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日本侵华战争时期重要的时事摄影期刊，《支那战线写真》记录了1934年至194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战争中的具体军事战线、战役和战况。《写真》在营造中国妇女、儿童与“解放者”日本军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中日两国妇女、儿童互帮互助等生活场景方面费尽心机。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妇女儿童特定的性别年龄符号虚构和平友好场景，营造舆论攻势，为其发动侵略战争涂脂抹粉，但是最终仍旧不能挽回其失败的命运。《写真》等时事摄影期刊上刊登的炫耀武力、破坏和平的照片，反而为后人留下了难得的历史证据，使日本军国主义者不得不接受历史的公正审判。《写真》还呈现出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跨国、跨文化性别关系的别样图景。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传播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在《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中提出：“现代战争必须在三个战线展开：军事战线、经济战线和宣传战线。经济封锁遏制敌人，宣传迷惑敌人，军事力量给予敌人最后一击。”[1](译者前言)在该书中，作者把宣传技巧置于与军事策略、经济手段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地位，提出了恶魔崇拜、胜利幻想、维系友谊、瓦解敌方斗志等一系列宣传策略和技巧。然而，拉斯韦尔所强调指出的宣传战线具有迷惑敌人的功能，显然是不够的。近代中国和世界都已经进入媒体时代，报刊媒体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也已经超出了拉斯韦尔所阐述的范围。
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掌控舆论宣传、拉拢盟友并在非军事领域打击对手，不惜将军国主义迅速延伸到政治、军事、经济等与战争直接相关的领域，同时也将统制的黑手伸向以报刊媒体为主的新闻传播领域。“日本新闻界把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五年这段时期的日本报业，称作为日本新闻史上的‘统制时代’……‘统制时代’的日本报纸，被牢牢地绑在军国主义的战车上，服务于法西斯对内对外政策宣传，狂热地报导战争消息，吹嘘日本‘皇军’的‘节节胜利’和‘大东亚共荣圈’迷梦，欺骗日本人民。这个时期的日本报纸，在制造战争舆论，煽动日本民众滋生盲目的战争意识上，都起了极大的坏作用。”[2](PP 75-76)正因为如此，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时事摄影期刊采取了一些独特的宣传策略，配合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战略。
在“统制时代”继续出版、发行的众多报刊媒体中，以《支那战线写真》(以下简称《写真》)为代表的时事摄影期刊发挥的作用、产生的影响尤为突出。这是因为《写真》等时事摄影期刊在再现方式上以图片、地图为主，相较以文字为主的报刊媒体，更能适合战争环境，并最大限度地发挥舆论宣传的媒体功能，形成更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而在众多的时事摄影期刊中，《写真》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写真》初名《北支战线写真》，“北支”系日本对中国华北地区的蔑称。“八一三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华侵略范围扩大至华东地区，遂改为《支那战线写真》。该刊为日文8开印刷，每辑计36版。从版面设计来看，该刊可大致分为“侵华日军在中国的最新进展”“日本国内境况”“世界其他国家最新动态”和“漫画、娱乐与广告”四大板块。由于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为了更好地配合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以进行舆论宣传，每一期上出现的板块数量、每个板块上所刊登的图片数量并不完全一致，而是随时调整和变化。
