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30年代，“摩登女郎”开始大量涌现，成为上海都市文化的符码之一。各类报刊刊载了数十篇关于“摩登女郎”的讨论文章，几乎众口一词地对其大加贬斥。而“摩登女性”是一个立体多维的概念体系，其形成原因并非30年代社会媒介所以为的“来源于英文modern的音译”这般简单，而是充满了丰盈复杂的内涵和外延，很有可能受到日本“摩登女”概念的影响。这数十篇文章，从家庭职能、传统妇德、两性关系、国民责任等方面展开对摩登女性的声讨和规训，发表各自对于理想的、“真正的”摩登女性的想象与期待。然而摩登女性的概念和实际状况都是复杂难言的，社会媒介对她们的期待和要求带有许多虚构成分，摩登女性自身则在社会媒介众声喧哗的裹挟下，近于湮没无声。
一、引言
“摩登女性”是一个颇受关注的话题，学界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李欧梵所著《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1]更是开启了相关研究的热潮。总体而言，当下有关“摩登”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摩登”概念的辨析、摩登女性、摩登与电影研究、摩登与报刊研究等方面*。对于“摩登女性”的概念溯源并未做出仔细甄别与思考，虽然部分研究关注到了媒介中的摩登女性，如相运利、张晨曦的《〈玲珑〉中都市女性摩登形象的建构与传播》*。探究了《玲珑》杂志如何建构和传播了上海都市的摩登女性形象；白蔚的《摩登与反摩登——民国报刊建构的女性身体及其现代意义》*，通过分析民国报刊中的女性身体，揭示了现代性之于女性的作用与呈现；郭晓勇、石瑶的《摩登女性：〈良友〉画报中的女性形象建构》*，通过对符号文本、身体语言等层面的分析展现了摩登女性的现代都市生活方式；贾海燕的《20世纪30年代大众媒介对女性摩登身体的建构——以〈良友〉和〈玲珑〉为中心的考察》*，阐释了大众媒介尝试建立摩登女性身体的合法性以及女性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处的困境。然而这些研究往往都是以某一报纸杂志为依托进行具体分析，或是通过身体理论和现代性理论进行阐发，且多侧重对现代都市女性摩登形象建构的解读，讨论摩登女性本身的生存困境或者社会地位，割裂了社会媒介与摩登女性的互动关系。本文运用概念史的相关研究方法，结合文学批评中的文本细读和社会文化史中的比较分析法，希图从概念史和社会文化史角度，对“摩登女性”的概念起源做出爬梳和整理，围绕30年代社会媒介对“摩登女性”的想象与诉求，厘清社会媒介对于“摩登女性”概念的误读和批判，深挖社会媒介对于摩登女性规训背后的关怀所在，以期对相关研究有所推进。
二、“摩登女性”概念探源
20世纪30年代，“摩登女性”开始大量涌现，成为以上海为代表的30年代都市风景线中的一道亮丽存在。《玲珑》《男朋友》《良友画报》《女子月刊》等刊物，纷纷对“摩登女性”现象展开讨论。尽管“摩登女性”现象在30年代的上海最为显著和最具代表性，但“摩登女性”并非上海之“特产”，北京、天津、南京、杭州等各大都市，“摩登女性”也同样是其间的艳异风景。北京的《三六九画报》、天津的《方舟》《广智馆星期报》、南京的《中国社会》、杭州的《中国出版月刊》、大同的《同钟》等各类报章杂志，都不约而同地探讨和描绘着，且几乎众口一词地对“摩登女性”大加贬斥，集中刊载了《怎样才是摩登女性》《时下女性之摩登病希望教育家有以诊治而预防之论》《用两种摩登的比较献给青年女性》《摩登妇女之分析》等数十篇关于“摩登女性”的文章，流播着关于“摩登女性”的各样言说，不无热情地发表着各自的“摩登女性之我见”，或否定斥责，或揭露其短，或痛心呼吁。可谓众声喧哗、好不热闹，而这数十篇文章共同构成了30年代社会媒介的“摩登女性”想象。
这些文章，有不少都是从“摩登”概念本身入手，对“摩登女性”加以定义和解释。综合各篇，不外乎以下诸种颇相类似的定义：“‘摩登’这个名称在英文中，就是modern，它的解释就是近代、现代、时代，所以西洋人称‘摩登’女性，他的意思就是合与时代能够代表现代的方称为‘摩登’女性。”[2]“‘摩登’是西文音译而来，但是据考据是由印度文而来，或许另有深意存焉。modern这字本来是用作形容词，可译为‘现代的’、‘近世的’”；若看到modernize，这个用作动词时，便当译为‘革新’、‘改革’等意。由此说来，‘摩登’这字，是有‘新’、‘不落伍’的意思，因之，凡所形容的事物有‘摩登’资格的，必须充分具有‘现代化’、‘时代化’的实质才算恰当。”[3]“摩登二字，在英文为modern，意即现代，后来却一变而为时下一般新女子们所专用的名词——摩登。凡青年或中年，甚至是老年的妇女，只要是烫发、粉脸，涂唇，细眉，长衣短袖的，擦指甲，高跟鞋的，都称之为摩登妇女。”[4]“摩登是英文modern的译音，即‘近代’或‘现代’之意。”[5]“‘摩登’二字并不是中国的典故，也不是哪个地方的俗语，是由外国文翻译过来的。所以‘摩’是一个意思，‘登’又是一个意思，合起来反倒不成一个意思。它的原文是英文的‘morden’，按意思，是‘近今的’、‘现代的’意思，那么摩登妇女就是现代妇女。”[6]“摩登是英文modern的译音，原意就是现代的，或近代的，若当名词用，则当解释为现代的人，有现代思想的人谓之摩登人物。”[7]
