应时代前沿问题；不仅勾勒了三十年来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历史演进脉络，同时深化对百年中国女性文学知识谱系丰富性与复杂性的理解，进而为女性文学研究发展的新阶段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一、探讨中国女性文学史的书写脉络与理论建设
2025年，正值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三十周年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成立卅载。这一关键历史节点，不仅为回顾提供了坐标，其本身更内在于中国女性文学的话语建构脉络中，共同形成深刻的互文与共生关系。
1.中国女性主义核心范畴的知识谱系考察
在中国女性主义研究的学术历程中，首要解决的应当是相关概念的知识谱系溯源与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联芬认为，汤尼·白露在其代表性专著《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中关于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妇女”和“女性”的“词语误用”。通过对20世纪上半期“妇女”一词的语言实践进行历史考察，揭示这一概念在民初获得现代内涵，并成为性别平等、社会平等思潮中的基本名词，以与当代女性主义研究界进行对话，并对20世纪中国妇女思想史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讨论。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宇指出，“女性”作为一个泛指与男性相对性别的独立名词，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性出场并被频繁使用，以及其本身作为性别差异的标志，两者几乎同时，意味着作为性学（sexology）范畴和文化范畴的“女性”的历史性出场。通过比对1950-1970年代人文社科领域及医学领域的报刊中，“女性”一词的使用频率，可见本时期生物学层面上的女性性别差异性并没有消失，只是没能转化为人文学层面的表述方式。因此，“女性”在医学话语中的在场和人文话语中的缺位，其实和本时期忽略性别差异的男女平等理念互为因果。
2.中国女性文学史研究的脉络梳理
关于女性文学研究的学科建设，以及中国女性文学史研究脉络的梳理是这次研讨会的重要内容之一。
昌吉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王志萍梳理了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百年历程，认为其兼具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视野和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实践经验：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自20世纪初期以来，经由“五四”到1930-1940年代，再由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80年代以后，直至进入新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逐渐建立清晰的性别意识，在注重思想内容和政治倾向的通过中，同国外社会性别理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进行深入关照和思考。在这种理论的碰撞中，逐渐发展为越来越重视史料学支撑下的实证研究，彰显了妇女解放及女性文学创作的中国道路和中国特色。
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钊认为，中国的文学史编纂是性别视角下的中国文学史，既要遵循文学史的观念和写作规律，又要凸显性别研究的理论维度：以社会历史批评为基本方法，融合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文学理论，以历代女性文学史料和批评实践为基础素材，拆除既有断代女性文学史间的隔膜，建立贯通古今的文学史观，形成注重史学规范、性别与审美相统一、避免过度“个人化”写作倾向的女性文学史的“编纂”体系，以求创造赋有本土文学文化特质、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中国女性文学通史》。
3.女性文学研究新史料的发掘
关于新材料的发掘，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女性文学史书写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次研讨会上，河南大学文学院研究馆员谢玉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马勤勤、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鲁毅、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周文晓、重庆三亚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杨骥及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张巍馨等学者就女性文学史的新材料发掘进行讨论。