《写真》重点记录了1934年至1941年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防御阶段和相持阶段初期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绝大多数的战线、战役和战况，对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爆发前欧洲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的形成过程也有详尽报道，是研究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历史的重要资料。自完成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战时新闻转轨以后，《写真》采用的照片和文章均由日本随军记者拍摄和撰写，忠实地记录了日本侵略军的“赫赫战功”，主要是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和殖民统治等。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者更加肆无忌惮地将战争的灾难降临到爱好和平的中国社会各界人士的头上。在此后大约15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几乎占领了华北全境，将铁蹄迈向华东和华中的全部地区，还占领了华南重镇广州等地。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写真》的编辑们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各地的侵略活动，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宣传和报道，毫不隐晦。
《写真》等时事摄影期刊如此配合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呢？当代中国学者研究发现：“当时日本一切媒体的中心任务是协力战争，全国形成了浓烈的思想宣传战气氛。”[3](P 210)在这样的气氛之下，日本各家报社先后向中国及东南亚、太平洋地区的国家与地区派出了将近3000人的战地记者团。这些记者团组织严密、装备齐全、行动方便，密切配合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及亚洲一些国家的军事侵略和占领。在日本侵略者武装占领的中国长春、上海、北京、广州、汉口等地，就设有日本主要报社的分社和无线电中继站。战地记者团利用便携式无线电发报机将采访到的战地消息和照片等，迅速地发回国内，经编辑部编辑、印刷、发行，迅速传播，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另一条战线[2](P 81)。
对这样一份保存了大量重要的日本侵华史料的时事摄影期刊，国内的学者关注较少*（大陆学界对《支那战线写真》尚无专门研究，即便是对这一时期的时事摄影期刊也缺乏整体性的学术探讨。到目前为止，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尚付阙如，只有一篇介绍性的文章，即田长林的《滴血的日军侵华画报》(《收藏》2010年第5期)行世。），殊为可惜。笔者认为，对这样一份图片总数接近1万幅(含图中图)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罪证的时事摄影期刊进行系统梳理，进而揭示其在新闻传媒领域配合日本军国主义军事进攻所采取的宣传策略，对于深化妇女/性别史、抗日战争史、民国史乃至新闻传媒史的研究不无裨益。
一、利用中国妇女儿童呈现“解放者”与“被解放者”的良好关系
在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期间，为了配合军事占领，日本学术界有目的地杜撰出许多为侵华服务的谬论，如“满蒙非支那领土”论[4]和“支那非统一国家”[5]论等，以干扰、破坏人们的正确认知，抢占道义制高点。为此，《写真》多次刊登以印证板垣征四郎所说的中国妇孺“国家意识淡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6](P 26)为目标主旨的报道，进而达到其混淆视听、进行欺骗性宣传的目的。
淞沪会战历时3个月，日本军队死伤5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达10余万人，战争的惨烈程度震惊世界。图1左侧照片名为《残骸中的一位中国小孩》[7]，是美国《生活》杂志*（《生活》杂志(Life)是美国媒体大亨亨利·鲁斯(Henry Luce)创办的一份画刊，在20世纪30-40年代被称作全美最受欢迎的刊物，“读者人数在1700万至2000万之间”〔罗勃·赫斯坦(Robert E.Herzstein)著，林添贵译：《TIME创始人亨利·鲁斯》，台北：智库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13页〕。）对淞沪会战日本军机轰炸上海火车站南站的真实报道。而在仅仅两个月之后，日本军国主义者甫经占领上海，就在12月出版的《写真》第22报中，刊登图1右侧图片加以报道。画面上11名女童正在欢快地玩着游戏，迎面站立着4个日本士兵，全神贯注地观看这一场景，阳光明媚，场面十分融洽[8]。两幅同为时人摄制的照片，在摄影风格上却出现了巨大的反差。事实上，右图左数第1个和右数第4个女童紧盯照相机镜头的目光，恰恰透露出这幅图片是摆拍的秘密，让日本记者煞费苦心营造出来的自然欢愉瞬间化为乌有。
类似的处理手段在《写真》中比比皆是。众所周知，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沦陷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南京进行了大规模屠杀，死亡人数超过30万，既有战俘，也有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其中就包括很多妇女和儿童。然而，为了粉饰这起惨绝人寰的大惨案，《写真》专门以《沦陷一周后的南京》[9]为题，刊发了包含10余张照片的报道，刻意营造出南京陷落一周后“军民和谐”的景象。
