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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讨论陈映真小说《山路》(1983)的女性人物形象塑造，通过对女主人公蔡千惠形象的分析，阐释陈映真左翼思想与文学镜像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双生”的生命体验与对市镇知识分子的灵魂洞察，形成了陈映真小说创作的原初构图;基督教的赎罪与牺牲，与左翼思想中对底层劳动者的人道主义同情，构成了蔡千惠形象的崇高之美，而她前后形象的差异与矛盾，源于对知识分子人格的再度模拟。左翼知识分子由“革命的挫折”所造成的精神创伤，无法直接言说，必须加以“性别转化”，以女性的形象重新编码，并重构男性历史。
知识分子以语言为工具，以书写为行动，介入世界，表达思想立场与自我意识。陈映真作为一位特立独行的台湾知识分子，以其文学书写的高度自觉，构成台湾文学场域内思想与意识形态的鲜明个案，并自成轨迹，展现了知识分子介入社会的行动力。陈映真发表于1983年的短篇小说《山路》，在当代台湾小说史上具有经典性地位，一方面展现了作者个人的哲学思想及其政治立场，另一方面也为台湾文学史贡献了一个独特的女性人物形象——蔡千惠。透过这一女性形象，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穿越于日治时代、白色恐怖时代、资本主义时代的道德观与美学观，以及在特定道德/美学观支配下的生命情怀与情调。下文将围绕蔡千惠这一女性艺术形象具体塑造过程与方式进行多角度分析，以此来探究陈映真的思想/文学世界的有机构成。
陈映真(1937－2016)，台北县莺歌镇人。毕业于淡江大学英语系，1968年因“民主台湾同盟”事件被捕，获刑十年，入狱绿岛。1975年因蒋介石去世的特赦而提前出狱。曾在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发表《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乡土文学的盲点》等文反击余光中等人对乡土文学的攻击。1985年创办关怀弱势群体的《人间》杂志。1990年后久居北京。陈映真发表过数十篇长、短篇小说，于2001年由台北洪范书店集结为六册《陈映真小说集》。其早期作品受到鲁迅影响，以描写市镇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情绪为主，充满忧郁与苦闷的色调以及人道主义关怀。后期作品转向现实主义批判。20世纪80年代，陈映真相继发表小说《铃铛花》《山路》和《赵南栋》，大胆涉及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受难者，撼动了当时尚未解禁的台湾。
短篇小说《山路》是其中艺术成就较高的一篇。小说最初发表在1983年8月《文学季刊》第三期，并于同年10月获《中国时报》推荐奖。《山路》虽然只有两万字，但意涵丰富，可以说是陈映真作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之表现的关键作品。从作品文脉中来理解篇名《山路》的命名原由，可以有百年来台湾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所面对的崎岖革命道路;或革命者面对革命之后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思想逻辑，与原来的革命理念产生矛盾，与革命时期的“旧我”产生痛苦的分裂挣扎之心路。
从《山路》小说题材的来源看，则构型于陈映真狱中生活的见闻。“在那个四面环山，被高大的红砖围墙牢牢封禁的监狱，他直接会见了少小时候大人们在恐惧中噤声耳语所及的人们和他们的时代。(那是)面对无法回避的生死选择，每天清晨不确定地等候绝命的点呼时，对于生，怀抱了最渴切的眷恋;对于因义就死，表现了至大至刚的勇气的一代人。(那是)五十年代心怀一面赤旗，奔走于暗夜的台湾，籍不分大陆本省，不惜以锦绣青春纵身飞跃，投入锻造新中国的熊熊炉火的一代人……”［1］(P23)。对于这一代左翼革命者，陈映真是“噙着热泪去瞻望”的，他们于他不再是恐惧、神秘的传说，而是活生生的血肉和被思想激荡的青春，更是一段业已被暴力和谎言所湮灭的革命历史的见证。可以说，陈映真在创作《山路》时，饱含着打捞与铭刻台湾革命历史的激情，以及对20世纪50年代牺牲于反共肃清白色恐怖的革命者的敬仰与怀念。