论及摩登妇女的表现与特征时，评述也几乎惊人的一致：“所谓‘摩登女性’，一般标准的，就是女性头上烫发，面上涂脂抹粉画眉点唇，弄得七颜八色像鬼一般的脸。身上穿了完全有洋气的红红绿绿的绸纱，赤了一双天然足，脚上穿了一双高跟皮鞋，左手拿了羊皮夹，右手拿了洋缎伞，走路起来袅袅绕，在形式上是充满了洋货推销员消费者的努力份子，同时是依资产阶级的背景，实行贵族化的同志。”[2]“现阶段社会上所承认的摩登女性：醒狮攒首似的鬈鬈披发，把多半的颜面遮着，望之有披发鬼的可疑，穿在身上的衣服，把神秘的乳房和屁股都和盘托出。高跟鞋的高度务必高到走起来摇摇欲坠的程度为原则；衣服的颜色式样，完全可以招蜂引蝶，出奇制胜，使人注意为目的；合此者为中级的摩登，若再晋一级的摩登，当暑天的时候，赤裸裸的大腿和臂肘，公开展览，让人赏鉴。……出没于20世纪资本家特有的消遣地电影院、跳舞场，卿卿我我，甜的如糖似蜜。”[5]
从这些定义和解释中不难看出，时人之于“摩登”概念的理解，都采用的是“欧美”来源说，认为摩登是英文modern的音译，取“现代”“时代”之意。且在数十篇文章中，几乎一致认定时髦时尚、追求新奇刺激、物质至上的享乐主义是摩登女性的统一标签。然而摩登其实是一个整体性的复杂概念，涉及甚至涵盖对现代都市生活的整体把握。笔者通过爬梳史料发现，“摩登”的概念来源并非只此一说。管及所见，最早出现与“摩登”相关的语词，是1873年《瀛寰志略》中的《妙音经(摩登伽侍者摘录仓庚集)》，此后1927年、1928年的《晨报星期画报》《红玫瑰画报》中也多次出现过“名伶尚小云饰演摩登伽女”的照片和配文，然而此处的“摩登伽”和后来所提“摩登女性”之“摩登”并没有相关意义，此处提及，因之下文论述中所言日本摩登女(也称之为摩登伽)与此称呼同名，但概念和内涵却全然不同。
据史书美在《性别、种族和半殖民主义：刘呐鸥的上海都会景观》一文中的考证，现存文献中最早出现类似“摩登女性”描述的，是1928年《北华捷报》中的一则叙述，“穿着半洋化，短发，短裙，脂粉脸的中国奇装异服的轻浮女子”[8]。只是当时“摩登女性”的概念还没有得到确认和植入，但是媒介已经关注到了这样一类人群的出现。
而目前来看，中国近代文献中较早涉及“摩登女性”概念的文章是1929年《良友》画报主编梁得所所写《由 贤妻良母谈到摩登伽》[9]和1930年查士骥所写《日本摩登女考》[10]二文。梁得所指出：“近年日本各方面许多欧化，其中一部分欧化的女子，她们的名称叫做“摩登伽”(modern girl)，意思是时髦女子，此辈多短发洋装，其中非无大家闺秀，但在一般人眼中，她们是舞女阶级，好人有限。”[9]梁得所肯定了摩登概念是英文modern语词的音译，在指涉相关人群时更为具体地指明是欧化的、短发洋装的时髦女子，并进一步言明摩登女广泛的社会阶级属性，不仅有舞女等下层阶级，也不乏大家闺秀。
查士骥《日本摩登女考》一文，参考了日本新感觉派小说家片冈铁兵的论文集，且查士骥本人便是翻译家，精通日文，翻译过很多日本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著述。他追溯了受自然主义影响的日本早期知识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青踏社女子们模仿男性，逛妓院、在酒场喝酒、出入社交场所，等等，并认为青踏社女子是处于自然主义文学极盛时期的一类“自觉妇女”。虽然青踏社不出几年便解散，但其作为先驱的影响作用却很大，并次第传染到一般女性意识中，随后“摩登女”的登场显得顺理成章。在提及日本“摩登女”这个概念时，查士骥解释道：“摩登女(modern girl)这名词，从英语上的意义翻译起来，这适当于‘近代底少女’。但普通所谓近代是指十九世纪末至现在而言的，所以只要是此四五十年间的全体女子，都不妨呼之曰摩登女，但事实并非如此，是很明了的。一说到摩登女，便可想到一种和普通女性不同的特殊的性格。所以但说‘近代的女性’，尚非摩登女的适译，它是有更狭的意味底限制的。摩登女中的摩登一形容词，与其说是‘近代’，毋宁说是‘现代’的意味比较强。因而我想毋宁译之曰‘现代少女’。更亲切地意译起来，可说是‘现代底社会环境所产生下来的现代独特型底女子’，所谓现代者，当是欧战以后。”[10]他指明摩登女产生于欧战之后，也是受欧美语词影响引入的描述概念。摩登女是因社会的必然促进而存在的，其特质就是享乐，是受到现代享乐风潮的同化力，追求物质至上的现代人意味的享乐主义。不难发现，日本“摩登女”的概念内涵与30年代中国社会媒介给予“摩登女性”的想象可说是基本吻合。