在图中，4名中国孩童正在与2名日本军人玩耍，后面的2名中国妇女正面带微笑地注视着眼前的这一切，还有1名中国成年男子虽然看不到面目表情，但左臂上的臂章已经表明他的态度和立场。画面上孩童们的脸庞洋溢着欢乐的笑容，享受着与武装占领者一起游戏的快乐。然而语言不通，又怎么可能心旷神怡、谈笑风生呢？右数第1个男童盯着照相机镜头的笑脸，虽然笑容可掬，但也让人不禁联想到这幅图片在摆拍的过程中，男童由于情不自禁地把脸朝向了镜头，特别是站在照相机后面、操纵照相机的人，所以这一历史瞬间被凝聚在胶片上时留下这一细节，并经由《写真》传播开去。然而同在一个版面上的图2右图在无意中却暴露出这样的问题：照片里除了数名日本军人之外，只有1名身着和服的日本女性，看不到一个中国人的身影。这与沦陷一周后的真实的南京街面景象基本相符。人群后面的繁华建筑似乎也无言地诉说着这里确实是曾经繁华却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占领并蹂躏的中国首都南京。图2左图的背景是一片茅屋和野地，那里是不是南京？留给读者很大的想象空间。经过笔者与同时期出版发行的《支那事变画报》进行比对研究，这幅图片最有可能是日本随军记者在徐州会战开始前在江苏北部的某个农民的庭院中拍摄的[10]，因为这时的南京城里，就连让他们摆拍的中国人及其刻意营造出来的场景也难以寻觅了。
二、利用日本妇女、儿童呈现“祥和宁静”的后方生活场景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华战争时期，不仅对新闻媒体实行统制，而且也没有放过包括电影在内的娱乐和体育活动。正如当代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后，军国主义政府就开始对大众娱乐设施实施统制，在采取限制消费政策的同时，大力提倡所谓‘新文化体制’下的电影、体育娱乐活动。”[11](P 183)这在《写真》上也有生动的体现。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陷。“日本虽取得军事上的一些胜利，但是，这些胜利并未给日本带来胜利结束战争的结果，相反，战争的全局却呈现出与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初衷完全背离的状况”[12](PP 404-405)。也就是说，中国战场上出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最不愿意看到而且十分担心的持久战的军事走向。于是，对日本国内的体育赛事和电影资讯的报道成为《写真》着力设计和打造的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观赏体育赛事和电影早已成为日本社会各界人士在和平时期日常生活消费的主要内容，此刻也是在大后方的广大妇女、儿童生活“安定祥和”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指标，另一方面体育比赛专题中的竞技成分又可以很好地激发和鼓舞士兵的斗志，而电影更是在娱乐中灌输军国主义思想的形象性教材。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日本政府便开始有目的地将军国主义思想、皇国主义思想与各种体育项目相结合，并制定出《国民体力法》，明确了国家政权对体育运动的管理[13](PP 11-12)。日本侵略者还通过“国民精神总动员”等洗脑方式，使体育成为发动侵略战争的辅助手段[14](PP 241-243)。《写真》抓住这一机会，将战争宣传与体育报道结合起来，借以呈现“祥和宁静”的后方生活场景，同时也激励在中国陷入侵略战争泥潭的日军士兵。
在众多的体育赛事中，作为日本“国技”[15](P 64)的相扑由于既被赋予强烈的日本民族特色，又容易产生激烈搏斗的感官刺激，观看的时候能够让人血脉喷张，所以比较契合大本营的需要[16](P 299)。因此，日本侵略者不仅在国内大力扩展相扑运动，甚至专门派遣相扑团赴中国前线各处慰问表演。“日本的国宝——相扑团到太原来表演……那天台上台下，全场都是日本鬼子，现在回想起来，日本侵略中国，他们派来的鬼子们可真不少。那天是我生平看到日本鬼子最多的一次，印象奇劣。”[17](P 12)对于这样一项备受日本侵略者重视的体育运动，《写真》出于宣传需要，自然也不遗余力地以多种形式加以呈现。具体而言，自第22报[18]起，第26报[19]、第44报[20]、第74报[21]和第78报[22]都开设了相关专题的大幅报道。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时事画报对体育赛事的重视，是军国主义者肆意阉割“武士道”精神的结果[23](前言)。日本军国主义者片面利用武士道中的“忠”而去除其“义”，从而使之成为有效控制士兵的精神工具。“从明治维新开始至日本帝国主义的战败……军事体育是这个时期体育发展的主流……可以说此时日本的体育是政治和军事的工具……适度的胜负观念肯定会促进运动员训练的积极性，但强度过大就会引发运动员不择手段、唯求获胜而不敢面对失败的消极心理。此时的日本体育显然属于后者，它虽然具备了竞技体育发展的条件，但其实质则是军国主义强兵的工具。”[24](P 24)
