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无论是《天望》对“娜拉出走”“身份认同”主题的升华，还是《天外》对身体与灵魂的双重追问及宗教、哲学之思，欧洲华人新移民女作家林湄以十年磨一剑的功夫打造出的这两部长篇小说，既凝聚着作家个人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标志其创作心路的蜕变，同时也表征着新移民文学与此前留学生文学书写的不同质的变化，于边缘视角审视文明和现代人的生活困境，超越二元对立的对话立场，为华文文学提供了新的思想内涵、美感经验及文学书写形态。
在华文世界里，“新移民”这个概念可特指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因各种动因由中国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移民而构成的华人群体。由这批新移民产生的文学创作活动与文学现象等可概而言之为“新移民文学”。之所以有这种区分，是因为无论是在时间还是空间上，较之前的华人移民来说，新移民都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尤其是其文化身份。这使得新移民文学的产生与存在，与此前的移民文学，无论是从量上还是质上都有明显的不同。本文将通过对“欧华”①“欧华”指生活或定居在欧洲的华人或华人圈。“欧华文学”即指生活或定居在欧洲的华人用汉语写作的文学作品或进行的文学活动。新移民女作家林湄文学创作的个案研究，来洞悉与认知新移民文学所具有的某些书写轨迹和被丰富或被改变的某些要素与特质。
林湄，福建人，1973年自上海移居香港，曾任某大新闻社记者、编辑，1990年移居荷兰，从事华文写作，曾任比利时根特国立汉学院特约研究员、欧华学者协会理事、欧洲纯文学杂志《荷露》主编等，现为欧华文学会会长。在任香港某新闻社记者时，林湄就因采访撰写包括钱钟书、巴金、冯友兰、丁玲、沈丛文等在内的《文坛点将录》而一举成名，随着大师们的离世，林湄的独家采访录成为空谷足音，为后人研究提供了第一手宝贵资料。此后，她完成从记者到作家的转型，尤其是1990年移居荷兰后，她将主要精力放在文学创作上，迄今出版了《泪洒苦行路》《漂泊》《浮生外记》《不动的风车》《罗经理的笑声》《生命、爱、希望》等15部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随笔集。同时，她在欧华文学还处于稀疏的时节，创办了欧洲第一本纯文学杂志《荷露》，推动了欧华文学的生长繁盛。作为从大陆到香港再到欧洲定居的华文移民作家，林湄一直坚持文学创作的历程，其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以及在欧华文学界的领军地位、在华文文学界的影响等，无疑具有十分显明的代表性与典型性。而凝结了林湄前后十数年心血之作的长篇小说《天望》和《天外》，则是林湄无论作为新移民还是作为作家进入一个生活历练与生命体验相当成熟期的作品。我们从中不仅可以看到林湄个人创作心路的蜕变，同时也可窥见近些年来新移民华文文学从思想内涵到艺术形态上的一些质的变化。如果把这些变化放在华文文学的历史进程中来考量的话，那么它们将是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不可忽略的存在。
一
作为移民群体中的一员，无论个体的人生前戏曾是怎样，后戏又将怎样，从移民的那时起，Ta都必然地被沦为故乡与他乡之间的双重边缘人。在经受多种文化的冲撞与撕裂中，身份游移的不确定性，交集着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感，很容易让一个移民作家产生出一种文化的乡愁。文化的乡愁自带一种美学意义上的悲剧感，或换而言之，它会让一个作家的书写产生出一种悲剧性的美学况味，更容易引起人类普泛性的共鸣。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华裔作家於梨华的《考验》、聂华苓的《失去的金铃子》等作品为代表的“留学生文学”，正是通过对难以自我确认的身份与生活的书写，使“无根一代”的文学意象深入人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人们似乎可以感同身受她们所在的处境与心境，领会她们在必须认同西方主流文化与一时无法剥离的母体文化之间的那种矛盾挣扎、惶恐困惑、不适乃至分裂的情境，它从精神、生理的层面一直影响到社会与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无根的一代”无疑给移民赋予了一种悲观的体认、一种悲情的符码，似乎也成为他们最深处的文化隐痛。
