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以生育政策调整为社会背景，分析高龄女性决定生育二孩与产前检查的过程，探讨当前城市高龄二孩孕妇对高龄生育风险的认知及其应对孕产医学化的行动策略。研究发现，高龄女性在医疗服务使用中表现出流动性的主体经验和理性的医疗选择策略。面对孕产医学化的标准和检查，高龄女性依靠主观身体经验调整自己的风险认知，逐渐习得医学知识从而理性选择产前检查。这一过程中，高龄女性学会了使用医院专业术语，形成了理性的医疗实践策略，同时也成了网络媒体中的“平民专家”。
一、问题的提出
国内外对孕产妇的研究集中于医学社会学、医学人类学和生殖社会学（sociology of reproduction）领域。这些研究主要从女权主义、社会建构论、后结构主义等角度对女性怀孕生产行为进行分析。怀孕生产行为不仅是一种生殖意义上的个人行为，还是一种具有人口再生产性质的社会行为。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剖腹产和产前检查普遍降低了孕产妇死亡率，但与此同时，医疗体制也将女性的怀孕和生产行为纳入医学检查框架当中，即怀孕和生产的医学化[1][2]。市场和国家驱动下的生物医学权力介入到女性的怀孕生产过程，通过特定话语机制对孕产妇进行分类并将其问题化[3]。这类研究都批判性地审视了医疗与社会的关系，将女性视为医疗权力操控监视下的客体，较少谈及孕产妇在与医疗体制互动过程中的主体性和行动性。
本文则侧重从孕产妇在医疗体制中的行动性出发，关注女性在怀孕产检过程中的主观体验和具体行动。艾米丽·马丁（Emily Martin）的研究发现，女性在生产过程中通过使用不同于医生要求的姿势或者拒绝使用某种医疗措施来抵抗医疗霸权[4]。女性在孕产过程当中也会主动使用选择的权力。罗宾·洛特（Robin Rott）和卡罗尔·布朗纳（Carole H. Browner）沿着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分析路径，提出了孕产妇在产前检查的医疗权力关系中表现出由顺从到抵抗的谱系分布和流动性的知识体系[5]。国内学者林晓珊深入挖掘孕妇的产检过程和母职塑造，提出现代医学健康方案形塑女性的母职体验，同时医学凝视将女性怀孕的身体客体化[6]。还有学者关注女性行为的差异性，如蕾娜·拉普（Rayna Rapp）分析了女性使用羊水穿刺的阶层、文化背景等差异[7]。这一系列研究越来越重视将孕产妇的实际行动内涵纳入到具体社会情境中进行解释[8](P14)[9][10]。因此，孕妇本身的主体性和具体情境下的行动经验成为这一系列研究的出发点[11](PP1-2)。洛特和布朗纳将孕产妇和医疗检查的关系置于谱系当中，这虽然改善了孕产妇顺从或抵抗医学权力的二元对立局面，但仍难以呈现出孕产妇选择医疗检查的具体行动逻辑。本文延续洛特和布朗纳权力谱系的观点，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境，分析当前生育政策调整和医疗体制下孕产妇对生育风险的主观认知及其与医疗体制互动时的具体行动策略。
长久以来，怀孕生产在中国社会中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中国传宗接代的文化观念使得女性生育成为一种仪式性行为。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以来，女性生育数量首先要满足国家的政策要求，生育质量则受到医院的控制。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开始正式实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指导司司长杨文庄2016年在“全面二孩政策改革完善管理计生服务发布会”上提出，中国符合全面二孩政策的对象有9000万左右，60%是在35岁以上，50%是在40岁以上①。医学上将35岁以上的孕产妇称之为高龄孕产妇。很多学者预计，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后，高龄孕产妇数量将增多，妇幼健康和优生优育的服务面临挑战[12][13][14][15][16]。