关于中国近现小说中性别书写的文学演进过程的探寻，马勤勤（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小说《东欧女豪杰》为对象，探寻近代中国文学中的性别表述，以及这种性别书写与“五四”现代女作家崛起间的关系。鲁毅（济南大学）通过考察中国近代女性小说创作的“男女合著”现象，回溯中国女性小说发生时期的独特文学生态与文学景观，为考察“五四”时期女性小说作者的独立文学创作，以及近现代女性小说的文学演进，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观察视角。谢玉娥（河南大学）则以张莉教授主编的“中国女性文学年选”为对象，系统阐述了如今已进入主流文学视野以及高校教学与研究的重要对象的中国女性文学，其未来发展路径不仅要忠实记录当代女性的生存实况，更要有敏锐视角展现当代女性写作的新话语、新思维提供充满活力的动态图谱。
4.女性女性文学史书写的新材料拓展
对于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以及新的路径探索方面，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马春花、厦门大学电影学院副教授杨玲，以及厦门大学中文系讲师李婷文等学者提出观点并讨论。
在马春花（中国海洋大学）看来，对于情感转向与情感研究的重视，让我们重新省思以往的女性主义，并提出女性文学批评的新问题：比如女性、女性写作在传统到现代的情感转型和亲密关系的形成中如何发挥作用？亲密关系与亲密空间对于一个和谐世界的建构的意义如何？女性、情感在现代性形成中的位置如何？理性、独立的现代个体之人这一现代性神话遮蔽了人之为人的哪些面向？同时，对情感研究来说，女性主义理论也将拓宽其研究空间，提出一些新的议题，比如：作为一种历史性、地域性的建构性的情感理论建构；（性别、阶层、族群、年龄等）的权力关系与情感的地理学与情感的政治性问题；亲密关系、亲密空间的建构与如何与他人和平地生活在一起等重要的理论问题。
二、回溯百年文学女性形象与现代中华文化的建构关系
本次大会以百年中国女性文学知识谱系的建构与转型为主题，既关注于中国性别文化的古典传统及其在现代文学中的新解，也对百年文学中经典作家作品进行“再解读”。
1.传统性别文化的多向度阐释与重构
围绕中国性别文化的传统赓续与现代转型，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晓云、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李玲、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曹晓华，以及集美大学副教授周海琳等从多维度进行深入开掘，这些探索共同拓展了中华性别文化研究的纵深度与阐释力。
汪晓云（厦门大学）认为，就中国性别文化的古典传统这一问题，可以从中国古代与男女相关的话语如“男主外女主内”“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好男不跟女斗”“男子汉大丈夫”“男儿有泪不轻弹”“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出发，思考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与文化现象中隐秘的男女关系，进而以男女关系为主线，梳理中国古代文化的生成机制及其意义。
在李玲（北京语言大学）看来，美国学者罗莎莉的著作《儒学与女性》，在中西方文化的比较视野中，通过对中国哲学阴阳、仁等基本观念的辨析，通过对中国社会实际性别关系发展的历史考察，努力在中国传统儒学与当代妇女解放思想之间寻找契合点，倡导儒家女性主义。李玲教授指出，从《儒学与女性》出发，我们应该思考东方主体如何对待西方的后殖民主义文化实践问题，我们应该超越乌托邦迷思，应当从当代中国人自身的生存逻辑出发，区别儒学的心性修养与对待性关系方面的联系与区别，应该重新思考何谓女性主义。
2.现代文学对传统女性形象的再书写
现代文学对传统女性形象的再书写方面，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游澜、北京语言大学助理研究员陈莹，以及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张悦等，在解构与重构的张力中展开历史对话。
游澜（福建师范大学）以起源于南宋文人笔记中的“麻风女”形象为对象，追踪这一由“红颜祸水”转变为富于道德意味的“贞洁烈女”形象。进而分析在现代国族危机的语境中，这一女性形象成为女性解放与国族革命合法性叙事的重要象征符码的过程。
陈莹（北京语言大学）则以田汉《名优之死》中“刘凤仙”这一形象为对象，揭示了晚清民初旧戏女伶在传统观念与现代思潮夹击下的双重困境：晚清民初的女伶身处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之间。她们在舞台上引领风潮，于舞台下介入社会改良，其艺术实践与主体建构均体现了积极的现代性探索。因此，在陈颖看来，田汉剧中所描写的“旧戏女伶”形象，是中国戏剧发展与全球女性解放浪潮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3.现代文学经典作家作品“重释”
面对百年来经典作家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苏琼、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程亚丽、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郭淑梅、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副教授庞秀慧、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王怀昭、中南大学人文学院助理研究员姜瑀、集美大学讲师李贵成、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吴思捷等，以鲜明的性别视角与扎实的文本细读，重返现当代文学现场，不仅重塑了女性作家的经典地位，更从根本上动摇了单一的文学史叙事，揭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的复杂面貌。