与於梨华、聂华苓等上一辈移民作家大体是从大陆到台湾再到美国的移民轨迹相近，林湄是从大陆到香港再到欧洲荷兰的。同样的移民轨迹和同样的移民身份，她们的书写到底呈现出什么样的异同呢，这种异同又说明了什么，也许这就是林湄作品带给我们研究的切入点，同时也是我们分析其作品的期待点。
2004年，在林湄移居荷兰十多年后，她出版了长篇小说《天望》。小说中心故事和情节、人物关系和活动等主要是在女主人公东方女人微云和西方男人弗莱得的婚姻家庭内外场域间展开。东方女人在移民国与西方男人婚姻关系的编排，在还是以男权文化为主导的性别意识形态背景下，实际上也反映了“男/女=主/从 =中心/边缘 =强/弱”的二元关系，无论它是源自于作者对世界生活的客观反映，还是源自于作者本身的潜意识。于是，在这种特具人物身份与关系的场域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留学生文学”里被呈现出的也能被我们逻辑推演所能想象的场景:两人在生存方式、生活习惯、道德伦理以及宗教民俗信仰等等方面自然而然存在的巨大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隔膜感。虽然弗莱得提供给妻子应有的安定的物质生活，微云也不断强调自己的“认同”是当个好妻子、好母亲，所谓“吃饭、睡觉，跟随男人”②这是对传统女性性别身份的认同，参见［荷］林湄:《天望》，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41页。，但微云的精神仍常常感到忧郁与迷惘。在遇见中国留学生老陆之后，相同的文化背景与境遇，更凸显了她与弗莱得之间不谐的或有差异的一面，更加强了她与弗莱得之间“有一条鸿沟，怎样努力，也不像与老陆交谈那么融洽”的感觉。这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很容易把自己推入老陆的怀抱。当与老陆发生一夜情而生下儿子后，微云自然陷入明显的难堪与羞愧之中，这使她下决心离家出走，断离对弗莱得的物质依赖，靠自己养活自己。在其谋生过程中，微云经历了很多事，包括来自同乡或异乡人的帮助或伤害，这些都使她慢慢有了超越性的认识或感悟，不再困囿于东西方文化或族裔文化的差异性，逐渐突破因现实问题而总是在心理天秤上趋向于这种文化差异性的归因与心结，体会到弗莱得的爱，终于回到亟需她真心对待的病入膏肓的弗莱得身边。她对弗莱得说:“是你的‘爱’征服了我，这个世界没有比爱更具有征服力。”［1］(P144)
如果说作者林湄试图以超越性之“爱”来解决文化差异性所造成的当事者的婚姻家庭问题的话，那么从微云与弗莱得之间的爱情婚姻关系中，还可看到作者对两性关系这一问题认知的转变与升华。作为一位一直以极大热忱关注两性关系问题的作家，林湄在其早期创作的如《诱惑》《漂泊》《泪洒苦行路》等作品中，就已表现出对女性及其生存困境的思考。她清晰地看到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所遭受到的不公与偏见，为女性发出饱含血与泪的愤怒呐喊，并提倡以女性自身的奋发图强作为解决问题的重要出路。这种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与解决女性生存问题的理念，自然也延续在《天望》中，但却明显出现了与早期创作不同的价值取向。作者在早期的作品中，一般都把两性关系作为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来认识，甚至还出现了在《泪洒苦行路》中“杀夫”这种极具对抗性色彩的情节设计。而在《天望》中，作者对两性关系的观照已经摒弃了这种性别的二元对立立场，更着眼于在“平等”与“爱”的基础上建构和谐。两性之间的冲突与差异，在多元的平衡中打破了尖锐的二元对立的模式，试图在“不同但和”的价值立场中得到解决。