日本学者坂元宏子在她的文章《试论近代上海‘摩登女郎’的形成过程——社会史、思想文化史的多元比较分析》中，对于摩登女郎也做出了具体的定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俄国革命结束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自1920年代后期至1930年代期间，在世界各地的大都市里，职业妇女相继出现，一大批新时代的女性飒爽登场。她们一头短发，身穿紧身服装，这种突出身体的新颖装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日本，人们把这种女性称为‘摩登女郎’(用外来语modern girl表示，略称为moga)。”[11]突出强调了日本摩登女郎的时髦特征和都市性。
综合查士骥、梁得所、坂元宏子的几篇文章，可以看出，他们所定义和描述的日本“摩登女”的概念内涵(欧化、追求时髦、享乐等)和中国30年代社会媒介给出“摩登女性”的评价和描摹基本一致，且从查士骥、梁得所二人对于日本摩登女的介绍时间来看，都早于中国摩登女性产生和风靡的时间。不能不说，中国的“摩登女性”概念极有可能是受到日本“摩登女”概念的影响发展而来。至少，日本“摩登女”极有可能是中国“摩登女性”概念的思想文化来源之一。而这一推断在作为社会媒介的重要来源——新感觉派小说家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的小说创作和报刊实践中更是清晰可见，在以宣传介绍女性服饰、身体、职业、发型、交游为主体内容且发行量极高、影响极广泛的《良友》画报*等图像叙事中也不难寻踪。而同属良友公司出版发行的《良友》画报的姐妹刊物《妇人画报》，它的名称就源自创刊于1905年的日本同名刊物《妇人画报》。1934年1月，郭建英开始接掌上海《妇人画报》的编辑工作，开辟了一个“掌篇小说”*的新专栏，并着力向新感觉派作家邀稿，刘呐鸥、穆时英、黑婴等都有多篇作品在此发表。
受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中国新感觉派作家热衷于取材现代都市光怪陆离的现实生活，反映都市物质文明、享乐主义和扭曲变态的心理状态。“刘呐鸥、穆时英和黑婴等，大多以具有‘异国情调’的摩登女郎为主题，展现浪荡子美学对女体的迷恋及女性嫌恶症，并将‘摩登女郎’转化为现代性塑造下的物化象征。”[12]新感觉派圣手穆时英被誉为都市文学的先驱，而刘呐鸥除了翻译大量日本新感觉派作家作品外，还开始了自己的新感觉创作。施蛰存在谈及刘呐鸥时，曾说“刘呐鸥带来了许多日本出版的文学新书，有当时日本文坛新倾向的作品，如横光利一、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等的小说……在日本文艺界，似乎这一切五光十色的文艺新流派，只要是反传统的，都是新兴文学。刘呐鸥最喜爱的是描写大都会中色情生活的作品。在他，并不觉得这里有什么矛盾，因为，用日本文艺界的话说，都是‘新兴’，都是‘尖端’。”[13]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就是一部有意识地描写城市现代性的小说集，塑造了一系列“摩登女性”形象。在其编译的日本新感觉派小说《桥》《色情文化》《孙逸仙的朋友》等作品中的女性们，在两性关系上大胆主动，一般有着“丰富的肉体”。这一类形象显然和刘呐鸥在自己的小说中创造的女性形象存在着某种“血缘关系”。
李欧梵也认为“刘呐鸥的都会女郎系谱还可追溯到20年代流行于日本都市的‘摩登女’(modan gaaru缩略为moga)形象……1929年，刘呐鸥的杂志《新文艺》上刊登了徐霞村的一篇小说，里面的主人公——一个‘摩登女郎’——事实上是一个日本侍女”[1](P 212)。由此可见，新感觉派作家对摩登女性的书写，的确借鉴了日本的“摩登女”资源。《风景》一文中，那个勾引挑逗燃青的县里要人的夫人“男孩式的短发和那欧化的痕迹显明的短裾的衣衫，谁也知道她是近代都会的所产……肢体虽是小巧，但是胸前和腰边处处的丰腻的曲线是会使人想起肌肉的弹力的……但是最有特长的却是那像一颗颗小小的、过于成熟而破开了的石榴一样的神经质的嘴唇”[14](P 10)，直接言明这个女子是近代都会的产物不说，更是不遗余力地剖白她的个性：“自由和大胆的表现像是她的天性，她像是把几世纪来被压迫在男性底下的女性的年深月久的积愤装在她口里和动作上的……都会的女人特有的对于异性的强烈的、末梢的刺激美感，只学着野蛮人赤裸裸地把真实的感情流露出来的时候，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快乐。”[14](P 11)《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里搭讪H先生的那个女郎“忽然一阵Cyclamen的香味使他的头转过去了。不晓得几时背后来了这一个温柔的货色，当他回头眼睛里便映入以为sportive的近代型女性。透亮的法国绸下，有弹力的肌肉好像跟着轻微运动一块儿颤动着。”[15](P 41)还有《礼仪与卫生》里当裸体模特的白然，“她穿的是一套软软的灰色的pyjama腰上也只结着细细的带条，从那袒露的胸部顺下去”[16](P 58)。