在李贵成（集美大学）看来，张爱玲四十年代的创作深刻揭示了女性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生存困境，构成了对“娜拉走后怎样”这一命题的深度回应。苏琼（厦门大学）则进一步指出，“娜拉出走”不仅成为女性解放的象征性事件，同时“娜拉走后怎样”亦成为持续追问的时代命题并由不同作家通过各类文体参与讨论，形成丰富的话语实践。苏琼教授认为，如今“伤逝”已百年，其文本中显露的两性问题、婚姻问题、家庭问题，以及由之引发的社会问题，仍然能够为当代的女性主义研究中提供重要参照。
程亚丽（上海交通大学)关注于1930年代，萧红阶级论思想的形成同左翼思潮之间的关系，以及左翼文学创作对其文学书写的影响。郭淑梅(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从萧红的文学创作出发，以萧红、迟子建、杨知寒三代作家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小说创作，勾勒出黑龙江女性写作的百年脉络，呈现出清晰的代际传承与发展,构成了一条贯穿始终、不断演进的文学史线索。
三、探寻女性文学与中国当代文艺的互动关系
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与实践，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当代中国女性写作。在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乔以钢看来，从1949年以来逐渐展开的社会历史中，可以发现，国际形势波诡云谲，社会结构剧烈变迁，人工智能迅猛发展，人文学科面临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女性文学和性别研究也出现了许多新现象、新问题。因此，女性文学创作和女性文学研究呈现出同当代文艺、社会思潮始终保持着深度互动。这意味着，不能以本质化的狭隘观念去框定“女性文学”。正因如此，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在过去三十年的学术实践，始终秉持一种开阔的综合性视野，致力于从多维度打通“女性文学”与社会生活、历史变迁和思想文化的复杂关联，从而持续推动该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化。
1.中国当代文学的女性形象谱系建构
关于新中国女性文学的形象谱系的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郭力、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屈雅君、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教授王翠艳、厦门理工学院讲师何秀雯等学者，在深耕文本的同时，紧扣时代变迁的历史讯息，既映照出女性从集体召唤到个体自觉的历史轨迹，也展现了女性文学如何通过“小历史”与“微观经验”，不断拓展其观照现实、回应时代的表达维度。
何秀雯(厦门理工学院)关注于1950年代中国文学的“哺育母亲”形象,再现了新中国妇女的解放进程，显现出这一时期中国妇女独特的形象面貌，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共和国女性形象谱系。王翠艳(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则从新世纪女性文学工人书写出发，探寻女性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复杂关联，将为女性文学开辟更具历史厚度与思想深度的书写空间。
郭力（哈尔滨师范大学）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年轻的女作家在对城市书写进行文学想象时，作品中女性职业身份呈现多元化趋势。其创作既关注都市白领在资本逻辑下的生存状态，也聚焦外卖员、网络主播等新兴职业女性群体，使普通劳动者的经验获得文学可见性。郭力教授认为，新世纪的职业女性书写，深入探讨了女性在职业追求与家庭角色之间的身份认同困境，反思消费社会对女性价值的重塑，并试图在职场与家庭、个体与社会的张力中，探寻女性解放的当代内涵与新的价值尺度。
屈雅君（陕西师范大学）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文学书写中的都市白领女性形象为对象，探寻2000年后流行的“女神”话语。进而指出，“女神”话语并非全然意义上的以女性为主体，该话语经大众传媒扩散，甚至将“三八节”改造为购物节，并衍生出强化年龄与阶层区隔的“女生节”。尽管“女神”称谓亦被用于表彰女英雄、女科学家、女劳模等杰出女性，但其内核仍未跳出“郎才（财）女貌”的传统性别范式，本质上与“半边天”传统及女性主义立场形成疏离，成为消费时代规训女性形象的话语表征。
2.中国女性成长叙事的性别政治与美学流变
中国女性文学的成长叙事，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二十世纪以来社会变革与性别意识交织的复杂光谱。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副教授许航、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中文系助理教授桂蔚，以及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丁雨卉等学者都就此维度展开讨论。