而作为最早被当作妇女自我解放的经典模式“娜拉出走”行为上，微云的出走也在作者笔下，获得更进一步的重生意义:离家前，微云与弗莱得之间存在着各种差异与冲突，对于弗莱得的决定微云纵有诸多不以为然，但更多表现出的是沉默，然后在沉默中积累并最终爆发为对弗莱得婚姻的“不忠”，即出轨。因出轨而负疚出走后，微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中，获得了相对的自我确认与自信，她不仅摆脱了对弗莱得的物质依附，也认识到自己对老陆的精神依附的局限性，最终以在物质上、精神上获得相对独立后的自我之身，再归家以深情一吻唤醒了病重的弗莱得。这一简·爱式的回归和性别置换的睡美人式情节，与其说是作者对文学中两性经典关系模式的致敬，不如说是对它们内涵的更新。微云一开始的身份认同主要表现在对传统女性即“妻子和母亲”的性别身份和“民族”身份的双重确指中，但在一番寻找和经历之后，她完成了对这两种身份的超越，取得了自己的话语权和平等的地位，在对“爱”的认同里与弗莱得“以一棵树的形象”而非“一条依附的藤”并肩站在了一起。她找到的不仅是“女性”的真正内涵，同时也是超越东西方民族冲突的“世界性”的“人的意义”。
对微云和弗莱得这一对异族婚姻和异性关系的书写设计，显然也隐含并象征着林湄对东西方文明关系的一种设想。在婚姻伊始，微云与弗莱得对待彼此的态度中多多少少都体现出各自的“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③爱德华·赛义德在其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一书中论及“东方主义”是一种西方人对东方世界的偏见中想象并建构“东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西方主义”则为它的反向论述，即东方人对西方世界的偏见，代表著述Ian Buruma和Avishai Margalit著，张鹏译:《西方主义:在敌人眼中的西方》，北京:金城出版社，2010年。，双方均将对方视为与自己有差异的、无法融合的他者，婚姻危机也由此产生。这是之前涉及此类题材写作时作者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或者说是作者在小说中不能不反映出的问题。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林湄在处理这个题材时、在反映这个问题上所发生的变化:她显然要为这样的现实题材或问题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与出路。在小说中，经过东西方文化/异族婚姻/性别关系矛盾的积累与爆发，微云的出走与归家，双方在其中都能够做到自我反省和反思，在自我确认的基础上愿意增进理解，达到相互包容与接纳。显然林湄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并非单向而是多向的，并非二元对立的而是多元接洽的。我们知道现代社会的性质即为现代性，它主要“涉及以下四种历史进程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和文化的过程。世俗政治权力的确立和合法化，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工业化过程，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落和社会的分化与分工，以及宗教的衰微与世俗文化的兴起”［2］(P2)。在经济化与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从效果最大化的功利角度考虑问题的“工具理性”成为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观，秉持者通常表现出纯粹借助理性达到自己的预期目的，完全漠视情感和精神价值，因此它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带来许多生产关系的困境。也因此，现代性的根本困境之一在于工具理性与固有价值理性的冲突，人之道德框架难以确立而导致心理失落与精神迷惘。从这一层面上来说，身处自带来的和其他外来文化不断掺进的欧洲社会现实中，林湄没有停留在最初移民作家所感知的困境、迷茫和失落等社会与心理问题上，而是让主人公在经过生活的波折与沉痛思考后，用“真”“善”“美”“爱”为中心的价值理性，来发掘具有普泛性的人类道德情操，以此来拉近、弥合不同文化间的距离，将不同文化在交往碰撞中产生的种种冲突，化为和谐之美。