刘呐鸥直露地剖白了这些女郎的“近代型”，从欧化的打扮、时尚的衣衫、运动型，还有女性身体特征的暴露等等方面。这些创作于1928年、1929年间的人物形象，在摩登女性这个概念尚未提出和被社会媒介热议的前夕，就已经被刘呐鸥创作于笔下了，这是可以追索到的较为早期的中国摩登女性形象。显然，她们受到了日本摩登女的影响，连刘呐鸥翻译的日本短篇小说集——1929年由水沫书店出版的《色情文化》，都是借用了片冈铁兵的小说《色情文化》之名，足可见其影响之深。
以宣传展示现代女性衣饰、风尚、日常生活等为主体内容的《良友》画报，更是为“摩登女性”形象和概念的日渐清晰，留下了一系列图像印记。《扶桑女子出浴图》(1926年第9期)刊登了身着泳衣泳帽的健美日本摩登女的十幅照片，《扶桑女明星》(1927年第15期)刊登了电影明星沙田驹子的五种姿态，《戏剧界》(1927年第22期)中刊载了1927年当选日本影戏第一名的女明星栗岛澄子女士的倩照，1928年第23期《妇女界》专栏刊登了日中大阪妇女联会新年聚餐组图。
这些图像展现了日本摩登女郎健美的身姿体格以及职业女性电影演员等的个人魅力和工作热情，同时还记录了中日都市妇女间的社交联谊。而当时的中国尚未引入“摩登女性”的概念，读者诸君心中应该只是对这类女性形象存有某些模糊的印象，而尚未找到一个熨帖的固定描述方式。
由此可见，无论是考察日本“摩登女”的概念内核，还是新感觉派小说家的创作实践、画报媒体的宣传流播，中国摩登女性的概念来源于日本“摩登女”的可能性都非常之大，至少对于中国摩登女性的概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细细爬梳，探源“摩登”概念，笔者发现，“摩登”本身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体系，其形成原因并非仅仅是30年代社会媒介所以为的“来源于英文modern的音译”这般简单，很有可能还源于日本“摩登女”概念的影响。
(一)对于“摩登女性”概念的片面理解
目前所见，最早在文章里使用“摩登女郎”一词的是日本学者北泽秀一*，其在1924年所写随笔《摩登女郎》中指出：“‘摩登女郎’既不指那些新女性，也不意味着觉醒的女性。当然，她们也并非女权主义者，更不是主张妇女参政论者。并且，所谓‘女郎’也并不仅仅限于未婚的年轻女性，如果她们身上具有我所说的现代性的话，那么当然也包括已婚的妇女……总之，她们首先是尊重自我的全新的女性。而且是一个‘人’。早先的新女性娜拉为能够成为一个‘人’付出了努力，而‘摩登女郎’们，本身就是一个人了。这就是她们的生命力所在，特点所在。”[17]这段论述中，并不见非难和诘责，只是中肯地给出判断，认同摩登女郎们作为独立人格的价值，是尊重自我的全新女性。
查士骥1930年在《日本摩登女考》中指出：“摩登女，在世间比较自由一些地，大胆一些地行动的女子，在此享乐的风潮之下的现代，多数的产生了出来。其结果就是自由恋爱和放纵的享乐，忽然频频续出，是事实所证明的，但不是女子之罪。”[10]查士骥清醒地认识到摩登女性的享乐和放纵，但并不觉得这是女子之罪，而认为这正是现代享乐风潮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并未对摩登女性加以贬斥。
到了梁得所笔下，就可窥见些许责备的口吻了：“她们的名称叫做“摩登伽”(modern girl)，意思是时髦女子，此辈多短发洋装，其中非无大家闺秀，但在一般人眼中，她们是舞女阶级，好人有限。”[9]“好人有限”四字，已依稀可见作者的价值判断。
在此之后，便是整个30年代社会媒介仿佛商量好一般对摩登女性大加责难。诚如坂元宏子所言，“早期的女性解放论者对‘摩登女郎’的享乐及奢侈性大加非难……她们平时浓妆艳抹，嗜好吸烟，以咖啡馆、舞场为社交舞台，自由地谈恋爱，开展男女交际。她们这种反叛旧伦理道德的行动，招致了不同年代、不同阶层和异性们的指责。”[11]他们极尽挖苦讽刺之词，“摩登女性，满嘴是革命奋斗，不做男性的玩物，可是越是摩登女性，打扮的越妖精”[18]。“女性，其自身根本没有最高的价值，却好得最高的代价。真是脸厚透了。说实话，据我看来，摩登女性，在今日社会，其当妻的代价，二十只羊或四十圆也不值，至多只是抵得过一只癞皮狗，在质上，在量上，都是恰合狗的身份，一样都是供人类的玩弄而已。”[19]“现在的多数摩登女子，五官的享乐，周身的装饰，哪一样，哪一桩，不是靠着她自己的一个肉体，交换所得的呢？娼妓以肉体交换物质，摩登女子，所以肉体交换物质，然则摩登女子与娼妓……实则没有分别，而且应该称呼她们为一种‘自动的娼妓’。”[20]