而在这些重视体育报道的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报刊媒体中，《写真》的编者尤其注意对女性的刻画和描写，议题设定常常出乎人们的想象。《写真》中战争时期的日本女性不仅可以“追星”，还能够尽情地享受与和平时期并无二致的生活。日本军国主义者希望藉此传递出他们所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并未影响国内妇女、儿童日常生活的假象。如在上述相扑比赛的报道中，皆不乏女性观众参与呐喊的身影。不仅如此，《写真》中还有很多以妇孺为运动主体的赛事的报道，如第43报中的《江东爱育联盟母子运动会》[25]等。在这篇报道中，一对母子正在聚精会神地参加拔河比赛，周围则是满面笑容挥手摇旗的拉拉队。整个画面充满祥和的气氛，根本看不出这是发生在一个正在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之中。其他的图片还有母亲背孩子赛跑、手持上有乒乓球滚动的乒乓球拍的赛跑等趣味比赛场景，每个参与者都表情轻松、活泼，非常享受比赛的过程。
“和中国发生冲突的同时，各新闻记录电影就开始在取材方面展开竞争了……对故事片自然也不会放任不管。到了8月，内务大臣邀请电影公司和唱片公司的代表数十人到他的官邸，向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希望在鼓舞国民发扬舍身报国的传统精神方面大大地出一把力’……要‘强调进一步加强后方的支援，同时必须长期坚持下去’。”[26](P 157)在这样的宣传需求下，从第24报开始，电影的宣传、介绍就已经在《写真》中出现了[27]。这些电影或为日本古代历史题材，以宣扬武士精神；或取材于当时日本日常生活，以淡化在中国替天皇卖命的士兵对后方和家人的担忧；或来源于西方国家的喜剧镜头和温情花絮，以舒缓战争给人们造成的极度紧张、恐怖。无论是电影放映出的内容，还是放映电影本身这一生活情态，都在反复给读者一个大后方生活一切照旧进行的印象，其重点仍旧是在非军事领域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华侵略稳定军心服务。
除了上述这些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国内和平景象的间接报道之外，直接报道也并不少见。如在第7报中，《写真》就有对脸上明显带有稚气的静冈县青年学校的学生们组成的陆战队预备队进行的报道[28]。类似的还有第32报的封面上，3个七八岁左右的孩童，分别穿上日本陆军军服、海军军服和明治之前的传统武士军服，似乎做好了走上战场为天皇效命的准备，向正在中国的日本侵略者传递出后方儿童正准备步他们的后尘、走上侵华之路的信息[29]。《写真》中的此类图片也引起了部分美国学者的关注。如迈克尔·亨特(Michael Hunt)与斯蒂文·莱文(Steven Levine)在其《躁动的帝国》一书中便选取了《写真》1941年新春版的封面作为插图，并加以评论道：“新年之际，一位母亲和她的儿子参加通常由丈夫执行的升旗仪式，但丈夫此刻也许正在前线履行自己的职责。”[30](P 123)
三、利用来华日本妇孺呈现“支援中国”的假象
《写真》除了分别利用中国妇女、儿童营造对日本侵略者“热切欢迎”，与之“和平共处”和日本妇女、儿童在国内生活得“稳定祥和”的场景外，还刊发了大量来华日本女性“援助中国”的照片。事实上，这是利用社会心理中关注弱势群体的刻板印象掩盖日本军国主义者疯狂侵略中国等罪行的宣传伎俩。在《写真》中，这一点集中而充分地表现在对“满洲开拓团”的大篇幅报道上。
日本侵略者考虑到前清政权在东北地区的广泛影响[31](P 327)，便扶植伪满洲国，名为“建立满蒙新国”[32](P 2)，实则是想“以大和民族为核心，作为带头人从事一切建设事业”[33](P 598)。然而到伪满统治时期，汉族人口在东北已经占有了绝对优势[34](PP 121-122)。为扭转这一局面，日本侵略者于1937年“将‘满洲移民政策’定为国策”[35](P 160)。为了配合这一国策的执行，欺骗更多的日本妇孺移民中国，《写真》除了在第32报上以《满蒙开拓团中的少年义勇军》[36]为题进行报道、在第61报上刊发题为“国策：满洲移民的全貌”[37]的专栏外，甚至还单独发行以“友邦满洲国特辑”为题的第72报，并在其中设立“满洲的日本移民团”[38]专题。显然，《写真》编者想要达到的宣传效果是，移民东北“大有可为”，日本移民和当地中国人的共同努力令伪满洲国“兴旺发达”。
《写真》对来自山行县、熊本县和鹿儿岛的日本“开拓团”的报道。图中的女性劳动者面带笑容，并在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很累但喜欢大陆的广阔，想死在满洲、埋在满洲”[39]，更让读者感到在日本占领之下的黑龙江，即便是一般刻板印象中很少外出工作的日本女性，也在开垦拓荒的过程中感染了奋进的精神并对未来有着无限憧憬。遗憾的是，这些充满想象力的美丽画面，却与中日史料中记录下的真实历史大相径庭。事实上，日本侵略者一手炮制的“满洲开拓团”不但参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掠夺，有些开拓团成员所犯下的罪行与日本侵略军一样令人发指。“开拓团……并未‘开拓’新耕地，而是按日本人事先在县内预选好的上等地块，丈量地亩，以低价强行‘购买’，立下契约，限期交地，霸为己有。逾期不交者，按反满抗日罪名论处。”[40](P 322)因为他们的到来，共有大约500万中国农民失去土地，离乡背井，四处流浪。就连日本战犯也承认，“当时日伪当局的所谓‘征购’，近乎无偿强占。以地价而论，此时民间1垧地(相当于2公顷左右)的买卖价一般是60-120元，可是‘征购’时却规定，无论生地熟地，1垧地的地价都是1元”[41](P 148)。