总之，《天望》在作者关注的东西方文明和性别政治的双重书写中，寄寓了多种文明理解沟通、平等交流的理念，这体现出林湄作为新移民女性作家的一员能够超越二元对立思维的逻辑结果，她(们)以自己的书写方式与途径，强调这样的一种理念: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们，只要有关怀人类命运和生存状况的博大胸襟和普济之心，就可以相互理解、信赖、宽容与博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之名《天望》无疑被赋予了极为强烈的喻意与象征性，不管是当下还是未来，它既体现出作者超越世俗的高远理想，又表现出一种基于现实的殷切期望。
二
在长篇小说《天望》出版之后，2014年，林湄又以十年磨一剑之功完成了六十万余字的姐妹篇长篇小说《天外》［3］。小说表现的大背景依然是多元文化交合下的欧陆华裔移民的生存境遇，通过他们的活动关系而呈现出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肤色、性别、年龄和职业的各色人物，透过他们在生存境遇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众生相，看到整个社会的各色景致，以此揭示今天因进入现代生活而成为地球村的人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小说透过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围绕两条主线展开相互交缠、关联互文的故事情节:一条是通过郝忻、吴一念、吴一靳等华裔移民勾勒出新移民的生存世相，一条是通过大卫、凯西、彼得、叶茜卡等在地洋人展现出西方人的生活世态，从而映照出二者之间存在的异同性，但同样显明的也是东西方人均面临的现实困境与危机。林湄曾说她自己的身份是“既不完全属于东方，也未完全融入西方，可以说是生活在东西方的边缘。人在边缘，与中心有了距离，就想观察，由观察进而思考与思索”［4］。也即是这种边缘人的身份，对林湄来说，反而更获得了作为作家的主体性，林湄正是得益于这种“热眼旁观”，使她能于小说中呈现出各色人物的众生相。在刻画与呈现众生相的基础上，凸显了她把自己移民欧洲后所沉淀的体验、观察、思考和理念寄寓在其特别钟情的超然物外的哲思型人物——主人公郝忻的形象上。但与《天望》相比，《天外》关注的重点已经不仅仅只是移民的生存境遇与命运，而是相对于“上帝视角”来说的人类，包括移民与在地人双方，书写他们在生存现实与精神需求之间所产生的具有共生性的迷茫、彷徨与焦虑，并试图提出在宗教或哲学意义上的可能出路。
主人公郝忻是林湄聚焦世俗生活问题的形象化身，他被赋有林湄高度认同的浮士德似的生活与精神的矛盾体，是以浮士德标名的精神世界的尘世知交。郝忻也如浮士德一样，一方面喜欢书斋生活，追求学问，一方面却因现实生活的重压与不快，让他无法安之若素，潜心学问。于是，他也如浮士德一样，在超俗的精神生活与世俗的感官需求之间有着激烈的冲突，在理性和感性之间有着极大的矛盾。林湄一定相信只有肉身历经炼狱后，心灵才能获得重生，她让郝忻在现实与理想间迷惘，在情感与理性之间挣扎，最终也让他圣人坠落尘世:郝忻用身体出轨来获得短暂的快感与解脱，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拂之不去的更深重的心理压力。于是，郝忻亦如浮士德般只能接受来自这两种需求无法达到完美的平衡状态的痛苦。中国式的夫妻传统婚姻观在这里发挥了它固有的影响，婚姻触礁的他们，选择仍然呆在婚姻的破船上，过着有名无实的夫妻生活。于是，心有怨怼不甘的妻子随后也不由自主地出轨了。林湄在此似乎遵循了一种常理，那就是夫妻双方交换各自出轨后所达到的一种心理与道德平衡，在这种交换里，夫妻双方在道德天秤上一报还一报，似乎可以两不相欠，重新达到一种平衡，从此可以相安无事了。但这种平衡也许在理论上或者说是理性上是可以成立的，但在实际情感生活里却没有这么简单，因为人心是最复杂的，各自出轨后的夫妻因各自的背叛与不忠，其夫妻生活中最基本的生存法则，即信任或曰其信心已完全被毁，而这正是夫妻婚姻生活最致命之处。林湄在表面上写了一个在理性逻辑上可以平衡的情节，但实际上此后他们的婚姻生活只会更处处充满危机与陷阱，从而把这种互不信任的婚姻危机推向极致，因为在这个关系里面，再没有道德负疚者与道德制高者，换而言之，他们只是在这种关系里面变得更同类了。