或用妖精、玩物称之，或做出娼妓都不如的侮辱性评价，足可见社会媒介对于摩登女性的“责之切”，然而此种论断是有失偏颇的。他们过分夸大了摩登女性存在的问题和弊病，却并没有对其进步性和正面价值予以认同和肯定，缺乏对摩登女性的全面认识与理解。而这种对摩登女郎失之片面的理解与评价，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新感觉派作家浪荡子美学的影响。30年代，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以摩登女郎为主题创作的一系列新感觉小说风靡上海。“上海新感觉派小说中的摩登女郎……她们是大都会的同义词，身着改良式的旗袍或洋服，生活洋化，是物质文明的象征符号，毫无任何智性表现的可能。然而事实上，是男性的浪荡子式凝视，只看见她们的身体和服饰，无法超越。这些浪荡子叙事者，在觊觎淫窥女色时，流露的反而是他们自己的心态，反映出他们特殊的生活模式和上海半殖民地国际都会文化人的姿态。”[12]因之，现代都会中的摩登女性形象，往往并非这些群体自身的代言，而是男性凝视下，在颓加荡美学影响和催化下的物化符码，是作家和社会媒介的集体想象和心态投射。换言之，摩登女性的特质也许并非只有洋化、追求时髦刺激、物欲放纵，这类女性形象事实上是小说中“浪荡子”式的男性凝视所塑造的，是颓加荡美学凝视下社会媒介想象的赋予和强化，甚至是标签化。
仍以《良友》画报为例，在其1927年第18期《上海妇女慰劳会》(八幅)组图中，卖花劝捐的女学生等照片展现了摩登女性投身公益活动的一面；1929年第34期“妇女界”专栏，登出《黄柳霜女士摄影之种种》(四幅)图片，展示了摩登女郎电影演员黄柳霜女士，潜心研究电影艺术，应德国之聘，赴柏林任主角，成绩极佳，肯定了职业女性的工作成就；1929年第37期“体育界”专栏，登出上海两江女子体育学校运动会跳舞表演的照片，展现了知识摩登女性健美、热爱体育的一面；第38期还展出了北平女子学院音乐系毕业生之小提琴队、琵琶队的照片，体现了摩登女性热爱艺术、情趣高雅的一面；1929年第42期“妇女生活”栏目，登载了颇具尚武精神的上海女子网球单打锦标赛的照片。
由此可见，摩登女性的特征绝非社会媒介一致否定谩骂的“皆不足取”，而是更加立体多维，充满了丰盈复杂的内涵和外延。虽然一定程度上确实存在追求奢华、虚荣、享乐的浮躁风气，却也并非完全如社会媒介的评价一般，毫无亮色。
(二)30年代社会媒介对摩登女性贬斥论述的漏洞
在数十篇社会媒介的论述文章中，都存在着几乎相似的论证思路：先指明现今社会摩登女性蔚然成风，继而指出摩登女性存在诸多弊病，然后推出现今的摩登女性是被误解了的摩登女性概念，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摩登女性，接着引入欧美来源说，指明摩登源于英文modern的音译，是“现代”“时代”之意，进而论述诸君对于摩登女性各式各样的想象和期待——他们眼中真正的摩登女性。
细想不难发现，其实这里面存在很大的逻辑漏洞。因为若想否定现今的摩登女性非摩登女性，不符合“摩登”的定义，那就必须证明现今的摩登女性不是“现代的”“时代性的”，唯如此，才能从其所给出的“摩登”定义出发，根本上对现今的摩登女性予以否定。可是，这数十篇对摩登女性大加挞伐的文章，虽对摩登女性不遗余力地讽刺挖苦，却仅仅是一味在强调摩登女性的种种弊病和危害，并没有从“现代性”“时代性”的角度对其予以否定，因而“现今的摩登女性不是摩登意义上的女性”的论断，不得成立。其所能推导出的结论也仅仅只是，在他们看来，30年代的摩登女性的行为举止，不符合他们的期待和想象。社会媒介对于摩登女性的期待和想象多少带有虚构的成分，而这恰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代性特征。“她们是比较自由地享受恋爱的物质家，并不是比较精神家，她们更多地要求恋爱的兴味，感觉的陶醉。但这都不仅仅是从女子方面来的要求，这是现代一切人底生活意义底自然表现。”[11]考察日本“摩登女”出现的社会背景可知，复兴计划使被1923年关东大地震摧毁了的东京和横滨快速地实现了都市化，尤其在东京，商业街上出现了现代化的建筑楼群，电影院、咖啡馆、跑马场、百货公司等娱乐设施大量涌现。在都市化的过程中，报纸也开始大众化，1925年，广播开始在东京播放，媒体的发展使曾经仅限于上流社会的西洋文化流传开来。摩登的都市文化和与消费经济相关的文化开始出现，并开始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与日本20年代社会发展颇相类似的是，上海这座拥有众多租界的国际化大都市，报刊、杂志等大众媒介的数量激增，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上海报业之繁荣、涉及内容之广泛是颇为惊人的，且类型众多，除了时事杂评、启蒙性的报纸外，妇女、儿童、生活、电影等专门类杂志报纸也是门类齐全、种类颇多，阅读报纸、画报、杂志成为上海市民社会的风尚。加之企业通过社会媒介发行商品广告，电影业、体育业等娱乐业迅猛发展。摩登女性正是在这种都市化和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潮流下，作为一种消费文化的符码被大量反复地生产、制造出来。
饶有意味的是，《良友》画报1934年第88期《上海的声、光、电》组图中，第一幅最显眼的图片，便是一位踩着高跟鞋的摩登女郎的裸腿。将摩登女郎的身体特征和衣饰作为上海都市想象的首要标志，足可见摩登女性很大程度上集中且恰切地反映了时代性和现代性。