医学规定，35岁以上妊娠的女性均为高危产妇。她们在妊娠并发症、唐氏综合症等方面的发病比率更高，同时也被要求完成更多保证胎儿质量和自身健康的医学检查。所以，高龄女性的怀孕过程所受到的医疗干预更加突出，她们在孕产医学化背景下对高龄生育风险的主观认知和行动选择更值得我们关注。国内医学界已经开始提出应对的医疗措施，然而社会学界对高龄女性孕产行为的关注依然较少。生育政策调整以后，高龄女性如何在医学化高危年龄标准下做出生育决策？她们对高危妊娠风险的认知如何？在面临医疗检查时采取哪些行动策略？本研究共深入访谈了25名高龄孕产妇，长期追踪研究14名高龄孕产妇的产检过程。本文的个案分析以1名44岁的高龄女性为主，同时辅之以其他个案，主要从生育决策到产前检查的整个过程来回应以上问题。这一讨论尝试在中国高龄女性孕产经验中挖掘医疗权力关系与人们日常生活行动策略的互动机制，展示女性在面临这一系列权力关系时的行动特征。
二、高龄生育决策：被延后的二孩生育
D是笔者在访谈中经熟人介绍认识的一名高龄孕产妇。由于对D的追踪时间较长，观察和深入访谈较为密集，所以本文将D作为主要个案进行详细分析。2015年3月至12月，笔者对D分别进行了7次1-2个小时的访谈，同时在南京市G医院和F社区医院进行了3次参与观察。第一次访谈为受访者流产后，之后6次访谈都是在受访者二次怀孕成功后完成的。主要访谈地点有被访者家中、被访者的工作机构和南京G医院。
1994年，D本科毕业后进入南京一所大学任教，丈夫在另一所高校工作。1999年，两人搬到丈夫的教职公寓后生育了第一个孩子，是男孩。在这之后他们虽然有生育二孩的想法，但当时的政策条件并不允许。
那时候绝对没有想到政策可能会有改变。我生完了一孩之后，那个学校里面管计划生育的人，三天两头到我们家来。她就怕你没有上环，要偷着生老二。因为我是没有上环的，她就问，你用什么避孕措施啊？其实她是希望你上环的，这样你想怎么样，你也拿不下那个环来。她就不停地问，三天两头到我们家来。她实际是担心我有可能超生，管得特别严。如果生二孩，我们夫妻两个人都要被开除的。
儿子还小的时候，D和丈夫还会开玩笑想再生一个，而D的儿子两三岁的时候便会说：“政府不允许”。二孩生育对工作可能带来的直接影响让两人逐渐没有了这个想法。2006年，D辞掉高校教师工作攻读博士。读博期间，D发现了自己的创业兴趣，遂于2010年博士毕业时开办了一家培训机构。招生规模的逐渐扩大让D拥有了非常可观的收入。D还招聘了新的工作人员来分担自己的工作量。2013年11月有了放开政策的说法，D的丈夫一听到这个消息，便再次萌生了生育二孩的想法。而此时D已经42岁，且工作压力较大，高龄生育和工作压力都使得D并不愿意生育二孩。
我刚开始是不同意生育二孩的。就是因为我年龄太大了，这么老了怎么生呢。我还担心，如果我再生一个孩子的话，我的事业做不成了。后来我们俩就一直为了这个事情商量、吵架，甚至冷战也都有的。2014年9月份、10月份的时候我转变态度了。
经过将近一年的冲突、权衡和商量，D在综合考虑了年龄、家庭、工作各方面因素后最终决定生育第二个孩子。按照D的话说，“毕竟自己以前是想要的”。2014年10月，D按照计划做了孕前体检。到了12月份，D顺利怀孕了。
三、高龄生育的风险认知和焦虑的母职体验
现代社会的控制方式已经逐渐发生变化。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分析社会系统时就提到过，社会的越轨行为必须得到矫正，医学则发挥了一定的社会控制功能[17]。苏珊·格林豪尔（Susan Greenhalgh）认为，现在的研究专家已经将注意力转移到社会控制的各种机构，如医院、学校、法律等[18]。医院是与怀孕生产最直接相关的社会机构。医疗体制有一套健康的标准，而且通过一系列手段来保证所有人处于标准之内，否则就是病态、不正常的。到了20世纪，医学管理的现代形式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理性，它抛弃了以往二元的“正常/病态”划分，通过一系列策略来发现、管理、治疗那些被认为是风险较高的个体、群体或地区[19](P83)。高龄孕产妇的生育风险就是这种新型管理方式的情境之一，年龄成为划分风险的重要标准。所有年龄超过35岁的孕妇孕产保健手册上都有一个“高危”的标记。生育政策调整以后，每一个决定生育二孩的高龄女性都可能面临着年龄带来的“生育风险”问题。高龄产妇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医学上通常将其和适龄孕产妇的生育情况进行比较，发现高龄孕产妇生育力下降，在妊娠并发症、胎儿死亡等发生率方面均高于适龄孕产妇[20][21][22]。医学上认为，高龄产妇不仅面临相对较高的孕产妇死亡风险，而且面临出生缺陷发生风险。因此，针对高龄孕妇的产前检查和筛查服务尤为重要[15]。