而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文本中一再呈现的“故乡莺镇早时的那条蜿蜒的台车道”，“从山坳的煤矿坑开始，沿着曲折的山腰，通过那著名的莺石下面，通向火车站旁的矿场”［2］(P118)……则是构成小说故事内核的“初始画面”。格非在《小说叙事研究》中谈到，当小说的作者在构思小说的时候，他的意识中并非立即出现整个故事，而往往是浮现出“一个意象，一个故事的片段，一种尚未被确定下来的感受”，“它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一幅画面的形式出现的”［3］(P98)。这个“初始画面”很可能根植于陈映真的童年记忆。陈映真原名“映善”，“映真”原为他双胞胎哥哥的名字。1937年，这一对双胞胎兄弟出生于苗栗竹南乡下，映善被过继给三叔当养子，改名永善。虽然住在养父母家，永善还是和哥哥映真一起上学、玩耍，“曾在上学的途中，蹲在一块，讨论田野上一朵清晨的、方开的小野花;或者一块追逐在稻田里飞跃的、翠绿色的蚱蜢”［1］(P12)。两人兄弟怡怡，但映真不幸于9岁病逝，陈永善为了纪念哥哥，以哥哥的名字“陈映真”为笔名。父亲问起此事，“为什么要用真儿的名字作笔名呢?”他回应说:“我只是想，这样，我们就一起活着”。哥哥的死，纵然“使我失落了一个对等的、相似的自我，同时又仿佛觉得，因着形貌、心灵的酷肖，那失落的一切，早在小哥病死的那一刻，与我重叠为一”［1］(P12)。《山路》里的李国坤、李国木兄弟，似乎投射了陈映真内心的某种情结——以哥哥之名发表创作，背负哥哥的灵魂而活着，这种心灵的“双生”现象，隐现于《山路》的叙事模式之中，并且由此衍生出蔡千惠这一女性形象，使得她在两万字容量的小说里呈现出复杂的心理层次和精神内蕴。
小说一开始，以第三人称讲述故事的主人公李国木，他赡养的长嫂蔡千惠突然陷入病危，在追索其病因的过程中，小说以意识流的手法，在现实的描写中穿插闪回李国木对往事的回忆，以此呈现出30年前的历史片段:1953年，李国木的哥哥李国坤参加了工人运动，被当局以政治犯的名义逮捕和镇压。少女蔡千惠的二哥，本来是李国坤的同志，却为了自保而出卖了李。蔡千惠怀着对李国坤的景仰，怀着替哥哥赎罪的忏悔愧疚之情，冒充李的未婚妻，来到地处偏僻矿区的李家，毅然承担起照顾其父母弱弟的责任。30年后，李国木已经成为一位事业有成的会计师，他心怀感激、细心奉养，让蔡千惠过上了优越舒适的生活。蔡千惠偶然从报纸上得知，当年她真正的未婚夫、与李国坤一起被捕的黄贞柏，终于被释放，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已远远地背叛了当年那些革命者们所追求并为之牺牲生命的理想和价值，顿时失去了生活下去的意志。她给黄贞柏留下一封用典雅日文书写的忏悔书信，郁郁而终。
关于这篇小说的主题及其独特的表现方式，陈映真的研究者们普遍感到兴趣。包忠文认为，《山路》又一次触及到六十多年前鲁迅在《药》中提出的课题——革命者的悲哀和群众的“驯化”。陈映真讲的“驯化”，是指知识分子受到资本主义金钱本位的影响，追求物质享受，变成“消费人”和“物质主义者”，从而忘记了民族的历史和为民族独立作出牺牲的革命先驱［4］(P74)。赵刚认为，陈映真小说的主题有三个“特定”，即在特定时代下(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的特定主体(左翼青年)的特定问题──埋藏于内心深处的崇高的左翼道德理想，与同样不可告人的性的苦闷与欲望［5］(P71)。
不过，笔者认为这三个特定并不是统一或等量地分布在他各个时期的作品中，每篇小说都有其独特性，而这些思想上的“特定”元素，也只是包裹在丰满的艺术形象内部的隐晦内核，读者只有在被小说所塑造的艺术形象、所营造的艺术空间征服之后，才有可能检索到其深处的思想内核。虽然有不少评论者认为陈映真是“思想型作家”，但一个作家的作品首先在艺术上达到一定的标准，在读者的心灵层面达到足够的震撼力，才能在此基础上“释放”其思想。陈映真自己也说过，他相信“创作是一个极为细致而又一定程度自主性的领域，真正的创作之乐，也在这个神奇的领域”［1］(P27)。文学这个自主、自为的领域，并不是完全被作家的“思想”牵着鼻子走，而是存在着对“思想”的超越之处。