在许航（北京电影学院）看来，中国女性电影文学的成长叙事在二十世纪呈现清晰的演进脉络。早期作品初现女性意识，新中国成立后与国家集体主义价值紧密结合，个人成长融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来，“人的文学”复兴促使叙事焦点转向个体价值与性别主体性的探索。二十世纪末至今，在商业化与女性主义思潮双重作用下，创作路径发生分流：一方面出现关注女性内在体验的鲜明性别文本，另一方面也存在商业逻辑下的类型化表达。这一历程既折射出女性主体意识的发展，也深刻映射了社会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变迁。
桂蔚（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关注于90年代的女性写作中呈现出一种“女性成人礼”式的书写范式，进而指出作家们以“身体经验”作为女性成人的核心标尺，以此颠覆男权社会的传统界定，使女性的成长叙事从一开始便带有鲜明的否定姿态。
3.新世纪历史叙事小说的性别重构
当代女性文学的历史叙事，正以深刻的性别视角与复调笔法，重构我们对于革命、战争与民族记忆的认知图景。
苏州科技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娇华认为，新世纪初的女性革命历史小说创作呈现繁荣态势，并在叙事立场与美学风格上展现出鲜明的中国化趋向。这些女性作家既通过革命历史小说展现“审父”意识与“柔强”精神交融的中国化美学探索，不仅深入挖掘了历史中个体的心理与灵魂，更融汇性别、文化、人性与生命等多重维度，在宏大叙事与个体经验之间形成了思想深厚、艺术浑融的独特风貌。
厦门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景欣悦指出，新世纪以来的女性作家于战争书写中聚焦身体经验，揭示女性如何在国族、阶级与性别的多重权力结构中寻求主体表达。其书写突破了“视死如归”的传统战争伦理，探索了“活下去”这一生存哲学，并批判了背后的结构性暴力。同时，文本深入剖析了女性在进入公共空间过程中，其身份建构如何与传统性别分工或现代权力规训相纠缠，诸多战时被悬置的妇女解放问题也得以重新审视。
4.女性书写的日常诗学与空间转喻
当代女性文学中的日常生活书写，以独特的性别视角重构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南京师范大学主编李静、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曹霞、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吴勤雯等学者关注于九十年代以降，女性作家对从日常生活的肌理中，展现出的独特性别经验及其对历史这周的挖掘。
李静(南京师范大学)聚焦于20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的乡土小说创作，认为如铁凝、王安忆、迟子建、严歌苓、孙惠芬、林白、魏微等一大批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不仅书写了日常生活的本真样态，而且通过细腻的语言与独特的叙述方法，构建了一种“日常生活的诗学”。同时，这些女性作家在文体上，大胆尝试“村志”“风俗志”等“反小说”结构，以片段化、拼贴式的手法书写乡土，形成了对主流叙事模式的疏离与超越。
曹霞(北京外国语大学)认为，潘向黎的小说创作呈现出从私密空间到公共场域的叙事变迁。其早期作品以厨房等封闭空间为表征，构建了以单向度情感结构与性别秩序为特征的爱情叙事。近期创作则转向餐馆等公共空间，情感模式趋于多元共生，塑造了在都市中自在生长的独立女性群像。这一空间转向与情感书写的开放化同步演进，标志着其叙事重心从爱情宿命论转向现代人情感谱系的勘探，展现了女性主体意识的当代建构。
5.当代女性文学研究的多元拓展
本次大会云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谢雪梅、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程箐，以及浙大宁波理工学院讲师韩超等学者，聚焦于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呈现出的多元叙事光谱，展现出当代女性文学创作研究日益开阔的学术视野，拓展着女性书写的疆域与深度。
在谢雪梅(云南大学)看来，残雪的创作代表了中国先锋文学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深度对话与超越。她以卡夫卡、但丁等西方大师为镜，却在其新努斯理论中构建起独具东方哲思的现代性书写。其作品通过声音意象与寓言叙事撕裂现实表象，直指人性深渊，在《黄泥街》等文本中开创了以残酷性为内核的审美范式。不同于同期作家的历史转向，残雪始终坚守先锋精神，通过辩证反思激活创作主体性，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新先锋的历史进程，实践文化迁移的反向运动。
程箐(赣南师范大学)以胡辛的长篇小说《皇瓷镇》为对象，认为其作品中以非虚构笔法勾勒陶氏四代女性与皇瓷镇的百年变迁，在家族叙事中凸显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作品通过陶瓷技艺传承联结中国陶瓷文化流变，将温润、透亮等瓷艺美学内化为叙事语言与文体风格，实现了女性书写与物质文化的深层互文。该作在历史厚重感与诗性审美之间建立平衡，标志着女性文学在在地性书写与文化传承维度上的重要突破。