虽然在进行生育决策时D就开始担心自己“太老了”而不能生，但那时她主要担心自己的生育能力，并不了解高龄生育的医学风险。刚怀上二胎时，D也没有太担心。虽然年纪大了，但她经常会回想以前的经历来说服自己高龄生育并没有那么“高风险”。例如，记得小时候，父母在一家工厂上班，周围农村有很多妇女都是40多岁生的。农村的怀孕生产根本没有什么保健措施，她也没发现有什么“怪胎”，而且很多欧美女性生育年龄也较晚。由此D逐渐降低了自己对高龄的顾虑。
高龄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多做产前检查呗！还有很多医生朋友会跟我说，有很多畸形啊之类的是检查不出来的。如果命运真的这么安排，我也接受。我是成年人，自己做决定，这个风险我是要承担的。
但不幸的是，怀孕一个多月后，D就意外地流产了。据D分析，可能是由于自己太不当回事，直接去水里游泳，时间比较长而“着凉”，最终导致孩子流产的。这一刻她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年龄怀上一个健康的宝宝是很不容易的。这次流产的切身体验让D直接感受到高龄生育的风险并不像之前想象得那么遥远。她当时非常悲观，觉得自己不再可能会生育二孩，而医生则建议她隔段时间再试一次。休养4个多月后，她继续备孕，在2015年6月再次成功怀孕。
从早期参照国外和农村女性的生育年龄到后来她自身的经历，D对高龄生育的风险认知也发生了转变。这是D的孕产经验流动性的一个方面，她的主观认知随着自己的身体感受和经历发生了变化。孕产保健手册封面上的红色印章“高危”是其对高龄孕妇的第一印象。流产给她带来的焦虑让她开始接受这个“标签”，认为自己在这个年龄生育风险确实很大，开始担心流产、胎儿畸形甚至生产困难等一系列问题。因此，D也变得谨慎很多，尽量不错过任何一项医疗检查。
怀孕前3个月，D一直有流血现象，她担心会再次发生先兆流产。后来去医院检查医生才给她排除了这个原因，并且在怀孕42天的时候给D听了宝宝的胎心。医疗技术将D的怀孕经历外在化、客观化，却也部分地缓解了她焦虑的母职体验。但D依然认为自己没有度过“危险期”，担心胎儿有其他问题。当时只要有时间，她就会跑到医院去问问医生“我要不要做什么检查”？甚至回娘家过节都去家乡的医院检查了微量元素和骨龄。D讲到自己在检查过程中的焦虑和惶恐：
现在自己对检查特当回事。以前不当回事，去医院检查就胡乱查查，觉得自己不会有任何问题。现在前提就是我会有问题，总想着但愿今天不要查出来什么问题，所以每次都是挺紧张的。现在做的检查比以前也多了，以前感觉就是量量腹围、量量体重、抽个血、做做B超，现在项目多得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惶恐比较多吧。
在选择产前诊断时，D还在网上查询了高龄女性生育唐氏儿的具体概率，这更加剧了她的焦虑体验：
我这个年纪要生一个健康孩子是很不容易的，然后我就积累了好多的担心和焦虑。他们很多人还说，怀上就不容易，甚至有人要去做试管啊什么的。所以你看怀孕就不容易。前面那么多的风险，孕期又有那么多的风险，生的时候人家还说不好生，说难产啊什么的，跟要过鬼门关似的。别人提起都是觉得我就是年龄大了，容易有不好的卵，容易有发育不正常的情况。然而你知道吗，有一次上网查，我特别害怕，感到触目惊心，就是这个唐氏综合症。它说二十几岁的孕妇里面，生出来孩子唐氏的比例就一两千分之一，三十多岁的时候就是几百分之一了。然后他们有一个专门的数据就是44岁的人生的孩子里面1/39有唐氏综合症。就是三十几个孩子的里面就有一个是唐氏综合症。我现在觉得我的比例就是1/39，我特别害怕。