笔者倾向于同意王晴飞的看法，他认为《山路》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几乎囊括了陈映真最关心的主题:为广大底层劳动者的福祉而献身的革命精神，对于底层穷苦民众的人道主义关怀和同情，基督式的、对人类私心私欲之原罪的忏悔与救赎，对于革命理想的沉沦的忧虑……陈映真在《山路》的创作中，在对这些思想主题的表达中投入了他自己整个的生命体验。这种深沉的体验具有超越特定政治理念框架的力量［6］(P90)。因此，小说并未因主题的丰富而显得杂乱或说教，相反，这些思想的表现通过蔡千惠这一女性形象的塑造得到了统一。
在谈论《山路》之前，有必要先谈一谈陈映真之前的小说。他在自剖式的文章《试论陈映真》中说道:“陈映真的早期作品(1966年投稿《文学季刊》之前)，表现出社会上升通道封闭的闷局中市镇小知识分子的浓重的感伤的情绪。这种不健康的感伤，正显示出市镇小知识分子的那种脆弱的、过分夸大的自我之苍白和非现实的性质。他们虽然也有改革世界的意识和热情，但由于他们在社会上中间的地位，对于力图维持既有秩序的上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希望改进既有社会的下层，又不能完全认同，于是他们的改革主义就不得不带有彻底的、空想的性格了”［1］(P5)。
《乡村的教师》中的吴锦祥、《我的弟弟康雄》中的康雄、《故乡》中的哥哥(此三篇作于1960年)和《加略人犹大的故事》(1961)中的犹大，都曾怀抱过献身于建造一个更好、更幸福的世界的热情，但由于他们行动上的怯懦无能，热情的理想反而成为烧灼他们的烈火，使得他们走向自焚式的毁灭(这些人物的结局包括幻灭、发狂、在情欲中堕落乃至自杀)。陈映真后来的反省认识到，“在一个历史底转折期，市镇小知识分子的唯一救赎之道，便是在介入的实践行动中，艰苦地做自我的革新，同他们无限依恋的旧世界作毅然的决绝，从而投入一个更新的时代”［1］(P7)。但此时他还写不出一个革命实践者的形貌，他对自己和自己笔下的人物都感到失望，转而对于来台的大陆人(及其来台前的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在《将军族》(1964)、《最后的夏日》(1966)和《第一件差事》(1967)等小说中，陈映真让大陆人与本省人同时登场，观察和捕捉“过着停滞不波的生活”的本省人，以及“有过动乱的、流亡的、苦难的经历;有过广袤的地产、高大的门户;有过去的光荣和现在的精神底或物质底沉落”［1］(P9)的大陆人。他希望从大陆人身上寻找到台湾小市镇知识分子所没有的精神资源，他希望本省人克服新旧殖民主义所残留的孤儿意识、弃儿意识，努力向“大陆”这一历史文化血缘的母体寻求联结，以期重新建立中国现代历史的主体地位。这样的文学立场，固然有着左翼思想的根底，但如果做一点大胆的揣测，是否与他内心深处那个追寻着血肉至亲的哥哥(或有关的情感记忆)、希望与哥哥合二为一活着的“双生情结”有着潜在而微妙的关系呢?
1968年的入狱，是陈映真创作的一个转折点。1970年初，他在台东泰源监狱中第一次遇见了百数十名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全面政治肃清时代被投狱、幸免于大屠杀的恐怖却被关押了20年的政治犯。与这些政治犯的相遇给了陈映真极大的触动，他声称自己“终于和被残酷的暴力所湮灭、却依然不死的历史，正面相值了”［1］(P23)。可以看出，《山路》中李国坤、黄贞柏的原型，来自于这些革命者/政治犯。表面上看，在《山路》里，早期作品中那些忧悒、感伤、空想而绝望的市镇知识分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由李国坤、李国木两兄弟所代表的两种知识分子:哥哥不是空想革命，而是真正介入了工人运动实践并且身殉了革命;弟弟则滑过革命时代而在左翼革命落潮、资本主义勃兴的时代安全着陆——从偏远的莺镇山坳里走出来的少年李国木，在40岁的时候成了台北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老板，跻身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功人士。其成功的程度，可以从他给大嫂蔡千惠安排治病的医院看出:这是一家在台北颇为著名的教学医院，特等病房里，有“地毯、电话、冰箱、小厨房、电视和独立的盥洗室”。