按照查士骥的观点，摩登女性是产生于社会发展必然而活动着的自然姿态。“摩登女是和男子对等的存在，所以对于男子，对于一切人，她们是很大胆的。她们的行径和一向的女子一比较，在表现上大大地感到了自由。摩登女是自由地表现其意志的，便是她们重大的特质，她们是明爽而快活的。”[10]她们自身是现代享乐风潮的产物，绝不以享乐为恶事，没有罪恶感。明快活泼地寻求刺激和享乐，是现实的女性本性的表现。以此观之，摩登女性恰恰是最现代的。社会媒介对摩登女性的否定和批评只流于表面，没有分析产生这种享乐主义的根源，更没有意识到或者故意遮蔽，其实这种所谓“享乐、物质至上”的摩登女性正是现代社会自然发展的必然产物。
四、30年代社会媒介之于摩登女性的规训与“关怀”
这数十篇文章，除了充斥着对于摩登女性的批评与责难之外，很大篇幅都在发表自身对于“真正的”摩登女性的想象与期待。这些文章中常常充斥着“摩登女性的要件”“标准”“条件”等语词，表达对于“摩登女性”应有之面目的想象与期待。因此，责难不是最紧要，目的在于引出对于“摩登女性”的规训*，而不同的规训背后的关怀各有不同，各自的立场和态度亦各有侧重。
胡考在《中国女性美礼赞：中国女性的稚拙美》一文中强调中国的摩登女性“是大的眼珠杂着不均恒的眼白，长的眉毛划出了调和的线条，薄的嘴唇白上弯个三十度，棕的肤色，带着南国的海沙情调，黑的秀发染着黄色，而且更需要她的说话的声调，咬着不正确的字，表现着孩童时代的天真”[21]。留心作者的措辞和语气不难看出，他是用赏玩揶揄的口吻，暴露了他将摩登女性视作幼稚、需要教化的低能儿的心态，觉得摩登女性是无知、缺乏智性的。她们所具有的只有身体和服饰，两性关系也被简单地归结为金钱和荷尔蒙。在颓加荡的美学关照和“女性嫌恶症”的作祟下，摩登女性只剩下脸蛋和身体，一切都被物化，处在被看、被审视、被说教的地位。
(一)对摩登女性家庭职能的强调与规训
在《劳动生活写真片段(十)摩登女性》一文中，作者强调摩登女性需要具备贤妻良母的能力和刻苦耐劳的生活习惯[2]；《新生活运动与改造摩登女性》一文中则声明，摩登女性应“祈祷在十字架前，应该大大地觉悟，应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想到自己所负的责任，应作出修正”[22]，作者强调摩登女性应该做贤妻良母、应该改正“食衣住”的生活，应负责烹调且爱惜食物；《现代女性切弗误解摩登》一文也指明，摩登女性应具备充当现代家庭主妇的资格[7]。除了这些来自男子的呼声，摩登女性自身也有自述，胡玉兰女士便在《真正的摩登女子》一文中自陈，摩登女性应能管理家政，包括烹饪、管理仆人、缝纫等[23]。
这些期待摩登女性承担家庭责任、发挥家庭职能的言论，可以和查士骥的考辨文章形成某种对读。查士骥在《日本摩登女考》中整理得出：“摩登女相较于传统女性，天然地倾向于放弃母性的权利，对于子孙繁殖和洗衣做饭都没有兴趣。”[10]他直言，日本的摩登女天然地具有倾向于放弃母性权利的特质，并借助了片冈铁兵的分析论述加以佐证。不管这一论断是否正确，相较于日本，30年代的中国社会媒介，是不会给摩登女性任何“放弃母性权利”的机会，非但如此，他们还一致要求其忏悔觉悟，要求其自觉承担起家庭的责任，扮演母亲、主妇的角色，强调对于其社会职能的言说。这一声浪同文化守旧势力的复古思潮之流弊不无关系，摩登女性追求职业自由、生活独立的一些生活和行为方式招致了文化守旧势力的反感和忌惮，他们以“具备主妇、母亲的能力”之期待为外衣，实则企图消解和规训在他们眼中“越轨”的摩登女性之行为。
(二)对摩登女性复归传统妇德的规训
刘祖恩在《时下女性之摩登病希望教育家有以诊治而预防之论》一文中，长篇累牍地阐述自己对于摩登女性之病的诸多担忧和痛责，并开出药方，要求摩登女性的家长应做好对其的婚前教育，好好教导她们“贞静贤德，明耻勤俭”[24]，这些都是传统妇德的要求规约。《摩登的妇女》一文，更是明目张胆地要求摩登女性应加强道德修养，须做到：谨言慎行，约己清心，绝嗜好，人格自重[25]。《新生活运动与改造摩登妇女》中更是引入了“旧式女子”的参照系，将旧式女子与摩登女性两相对照：“她们只要是截着发，烫得蜷曲的样儿像狮子狗，衣裳是什么一九三三年式，一九三四年式，鞋子要高跟，像一座玩偶之桥，身体要完全露出曲线美，化妆品也要选用巴黎的上品，这样便成了所谓摩登。因此她们身份的评价，和旧式女子相较量，是高出千百万倍。她们锦衣玉食的享受，是旧式女子所不曾梦想到的。可怜的旧式女子，是处于真正的牛马地位，做了贤妻良母，不曾得到现代社会的半句奖评。”[22]通过为“旧式女子”叫屈，表达对摩登女性的不满和令其复归传统妇德的企图，这一观点在新生活运动中愈演愈烈，直接用了“改造”一词，即可见其态度，作者主张“新生活运动是一种复兴民族实际运动，目的是使人民多得到“教养卫”的实际效能，即是在衣食住行四个字上，要变现中国固有的美德——礼仪羞耻的精神来”[22]，便足可见其支持复归传统道德的用心所在。