D主动了解医院可以做的所有检查和其他孕妇做过的检查，希望通过医学技术及时掌握胎儿的状态并控制这种风险。当得知身边有其她孕妇做了NT（颈后透明带扫描）②而自己还没有做时，她立即托人联系做了这项检查。做NT的时候医生告诉她，胎盘有点厚，胎盘位置有点低，别的都是好的。为了对胎儿质量进行筛查，D还因为高龄被门诊建议去咨询“产前诊断”。在咨询过之后，D又做了无创DNA以检测胎儿的主要遗传信息。这一系列检查又让D转而担心起胎盘和遗传基因问题。从担心流产、后来持续的出血引发的焦虑，到借助仪器听到胎心的偶尔欣慰，转而对胎盘情况和遗传基因问题的再次焦虑，D对自己的身体体验越来越不自信。高龄生育的风险被医疗检查所具体化，母职体验的焦虑和医疗检查的结果紧密相连。
受个人经验、医学划分标准和医疗检查的影响，D经历了与以往不同的担忧焦虑和风险体验，她对待自己高龄生育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在当前中国的社会情境下，女性的生育年龄被强制划分为“生育能力强的”“生育风险大的”和“没有生育能力的”[12]，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女性生育体验的不平等，使得某些孕产行为在特定规范下更有价值，而有些孕产行为则价值较低[23](P52)。高龄女性在怀孕之后便被界定为“高危”。生育政策调整后，生育二孩的高龄女性开始了再一次孕产生命的历程，她们在做出生育决策的那一刻也将自身置于医疗分类的“高危”风险之下。她们的风险认知随着孕产过程的推进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她们对自己怀孕风险的身体体验也因为生育历程的多样性而有差异。同时，由于她们当中大部分人两次怀孕间隔时间较长，所以她们大都经历了比之前怀一胎时更加精细化的产前检查等医疗监督。访谈中，1位35岁的孕妇Z在做完无创基因检查后与笔者分享道：“现在的检查做得太细了，无端地给孕妇增加了很多的心理负担，但是又不敢不做。有时候感觉被那个数字所左右。现在就是差一点点，心理就焦虑得不得了，因为我们输不起啊……反正我觉得，第二个比第一个多了一些心理的压力。”
在“生物医学化”（biomedicalization）中，医生诉诸不明确的、非确诊性的言语，使用高风险、低风险分类以及基因等专业话语，抛弃了以往正常和不正常的直接分类[24]。医生不会要求D必须做某项检查，只是说D的风险较高。他们使用专业术语进行沟通，对于一些不具备专业医疗知识的人群，难免造成不理解。后来，D的产前检查逐渐规律起来，按照医院的要求，从一个月一次直到孕晚期的一周一次。经过多次的产前检查和网络论坛咨询，D在网络上学习相关的医学术语和医学知识，或者在专业医学应用软件上提问并等候相关医生解答，她开始越来越理性地分析产检结果与自己胎儿健康状况的真实联系。她了解了高龄孕产风险的相关知识，减少了之前母职体验中的过度焦虑，并重新认识了生活中关于高龄生育的常识性经验和自己的身体体验。由此，D形成了自己的行动策略——知识理性和生活经验结合基础之上的医疗选择策略。
四、医学化的产前检查与高龄女性行动策略
格林豪尔的生育动态观点（fertility dynamics）将生育行为视为一个随着时间变迁不断丰富自身内涵的过程性内容，既关注其当前的结果，也关注其所经历的历史[8](P261)。这种动态分析的观点在D的案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D从最初在医疗服务中的顺从和积极参与，到后来的理性反思与合理拒绝，整个实践过程与她的高龄生育风险认知一样，在孕产的特定生命历程中丰富了自身的内涵，处于一种流动变化的状态。那么她在面对这些医学检查时具有何种行动策略？她的行动策略又是如何展开的？
（一）市场化、医学化下的医疗流程
D怀二胎流产后曾立即去医院进行检查。A医院的大夫要求D务必清宫，而且需要住院3天观察情况。据大夫介绍，当时只有新装修的高级病房可以住。D犹豫不决，认为没有必要住院，而且新装修的病房味道很大。大夫见状，和D说：“那你命还要不要了？”并一气之下离开，不再和D沟通。D清宫的事就此不了了之。后来，她换到S医院就诊，S医院让她回家观察，不用住院。最终她听从S医院的建议，在家休养一段时间后便康复了。医疗体制中的不同诊断结果给孕妇带来了困扰，也让D发现，实际就医过程中并不需要完全“遵医”。而D此时也觉得“医院里面现在形成产业了，都挺坏的”。从市场角度考虑，医院要求D住在高级病房增进其经济效益，这是孕产医疗市场化的一个方面。两家医院的差异性诊断使得D不再完全信任医院的诊断结果。