韩超(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则从“气味”入手，认为当代文学中的气味书写呈现鲜明的性别政治分野。女性作家将经血、乳汁等私密气味转化为身体政治的宣言，通过感官记忆构建抵抗集体遗忘的女性档案；男性作家则多将烟草、酒气锚定为公共权力的象征符码。这种差异折射出感官书写背后的权力结构，而女性文本对生理气味的审美转译，正是对传统感官等级制的颠覆，使文学成为重构感官政治学的革命性场域。
四、拓展地域空间与旅行书写中的性别经验与文学新变
在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三十年的学术征程中，地域文化与女性书写始终呈现出深层的互文与共生关系。这一研究脉络不仅致力于梳理不同地方传统中的女性文学表达，亦将目光投向跨文化语境下女性命运的多元叙事，展现出广阔的理论关怀。
1.地域文化与女性文学书写传统
地域文化作为潜隐的叙事基因，持续塑造着中国女性文学的审美肌理与精神谱系。长沙师范学院教授罗婷、博士顾娟，以及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刘文菊等学者指出，女性书写不仅扎根于风土，更在与时代的对话中不断重构着地域文化的文学表达。
在罗婷、顾娟(长沙师范学院)看来，二十世纪湖湘女性文学的兴起与发展，根植于近现代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的独特语境。陈衡哲、丁玲、残雪等几代女作家，既深受湖湘文化中“敢为人先”“经世致用”精神滋养，致力于书写女性与革命、家国命运等宏大主题；亦积极吸纳西方文艺思潮，以多样艺术手法探索女性意识与人性深度，形成社会关怀与审美探索并重的创作特质。湖湘地域文化的底蕴与外来文化的激荡，共同塑造了该群体兼具现实担当与形式创新的文学品格。从多元文化、社会性别等视角对其流变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湖湘女性文学的美学独特性与其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意义。
刘文菊(韩山师范学院)聚焦潮汕地区的女性作家群体，指出现代潮汕女作家群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一个具有地域特质与时代印记的创作群体，冯铿、许广平、陈波儿等人既参与五四新文学、革命文学与抗战文学的主流浪潮，又在创作中融入了鲜明的潮汕文化底色。她们的作品因地理空间的转换呈现阶段性差异：潮汕本土书写浸润地方经验，而旅沪期间受左翼文化影响，表现出更强烈的女性意识与社会参与性。借助文学地理学方法重访这一群体，有助于还原其被遮蔽的文学贡献，绘制其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创作图谱，从而深化对地域、性别与文学互动关系的理解。
2.个体经验书写的性别表述与文本新变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董丽敏、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文娟、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艳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黄相宜等学者，聚焦于女性文学创作中的个体经验书写，进而认为这种细腻而深刻的性别表述细腻而深刻的性别表述，不断拓展女性文学的叙事光谱与思想疆域。
董丽敏（上海师范大学）指出，新世纪以来，李娟的“阿勒泰”系列散文中，以汉族女性写作者身份，将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生活经验转化为真挚动人的文学表达，实现了“边地散文”从小众书写到广泛传播的突破。其作品不仅通过影视化改编获得巨大影响力，更在文化认同与个体经验的交融中，展现出新一代作家走出“青春写作”范式、扎根现实土地的创作转向。李娟的实践为当代女性文学如何连接地域、接通社会提供了重要参照，也触及了当前急剧变化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于文学新的诉求以及文学如何以自己的方式予以回应的努力与限度。
王艳芳（江苏师范大学）以英籍华裔作家韩素音于1960年代中后期创作的自传三部曲《残树》《凋零的花朵》《无鸟的夏天》为对象，认为其作品中以欧亚混血女性的独特视角重构了抗战书写范式。作品在记录民族创伤经验的同时，始终将性别抗争置于叙事核心，通过对抗父权制家庭的规训暴力，完成知识女性的自我再造。从空间范畴来看，韩素音自传的抗战书写具有自觉的世界性视野。从时间范畴来看，韩素音自传的抗战书写属于长时间段的抗战书写几乎涵盖了大半个20世纪。如此时间线索或者历史背景下的抗战书写具有一种相对完整的历史逻辑性，不仅清晰地呈现了战争演进的过程，也揭示出中国抗战之所以取得胜利的内在逻辑。
3.女性写作的跨文化实践与诗学建构
女性写作的地方路径与世界性因素，构成理解其现代发展的双重维度与辩证张力。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赵冬梅、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教授林祁、云南大学文学院讲师汪杨静、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何心爽等学者，关注于本土性别经验与全球化进程的复杂互动，在跨文化对话中重构着对现代性、性别与书写权力的理解。