摩登女性被当作虚荣、浮华、浪荡的代名词，男权话语企图以所谓“悠闲贞静、贤德明理”作为浪荡浮华的对立面，悄然以“传统妇德”置换掉了摩登女性的“自主性”与“追求自由”的权利。在他们的批判话语体系中，正是因为摩登女性追求自由过了度，于是失去了女子特有的“悠闲贞静”，造成了诸多社会问题，所以应该限制甚至剥夺她们“追求自由”的权利，重新把她们拉回家庭，这是社会媒介一方呼求摩登女性复归传统妇德的意图所在，也是复古思潮中封建卫道士们否定“摩登”行为的动机所在，而政府对摩登女性所持的态度也大多是管制与反对。从30年代初起，政府便采取了一系列取缔摩登行为的举措，1930年12月，江苏省政府下发公文禁止女学生“束胸”，同年九江政府也命令禁止女性着奇装异服，甚至认为摩登女性着奇装异服“不惟有伤风化，亦且贻笑友邦”*，有违传统道德中礼义廉耻的要义。而随着1934年新生活运动的兴起，取缔摩登之行为更是愈演愈烈，甚至一度在杭州、北京、天津、南京等都市，产生了“摩登破坏团”。摩登破坏团采用流酸水和剪刀大肆破坏娱乐场所设施和摩登女性的衣物，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和社会影响，轰动一时。蒋介石于1934年2月19日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演讲，大力倡导以其赋予新意的礼义廉耻为基准，以吸取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部分文明精神和现代道德风尚为辅，重塑国民的日常生活。而在改良社会风气、整肃风俗社会方面，限制摩登女性着奇装异服则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三)社会媒介以两性关系对摩登女性进行规训
这数十篇发声中，更有不少以两性关系(即摩登女性的恋爱与婚姻)为论点，痛斥摩登女性，并提出他们的理想方案。《怎样才是摩登女性》一文中指斥：“现代女性，如果只知道随意结婚离婚，便以为这是天经地义，那未免误解了道德两字。”[26]《新生活运动与改造摩登妇女》一文的陈述更是直露：“看摩登女人吧，她们撒着娇，卖着骚。柳腰，肥臀，酥胸，裸腿，上咖啡馆，电影院，跳舞场，于是资本家，政客，官僚，花大少，都受到麻醉，弃去糟糠之妻，就像西门庆讨潘金莲似的迎上新人进门。是这样不讲道义，丧尽廉耻，而所谓摩登女人的身价便愈趋向于商品化了。潮流所趋，社会风气便愈加颓废堕落了。”[22]将摩登女性定罪，认为男子的离婚、抛弃妻子是摩登女性的罪责，从两性关系和女性商品化的双重维度表达了对摩登女性的立场和态度。《用两种摩登的比较献给青年女性》一文更是对摩登女性的恋爱婚姻问题极尽讽刺之能事：“口头上喊着‘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高调，事实上要被她的爱人——男性——挟在腋下，尾巴似的寸步不离……若一旦因某种问题发生，她便板起面孔翻了眼，把前此爱她的爱人抛弃，再爱上她多角恋爱的另一角，一而再再而三，愈多愈是摩登。”[5]
摩登女性因其身体特征等满足和迎合了男性欲望，恋爱、婚姻问题打破了固有的模式，因而被视为家庭制度的破坏者，遭受到了保守派男性的攻击和社会舆论的非议。如果我们把这种男子的视线转换为社会的眼光，也就是说，摩登女性非但没有完全被社会所承认和接纳，很大程度上还饱受诟病和非难。
(四)社会媒介对摩登女性国民责任的规训
这数十篇对于摩登女性的想象，其实都是各方人士，借着“摩登女性”的由头，各抒已见，表达各自对于时代的立场和看法。换言之，摩登女性被当作消费主义和都市想象的符码，看似在讨论妇女问题，其实往往所言并非妇女问题，比如对于苏联摩登女性(包括技术专家、行政人员、女大学生等)、劳工女性的论述，混杂了民族性、阶级意识、国民责任等诸多问题。不止一篇文章，在论述和批评摩登女性时，提到了“提倡国货，抵制外货”。《劳动生活写真片段(十)摩登女性》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所谓‘摩登’女性，只能消费，不能生产，只有推销洋货的能力，没有提倡国货的精神。”[2]《新生活运动与改造摩登女性》中，作者也主张：“不要花样翻新的爱慕奢华。都应该用国货……要振兴国货，必先从妇女入手：不贪日货之便宜，那么国货的前途大有曙光。誓不买仇货，不穿舶来品，努力宣传国货。”[22]提倡国货运动，自晚晴以降便屡有出现，几乎从未断绝，其中，有的是政府倡导，有的是民众自发的民间行为，而提倡国货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发展至顶峰，更有甚者，称1934年为妇女国货年，政府以及不少民众认为妇女以着外货为风，导致国货销路不畅，于是社会媒介谴责摩登女性喜购外货、崇洋媚外之声不绝，并将摩登女性的购买力直接和国民责任挂钩，这诚然是在提倡国货社会风潮下的意识表现与影响波及。
(五)摩登女性的发声