医疗体制间的制度不对称则“考验”了她的计算能力。D在建大卡的时候发现，在省医院要做的检查有很多和社区医院所做的检查是重复的，而这些检查其实没有必要在短期内做两次。D拿出自己检查的单子，一一给我说明。光发票就有3米长，回去后她仔细核对了里面的内容。
Torch 8项、血常规、肝功能、艾滋病检查，这些以前在社区医院全做过。2个月后在S医院（三甲医院）还要求所有项目全部重新做。这种B超单子，我回去就发现重复的嘛！就像弓形虫、HIV，我两个月不可能再得的，没有就是没有。我最后考虑了一下，反正我不在国内生，到了美国不会区别三甲还是社区医院的检查结果，所以有没有三甲医院的结果是无所谓的。我就把这些单子重新开了一遍，这是剩下的，退了那个几米长的。建小卡规定你要用医保、生育险，就必须要到社区医院去做各种检查，建大卡的时候到大医院。但是现在大医院就是不认社区医院的检查单。要不然社区医院的项目不要查，建大卡就到大医院去查，这样避免重复检查，就少抽11管血。惨痛的经验和教训！
D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分析了医院之间制度的衔接不畅，同时也理性提出了如何避免这种重复检查。重复检查或者手术住院的要求都给D一种直观感受：医院中很多项目都是为了盈利，而不是从服务对象的角度出发。37岁的访谈对象T在A医院挂号时发现，医院会在建大卡时给孕妇直接买好10次产检的号，而T认为并不是所有孕妇都需要10次产检号，有的孕妇可能会中途离开，有的孕妇可能不会来10次。但是当T就此事询问医生时，医生的回复则是“大家都是这样的”。听到这样的回复，T感到很气恼，和笔者抱怨现在医院过于流程化，节约了医院的时间，但是并没有从孕妇的角度出发，对于一些孕妇来说，这部分钱其实并不是必要的。
D也认为，医疗化的流程只关心医学检查的结果，而对孕产妇的感受则缺乏应有的关注，医患之间在知识上是不对等的，患者在医生的专业知识面前缺乏话语权。
现在医生关注定量比较多，看数据，而不问孕妇的感受，不关注孕妇的主观感受。我前前后后做产前检查应该花了至少两万块钱，包括很多重复的检查，如艾滋病、肝炎，还有Torch检查等等。这些疾病根本就不需要重复检查的，但是医院就是要求所有病人按照这个流程重新检查。
在这种医学化、市场化的医疗体制当中，D一方面针对同一症状找多家医院综合不同医生的说法，另一方面积极搜集网络上的信息，了解每一项“医疗用语”的实际意涵，掌握与医生对话的专业话语权。
（二）高龄孕产妇的理性医疗选择
在整个产前检查过程中，D通过自己的实践，学习医学专业知识，认识到市场化和医学化下医院的运作逻辑，并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应对方法。
在做胎儿筛选检查时，D被告知，胎儿的透明隔腔偏小，球状胎盘，而且胎盘位置在子宫后壁下段。主任医师建议D咨询产科专家门诊，看是否需要做一个核磁共振。D十分担忧，不知道透明隔腔偏小到底是什么意思、胎儿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在专家门诊候诊时，D与笔者一起用百度搜索了“胎儿透明隔腔偏小”“胎儿透明隔腔”“胎儿透明隔腔正常值”等几个内容，看过之后D稍微安心了一些。她说“有苗不愁长”，总会长起来的，但是总归不是隔腔偏大，偏小还是会发育的。然后D拿出这次B超检查结果，图表中有一些点，红色点为当前标识点，蓝红绿线分别代表95个百分点、50个百分点和5个百分点，D的标识点都在50%左右。她说：“这些医生都是按照一个正态分布来看的，高龄生育本身就已经处于正态分布的边缘。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异常值，我现在也看得比较明白了，并没有那么多问题。”专家医师说，她可以考虑暂时不做核磁共振，等到12月份再来做一个高危超声。然后专家医师和她解释这个值就是一个指标，并不一定代表什么，所以胎儿如果正常发育的话，还是会改善的。D和专家医师分享了自己对于正态分布和比例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医生的专业语言世界确实很难和常人的日常生活情境联系在一起，但是D学习了相关医学知识，尽量理解医生的术语并且与之交流，从而在医患权力关系中获得了更大的主动性。