赵冬梅（北京语言大学）指出，“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陈思和）或“世界中的中国文学”（王德威）、“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洪子诚），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作为理论方法和文学阐述实践的“地方路径”（李怡），是近些年构成理解其现代发展的双重维度。前者关注外来影响、跨文化互动及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参与，后者则聚焦本土经验如何融入并重塑现代性表达。在女性文学领域，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引入体现为“世界性因素”，而对中国妇女解放特殊道路、阶层差异等问题的探讨则呈现为“地方路径”的实践。在这一思路、框架内观照、探讨女性文学研究，既可以借鉴现有研究成果来丰富、拓宽女性文学研究的视野与空间，也关系到女性文学研究在当下文学批评研究中的位置与意义。同时，亦可通过性别视角反哺中国文学整体研究，形成双向滋养的学术对话。
汪杨静（云南大学）认为，郭小橹在《恋人絮语》中通过词典学的文体实验，构建了与罗兰·巴特符号学理论的深层对话，形成一种后现代流散叙事的新范式。小说以脱欧背景下跨种族恋人的情感困境为切入点，揭示其身份认同与文化归属的悬置状态，并以“流动栖居”的安家实践解构传统移民文学中的家园想象。作品借鉴巴特的符号学分析方法，以词典学结构编织全书，透过片段情境中的碎片话语，营造了一个中西跨文化语境下恋人对话的空间场域，展现出不同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博弈。在汉语、英语、德语的三重转译中，作品突破了单一语言的表意局限，构建起跨语际书写的诗学范式。
4.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文化建构与经典化路径
关于女性写作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互动与建构方面，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郑斯扬、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吴雪丽、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彭敏哲等展开讨论，呈现出多民族文学交融共生的丰富面向。
在文学所副研究员郑斯扬（福建社会科学院）看来，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女性乡土写作以鲜明的双重身份（族别与性别）介入文坛，成为回应现代性冲击、重构文化记忆的文学实践。她们通过自然书写、方言运用与女性口述史，既保存了族群的地方性知识，亦在全球化语境下完成了对本土经验的现代转译。这种创作既受女性主义思潮启迪，又以独特的文化视角反哺女性主义理论，推动其本土化与全球化双向互动。少数民族女性的乡土叙事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多民族景观，更在美学生成与批评话语重建中展现出经典化潜力。
五、考察新媒体语境中的跨域经验与性别想象
在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三十年的发展脉络中，学术视野不断拓宽，已超越了文学文本范畴，延伸至影视、戏剧、网络文学、大众文化等多元文化场域。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吕若涵、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周敏、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余蔷薇等，积极融合文化研究、社会学、历史学、传播学等跨学科视角，致力于剖析媒体对女性形象的建构逻辑，解读影视及新媒体语境下的性别政治，并批判性审视消费主义对女性议题的收编机制与利用策略。
1.新媒体时代女性书写的形式实验
在新媒体语境下，吕若涵(福建师范大学)关注到近三十年来，中国大陆女性散文在形式上，积极尝试隐喻、镜像、地志等新兴表达方式，并展开跨文类实验，不断突破散文的传统边界，形成一种融合真实与虚构、抒情与叙事的复合型话语形态。周敏（杭州师范大学）则进一步以微短剧为研究对象，针对其性别叙事机制进行分析。进而指出微短剧的性别表达一方面根植于大众对性别的固化认知，另一方面又通过刻意营造的权力反差与角色反转来强化戏剧张力。
2.AI时代女性文学的媒介嬗变与主体性重构
在数字人文与人工智能技术层面，余蔷薇（武汉大学)指出，中国新诗女性写作的流变与媒介技术演进紧密交织。互联网时代以“零门槛”特性催生精英与草根诗人“双线并行”的创作格局，使郑小琼、余秀华等得以跨越传统发表壁垒；当前语言大模型进一步降低创作门槛，推动“人机协作”式写作普及，却也带来表达同质化与个体叙事被稀释的挑战。媒介迭代不断重构女性诗歌的创作主体、传播路径与文本形态，其发展史实为女性借技术拓展表达权的过程，未来仍将随新媒介形态持续演变。
总体而言，本次研讨会延续了女性文学研究关注现实、紧扣文本的学术传统，在推动批评话语“本土化”的同时，亦拓展了研究的理论纵深。本次会议呈现出四方面特色：选题宏阔的同时兼具文本细读的深入；在文学地理学的框架下深化了地域文化与女性书写的互动关系；研究范围既包括理论范畴的深化，也有学术研究的多维度实践；研究对象既聚焦于对日常经验的情感凝视，亦包含对经典文本的再解读尝试。面向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未来的发展，仍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努力：需要在经典阐释与时代议题回应之间建立更有效的对话；重视文学中情感结构的深描与阐释；在拓展研究视域的同时，注重将历史语境与文本细读有机融合，推动女性文学研究走向更开放、更坚实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