对于来自外界的否定，也有摩登女性站出来为己辩护的，然而这样的声音甚微，在笔者爬梳整理的数十篇(约67篇)文献中，摩登女性发声的不过寥寥数篇。笔者注意到，《女子月刊》1934年第2卷第3期，“苦李”君发表了一篇长文《男性心目的女性：我对于“摩登女性”的观察》，指出摩登女性不知卫生、态度不大方、智力较差、看低自己迎合男子等诸多弊病[27]。有趣的是，衣谷女士随后就在《女子月刊》第2卷第6期中针对“苦李”君的这篇长文一一做出了详细回应。针对“苦李”的第一点指摘，“衣谷”回应称：“虽然现在是五育并进的时代，对于健康美更为重视，着紧马甲当然是对于生理有所妨害，应竭力废除它，不过在薄薄的衣裳内，倘若一无他物，任乳峰高高耸起，难道是供人欣赏吗？尤其是一般色狂的浮华少年，见了总是目不转睛地盯住，因此我以为着宽大的马甲，不见得不合卫生。”[28]对于“苦李”“态度不大方”的第二点指摘，“衣谷”称“女同学的所以不唱，是因为厌烦无人格的男同学，往往男同学听见女同学唱歌或别的游戏，他们总是嬉皮笑脸做出各种丑态来”[28]，并解释照心理学上讲，怕羞是女性的天性。针对“苦李”对摩登女性的第三点批评，“衣谷”称，理科方面，女子的智力确逊一点，无可讳言。然而观察事物的形态和辨别颜色的强弱却是女性的优势，因此不可一概而论。对于第四点“看低自己迎合男性”的批评更是不敢苟同，言明看低自己迎合男子的女性是少数中的少数，进而指出“摩登”少年的油滑，并得出结论，认定“苦李”君此文是侮辱女性的文章。
然而像“衣谷”一般敢于为己辩护的来自摩登女性一方的发声实在少之又少，兼之即便提笔行文，也多是取了折中的态度，先退一步，承认自身被社会指摘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而小心翼翼地自我陈述。男性话语权的强大有力，不同立场态度的来自各方阵营的批评指摘，汇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摩登女性在社会媒介众声喧哗的裹挟下，近于湮没无声。这些社会媒介，有的提出摩登女性之病症，给出各种药方，或讽刺或批评或规劝，都是对于摩登女性之规训和期待，而所呈现出的摩登女性意象也只是问题之表象，强调和凸显了摩登女性的身体特征和被消费性。从根本上来说，摩登女性的概念和实际状况都是复杂难言的，社会媒介对她们的期待和要求都带有很多虚构的成分。这也正是30年代社会媒介集体想象中的“摩登女性”。
五、结语
30年代社会媒介对摩登女性几乎众口一词地集体讨伐，实际是对其行为特征、概念内涵理解不够深入和全面的体现。他们认同中国摩登女性起于“modern”的欧美来源说，却并未从“现代性”“时代性”的视角对摩登女性现象加以分析与批判，而仅仅是从“追求时髦”“追求新奇刺激”等点展开批评且流于表面。实际上，他们所批判的摩登女性身上的这种所谓“享乐、物质至上”的特征表现，却正是都市化和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潮流下，商业资本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是，无论是现代都市消费文化的影响和刺激，还是作家的文学实践和报章的编辑策略，无不集体营造出了一种被构建被凝视的“摩登女性”形象。于此，“摩登”概念被悄然置换为了“时髦”。而30年代社会媒介所集体认同的“摩登女性”概念和产生于欧战之后的日本“摩登女”概念基本贴合。本文从大众传媒与社会互动的视角展开研究，重返历史现场，立足于社会文化史角度，经过爬梳、整理和比对，揭示出日本“摩登女”对中国30年代摩登女性概念的产生存在多种可能的影响路径，并考察“摩登女性”现象的社会文化背景。与此同时，通过对社会媒介之于摩登女性的批判与评价，深入探究其借助对于摩登女性家庭职能的规训、传统妇德的回归、两性关系、国民责任等方面的倡导与呼声，表达对摩登女性的声讨和想象，揭示颓加荡美学关照和“女性嫌恶症”作祟下，摩登女性被物化、被审视和被说教的地位。
五四时期，娜拉被塑造为新女性的代言人，鼓舞当时的新女性反抗传统，对妇女解放发挥了相当的启迪和激励作用。然而之后随着五四运动的落潮，妇女解放运动的诸多追求自由平等的主张大都停留在口号之上，甚至屡屡遭到文化复古势力的围剿与反攻，从20世纪30年代社会媒介成规模成气候地将“摩登女性”污名化，并不断希冀摩登女性复归传统妇德、批判其自由开放的两性关系等期待与诉求不难看出，现代都市女性的生存和自由空间实则极为有限。从封建专制和父权专制家庭制度下挣脱而出的娜拉们，复又成为男权话语主导和都市商业文化双重压力下被消费的产物。而“摩登女性”的蔚然成风与被污名化和被社会规训的尴尬处境，一定程度上也彰显了商业资本兴起的都市社会中，摩登女性被当作满足都市读者、市民受众猎奇欲的物化投射同时，也遭到来自文化保守势力和所谓开明的市民阶层的联合抵制，现代女性的生存困境可见一斑。
作者简介：唐
1991-)，女，北京大学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化、性别史研究。
本文选自《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5期第79-89页
本文源自微信公众号“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11月16日，作者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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