在等待高危超声检查的这段时间，D通过自己在网上查到的文章、网络上医生的回答、手机应用软件上的讨论等，了解到“透明隔腔层较小”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她还从一篇博士论文中发现，这只是一个预测指标，而且它预测的有效性尚未得到证实，但是在医学中暂时选择它来预测胎儿的胼胝体③发育情况。1个月以后，D来到G医院进行高危超声检查。主任医师认为胎儿的透明隔腔依然属于偏小的，测量值为2.6毫米，并推荐她看专家后做核磁共振。经过深思熟虑，D决定不做核磁共振，她给出了几个理由：一是她觉得胎儿已经在长了，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二是她自己在网上查到相关论文，发现有人说2-9是正常值，所以目前已经正常了。三是她马上要出国生产了，结果来不及拿了。四是一个亲戚按照医生的要求来做核磁共振，但是并没有发现异常。五是上次检查时大夫也说过了，核磁共振就是“嗡”的一下，有震动，如果胎儿位置不对的话，可能也不能观测到具体的情况。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D决定不做了。
孕妇利用网络媒体上的医学知识自己解读产检结果报告，并且找到理性说服自己的证据，在和医生沟通过程中达到一种权力的平衡。也正是这种在产检过程中积累的知识帮助D逐渐认识到高龄生育的风险，不断感受自己的身体体验，最后采取了一种理性的医疗选择行动策略。但在理性的医疗选择背后，D流露出一种没办法表达自己主观经验的无奈。女性在哪里可以说自己的经验？和朋友、和家人可以；在当下的网络论坛、即时通讯软件（微信、QQ等）上可以——很多孕妇通过这种方式记录自己的怀孕和生产。但是现实中的医疗体制似乎很难去关注每一个个体的主观体验。普通民众的再技能化和生活政治安排已经造成现代医疗和平民之间出现了一种“批判性距离”（critical distance）[25]。这种批判性距离对当前的医患关系有直接影响。而网络论坛似乎给孕妇提供了另一种话语空间。孕妇群体内部的话语支持给她们赋予了更多的医学选择权力。在D加入的网络群组中，她会给焦虑担忧的孕妇以实际经验的参考和问题解答，而且还将医学知识问答软件推荐给群里的孕妇。这种实践和经验后的理性获得既使D感到主动选择的权力，还使她感到将这种理性知识及行动策略传递给其他孕妇的力量。
在群里，她们不知道NT是什么，是干嘛的。有人也不知道HCG是什么，孕酮是什么。之后有人觉得我知道的比较多，就开始单独找我聊。有一个人三十来岁了，问我什么是NT，然后我就跟她讲了，她很担心的。我建议她不要做NT了，直接做无创基因检测就可以了，因为我就是做了两个，其实根本没必要的。我感觉我了解这些化验的具体检查就不再害怕了。
在多次检查后，D逐渐在实践中获得了理性选择的能力，从最初对高龄生育风险的担心转变为后来的理性分析和冷静应对。这种理性的医疗选择策略则包括积极在网络上学习医疗知识、使用专业话语与医生沟通和利用同类孕妇群体的网络支持。对比生育一胎的经验，二胎的生育让D主动习得了更多医学知识，也使得她对医疗选择有了更理性的考量。D的生育经验从最初备孕到后来结束产检发生了诸多变化，并非像以往研究所展示的反抗或顺从，也不是二者谱系上的特定折中点，而是具有一种随着怀孕进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流动性。D的医学风险认知和主观体验都是流动的，而非一成不变。也正是藉此，本文将D的生育经验称之为“流动性经验”。D的二孩孕产经历让其采用多种方式来丰富自己的医学专业知识，增加理解医学专业术语的能力，从而更理性地认识自己的身体和医疗体制，在怀孕产检后期展示出医疗选择的理性化，并将自己发展成为一个网络群组中的“平民专家”（lay expertise）。
五、小结与讨论