在此，还需要着重提到的是作者反映在小说中的性爱观。在大陆经历过“文革”风雨后移居欧洲的郝忻，在一次大病后如凡夫俗子般意识到对有限身体即时行乐的放纵感。这种放纵的结果就是违背婚姻道德的出轨。20世纪90年代以降，以大陆作家朱文、韩东、陈染、林白等为代表的“身体写作”，成为对曾经身体所遭受规训书写的大胆挑战与反叛，《天外》显然有意在其间延续这一主题，但又显然带着作者不同的意向。作者认为此种身体写作未免矫枉过正，是一种“亮俗”，因为它过于突出了人类作为动物的贪婪与失控，缺少了人性中的美好与优雅，而人与动物的区别恰在于人有思想、有能力对这一生物性进行反思与控制［5］(PP18－21)。林湄意识到，作为规训对象的身体去蔽之后，又极易滑向性解放或性泛滥的极端。《天望》《天外》都对这一现象及后果有所描述，那是一幅幅人类性放纵而形成的丑陋图景，如虐童癖、滥交、卖淫等等。在《天外》中，作者也并未将郝忻式的性解放、性自由作为反抗身体规训的行为来设置。通过郝忻与妻子的争论、与心理医生的对话，可以看出，作者所要阐述的是另一种性爱观:身体不仅需要解除外在的道德约束或政治力量的阉割，更应作为人的生命力存在的符号与象征。性爱作为人类最本能的东西之一，是人精神活力与满足的源泉、人的本质欲望以及“生命的安魂曲”，是伊甸园里最为本真纯粹的男女之爱，故此种性爱观落脚于宗教意义上的返璞归真。这是一种全新的欲望与快乐模式，亦是经历意识形态规训的人重塑自然、和谐、健康的主体的途径。
小说对现代人生存的困境做了形而下与形而上的双重思考，既关注身体，又拷问灵魂。科技在整个社会中的渗透所形成的工具主义理性阻碍了人的全面发展，使人异化为“单向度的人”。人开始习惯于从功利化的角度去计算衡量一切问题，物质与金钱成为人们一味追求的事物，精神与信仰的价值与意义被忽略，甚至由此丧失了对此现象的批判与反思能力。当大多数人将物质作为唯一追求时，最终反被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东西所奴役，迷失了自己。“他面对着体现在他所创造的东西中的和他相异化了的自己的力量;他被自己创造物所占有，而失去了对自己的所有权。”［6］(PP68－75)小说末尾，甚至连心理医生彼得自己也因现实问题而患上了心理疾病备感痛苦，觉得自己几十年来的所学均无用。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寓言，象征着人类在科技与物质高度发达的今天的集体精神迷失与无可救药。基于此种认知，作者最后把宗教信仰引进人物精神生活中，尘归尘、土归土，郝忻夫妇以中国式的隐忍和西方式的宽容重新认知彼此，开始新的婚姻生活。在诸如此类形形色色的人生里，作者让我们看到了人类的迷茫、混沌、堕落和无知，也让我们看到人类的生存境遇、生活目标、生命价值和人性差异。不同于《天望》所提供的以“真”“善”“美”“爱”为核心的价值理性的框架，作者用“欲”“缘“执”“怨”“幻”五个篇章来呈现自己对世相百态的多层面探究与归纳。在小说末尾，主人公郝忻在天花板上看到了一条“天路”与天外一双悲悯的眼睛。在这条天路上，“功名利禄早已被雨水和阳光化为水中的月亮，血肉身躯最终只留下灵魂在歌唱”。《天外》对异化的生命如何救赎等终极问题，给出自己的观察与思考。
事实上，在这个浮躁而繁华的物质社会中，从《天望》到《天外》二十余年的创作中，作者不求名、不求利、不跟风，保持独立思想、人格、情愫的创作姿态，将其对人与世界等本质问题的深刻思考凝聚在笔尖，为读者耕耘了一片作者意识上的净土。可以说，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中，此种纯文学写作正是作者所坚持的宗教祈祷般的生存方式，作品所提出的问题与作者的写作行为本身已经形成了意味深长的互文性。
当然值得关注的还有作者以“天外”视角所昭示的情怀:作者并未将肉体与灵魂、物质与精神、现实和理想、庸俗与高雅、愚昧与灵性等用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对立起来，然后站在启蒙者惯常的智识立场上对前者贬低，对后者褒扬。《天外》既承认现实的合理性，也肯定理想的重要性，因此必须驻扎在现实世界的尘土里来坚守自己的理想主义。