尽管开拓团在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战争中，充当了法西斯的爪牙、工具，可是在日本战败投降的时候，数十万“开拓团”却成为被残忍抛弃的对象。“日本政府为了日后卷土重来，恢复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地位，让这些日侨充当地下先遣军，而采取了令人齿寒的弃民政策。”[42]要知道，由于太平洋战争后期“开拓团”中的男性青壮年多被征召赴东南亚参战，此时“开拓团”的成员大多是老弱妇孺。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寒冷的冬天来临了，很多“开拓团”的团民眼看回国无望，生计无着，便纷纷集体自杀。就在这时，善良的中国社会各界人士不计前嫌，伸出了援助之手。家住北海道三笠市的佐佐木宗春的经历很能代表“开拓团”中妇孺们的经历。她直到遣返回国之前，才得知丈夫病死在押往苏联的途中。由于思念丈夫一时心窄，她趁人不备跑出去投海自尽，被一位在岸边织补渔网的中国大嫂救了下来。1995年，佐佐木宗春把她当年怎样寻死、怎样被中国大嫂救起的经历，写成名为《熄不灭的火焰》的自传，受到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等人的赞誉[43]。
正如1946年11月27日，中国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日侨俘管理处处长李修业将军面对最后一批等待遣返的开拓团所说的那样：“中国人民近几十年来，受尽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欺辱，千言万语也说不尽。现在日本战败了，投降了，但是我们没有采取冤冤相报的方式来对待你们……我们中国人胸怀大度以德报怨，把你们妥善地遣返回国，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崇高美德和人道主义。你们回去以后，要仔细地想一想，比一比，你们是怎样对待中国人的，中国人又是怎样对待你们的。希望你们以后只带友谊来，不要再带刺刀来”[44](P 137)，道出了中国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心声，展现出中国政府和人民的风度。
四、结语
由历史照片，经过特殊目的编排组合而成的战时时事画报，既是一种新的了解历史的重要渠道，亦是文字史料之外的另一种新的历史研究材料。过去的历史研究者，多将影像资料视为一种辅助性的历史资料。于是，学术论著的取材多以文字为主，偶有图像，亦仅为点缀之用[45](P 170)。
作为一种亟待开发和使用的重要史料，《写真》不仅照片画面清晰、含义丰富且少有隐晦，就连封面、地图和广告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的历史过程，确实是一份不可多得的视觉文本。70年前，骄横而又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最终在中国人民面前选择了无条件投降，然而70年后的今天，还有很多日本右翼分子妄图篡改历史，粉饰战争罪行。然而令他们始料不及的是，当年被日本军国主义者用来炫耀武力、稳定军心、推卸战争责任而发行的这份画报，在今天却成为他们犯下滔天罪行的铁证。因此，透过《写真》等时事摄影期刊不仅可以从中发掘日本军国主义者自己留下的大量侵略中国的铁证，更能够认清日本军国主义者操纵舆论机器的险恶用心。
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写真》等时事摄影期刊，刊登了许多对侵华战争时期中日两国妇女、儿童生活场景进行描写与呈现的照片，营造出一种侵华战争并未影响中日两国人民日常生活，反而有利于中国妇女、儿童生活水平提高，以及中国和日本两国妇女、儿童和平相处、互帮互助的虚假舆论。但是，这些明显属于议题设定的虚假报道，虽然运用了一定的宣传策略，但却并不能挽救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发动的充满罪恶和血腥的侵略战争最终失败的历史命运。
笔者真诚地希望国内外学者能够对此予以足够重视，在了解《写真》等时事摄影期刊主要内容和宣传策略的基础上，分专题深入研究、积极探索，批判地解析《写真》等时事摄影期刊所蕴含的更多的性别密码。
[参考文献]及[图] 略
作者简介：1.侯杰(1962-)，男,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南开大学城市文化研究院副院长。研究方向：中国社会性别史、视觉文化史。2.孙巍溥(1986-)，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
本文选自《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5期第90-97页。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妇女研究论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