在本文的个案分析中，我们呈现了城市高龄孕妇在医学化产前检查中的个人行动力（agency）。她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权力客体，而是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和主动性。这种行动力基于一种实践的智慧，同时也包括自己在生活经验和产检过程中不断习得的医学知识。
高龄女性在整个孕产过程中的体验表现出流动性特征。这一流动性是随着高龄女性逐渐认识、应对自己的高龄生育风险完成的。生育政策调整后，在夫妻双方协调生育二孩的过程中，女性根据自己的生育经验和生活知识形成了对高龄生育风险的初步认识。她对高龄风险的认知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孕产生命历程而不断丰富其内涵。本文中个案对高龄风险认知的流动性从最初的拒绝到顺利怀孕后的放松，再到流产后的紧张及后来再次怀孕时求助于产检来缓解焦虑。主观认知的每种变化都与她的身体体验和医疗分类管理密切相关。而医学上对高龄生育的界定标准和医学化流程通常容易忽略孕产妇自身经历和主观体验的多元性和流动性。
怀孕初期，高龄女性试图通过医学手段缓解自己焦虑的母职体验。随后在与医生互动和产前检查过程中，学习相关医学术语和解释，将医学检查结果和胎儿健康的关系逐渐理清，并逐渐对医疗体制产生了“批判性距离”。她通过知识积累发现医院的正态化判断标准，认识到医院检查指标的非确诊性，最终根据自己在实践和知识中积累的理性来分析并选择适合自己的医疗服务。这种流动性的经验构成了她在孕晚期理性选择医疗检查的基础。最终，她不仅积累了孕产专业知识，还成为同类群体中的“平民专家”，并试图在网络媒体中将这种“理性医疗选择”策略传递给其他孕妇。
因此，孕产妇在国家、市场和医疗权力中间，以自己的实践经验为基础积累医学知识，成为一个积极的行动者。她不仅认识到学界通常所批判的医学化、市场化等问题，还通过网络媒体影响其他孕产妇的行动。在当前社会中，网络媒体内孕妇的主体经验分享可能会成为和医学专业权力对话的领域，因为它给孕产妇提供一种可以言说自身主体经验并分享行动策略的空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在国家市场权力和医疗体制当中并非权力的绝对客体或者一元化的抵抗者与顺从者，而更是具有随孕产这一特殊生命历程中的身体和知识变化所流动的主观体验和行动策略。而且，随着女性孕产经验的丰富和主动的知识积累，她们能够成为积极的行动者，理性选择医疗检查、对待医生的诊疗建议。这给我们重塑女性主体性和行动性提供了一种可能面向。
生育政策调整后生育二孩的高龄孕产妇都已具有一次孕产经验，这一政策无疑改变了中国这些女性的生命历程，让她们带着“高危”的标签再次完成怀孕和生产。以前的孕产经验和生育史、所积累的孕产知识以及此次怀孕的医疗风险管理和干预都使这些女性有了不同于其他群体的身体体验。这种中国情境下的生育体验和西方的高龄生育或者以往的高龄初产妇生育都存在一定差异。流动性经验让我们更关注在女性这一特殊生命历程中的历时性和多元性，理性医疗选择则是孕产妇行动策略的一个可能路径。当然，本文的个案具有其特殊性。D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和经济条件较好都给她提供了行动的能力和物质基础。在实际生活当中，并不是每一个女性都具备应对国家、市场和医疗权力的能力和资源[26]。之后的研究仍需关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以进行丰富的讨论和比较。这种多元的扩展性研究将使我们看到更为完整和丰富的女性孕产行为图景。以往生育政策服务保健较少从女性主体经验的角度考虑，更多地用宏观生育指标来衡量女性生育问题，忽视了女性本身的需求[27][28][29]。她们在国家生育政策、医疗体制中的切身经验和行动策略应该得到更广泛的关注。
注释：略
[参考文献] 略
作者简介：邱济芳（1989-），女，南京大学社会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医学社会学、性别研究、家庭社会学。
本文选自《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1期第2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