三
总之，无论是《天望》对“娜拉出走”“身份认同”主题的升华，还是《天外》对身体与灵魂的双重拷问及宗教、哲学之思，都标志着林湄二十余年创作心路的一次次自我蜕变与升华。从早期创作对女性地位与命运的严肃关注，到新世纪以来对人类共有人性、共同命运的探索与思考，林湄小说以其独特的意义与价值为华文文学提供了新的思想内涵、美感经验及书写形态，其归之有三:
一是超越二元对立的对话立场。不同于早期移民文学中常见的西方男性/东方女性并置的民族寓言，《天望》《天外》对西方/东方、男性/女性、身体/灵魂等命题的探讨，已然超越了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而贯之以对话精神。一般而言，在二元对立的命题中，“除了森严的等级高低，绝无两个对项的和平共处，一个对项在价值、逻辑等方面统治着另一个对项，高居发号施令的地位”［7］(P72)。但在人文主义的视野与宗教情怀的烛照下，《天望》《天外》并非是以常见的颠覆形态去表达作家心目中对既往二元秩序的反感或不满，而是给予二者以充分平等对话交流的空间，在对话中让二者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在汲取与融合中获得新质。
二是于边缘视角审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作为移民不得不屈居的位置，“边缘”人带给早期移民文学的是屈辱辛酸的记忆或不尽的身份困惑。而新移民作家却于此一隅中，获得了相对明晰的自我确认，从而获得相对独立的主体性或自主性，于此得以观照现代性在不同国家、文化中的表现形态及影响，得以审视现代人所共同面临的生存困境。正如林湄自己所言:“我渐渐发现了边缘位置的优越性，除了亲身体验生存于跨文化社会的情景和特征以外，我突然看到了过去许多看不到的风景，想到许多平时忽略的问题。”［1］(P5)《天望》《天外》正是林湄于边缘视角，正视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反思现代性所造成的危机，拷问人的灵魂与肉体，从而发出终极意义上的“天问”之作。
三是向世界文学迈进的普世品格。全球化时代背景与移民作家的流散经验，成为孕育新移民文学“世界文学”品质的土壤。《天望》《天外》采用庞大的网状式结构，关注人类共同的问题与命运，进行跨民族、跨学科、跨时空、跨地域的创作书写，故易被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所接受。林湄以自己的创作表明，新移民文学、海外华文文学已跳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圈子，以其对多元文化的探索与思考而具有了世界文学意义上的普世品格与价值。
最后要说的一点是，林湄曾经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谈到她的写作是融入了她对多元文化的思考、对世界的思考、对人类未来的思考。她甚至宣称，要读懂她的书，需要边读边思考［4］。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叙事形态，它的本质是讲故事，而如何把作者对人生重大命题的思考润物无痕地渗透到讲故事中，对叙事者来说是极大的挑战。从作者一贯的主张来看，林湄无疑是具有强烈的极为明确的写作意图与理念输送的，作者所述这句话的另一面，正可能也意味着理念充盈文本的书写，有可能带给读者的某些阅读障碍。如果从叙事必须会讲引人入胜的故事和语言等维度来看，我们当会期待作者的叙事效果可以达到更理想的程度。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1．林丹娅(1958－)，女，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女性文学、华文文学等。2．王璟琦(1993－)，女，厦门大学中文系201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女性文学。
本文选自《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4期第117-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