窗外的景色，是“一个宽阔的、古风的水池。水池周围种满了各种热带性的大叶子植物。从四楼的这个窗口望下去，高高喷起水，形成一片薄薄的白雾，像是在风中轻轻飘动的薄纱，在肥大茂盛的树叶，在错落有致的卧石和池中硕大的、白和红的鲤鱼上，摇曳生姿”［2］(P113)。这样舒适、诗意乃至略显奢侈的环境，是业已牺牲的革命者李国坤无法想象的。他属于“不惜以锦绣青春纵身飞跃，投入锻造新中国的熊熊炉火的一代人”［1］(P23)，他的人生使命是“牺牲”。在他关于革命的憧憬里，没有这样的个人享受的立锥之地。但这种享受现在是实实在在地由弟弟李国木享受着。而这样的成就，竟然来自于对哥哥革命行动的否定——大哥李国坤的死，在几十年中都是这个家庭的恐惧和禁忌，是全家乃至社会的隐痛和暗伤，心理上隐隐的痛伤，再加上蔡千惠为了贫困、残破的李家而完全忘我的献身，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驱迫着李国木“回避政治、努力上进”［2］(P141)。可以说，李国木是绕过了李国坤“介入社会实践”的这一代、重新拥有了上升空间和机会的市镇知识分子，在小说的呈现里，他认同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结构和发展逻辑，并争取到一个“成功”的位置。与之相对照，李国坤是在没有上升空间的“闷局”内的知识分子，从组织发起工人运动的社会实践中汲取到了力量，反抗暴政，最终杀身成仁。两者是截然不同的，甚至是矛盾对立的。换言之，陈映真早期作品中那些“既不能上、也不能下”、无能为力而又自恋感伤的知识分子，或者叫“人格分裂知识分子”，在《山路》中真的分裂为两个人物形象了。陈映真似乎给一个彼此排异的连体婴儿做了手术，但从小说叙述层面来看，这个手术所引发的丰富痛苦，反而酝酿出一种奇特的抒情性。李国木对哥哥李国坤的情感，因为隔着年龄、记忆和沉重的牺牲而难以言喻，却不妨碍他把这情感投射到哥哥牺牲后代替他位置的蔡千惠的身上。
我们如果细读《山路》，李国木在意识流中对“大嫂”蔡千惠的回忆，非常像是一个爱情文本，从当时还是一个男孩的李国木的眼中看去，蔡千惠的出场是这样的:
就是在那些荒芜的日子里，坐在门槛上的少年的李国木，看见伊远远地踩着台车道的枕木，走了过来。台车道的两旁，尽是苍郁的相思树林。一种黑色的、在两片尾翅上印着两个鲜蓝色图印的蝴蝶，在林间穿梭般地飞舞着。……他，少年的，病弱的李国木，就是那样目不转睛地看着伊跳开台车道，捡着一条长满了野芦苇和牛遁草的小道，向他走来［2］(P119)。
这一段颇具诗意的描写，在记忆的茫茫大海中锚定了一个少年初恋发生的那一刻。蝴蝶、相思林都隐隐暗示了这一点。而当蔡千惠以大嫂的身份在他家住下来，在日常生活的瞬间(比如蔡给李爸爸倒茶)，李国木都一往情深地注视着她，并联想到“萤火虫一群群飞在相思树下的草丛上所构成一片莹莹的、悦人的图画，而满山四处，都响着夜虫错落而悦耳的歌声”［2］(P123)——这不啻为一首情诗了。
李国木与蔡千惠的对话中，一共出现了三次关于“台车道”即“山路”的回忆，两人都承认，常常梦见这条崎岖的山路。少女蔡千惠踏着山路而来，在山路上劳动，“汗湿透了衣服”;在山路上歌唱，“故乡人，劳动者……住破厝，坏门窗……三顿饭，番薯签。每顿菜，豆腐盐……”［2］(P134)，在李国木的回忆中，“他转回头来，奇异地看着伊。太阳在柑仔园那一边缓缓地往下沉落。大半个莺镇的天空，都染成了金红的颜色。风从相思树间吹来，迎着急速下坡的台车，使伊的头发在风中昂扬地飘动着”［2］(P134)。在小说中，几乎每一次描写山路上的蔡千惠的特写镜头，都会伴随一段相当优美的抒情文字，并且都是透过少年李国木的眼睛，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当少年望向蔡千惠时，中年李国木也望向他的回忆，望向少年——在双重的回望中，那个已经逝去的、生动而美丽的少女形象，借以浮出遗忘的水面。30年后的时空中，每当他们谈论山路，都是用日语而不是用国语。在这里，日语相当于一种“私语”甚或“恋人絮语”，它像一道樊篱，守护着李国木与蔡千惠之间“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关于山路的共同回忆。不过，这里不存在类似于“弟弟爱上了哥哥的女人”那种通俗情节剧的伦理困境，因为陈映真和读者们都知道，蔡千惠真正的恋人是黄贞柏而不是李国坤，蔡千惠冒充“大嫂”来到李家另有其道德上的目标。她对李家的献身，模仿/模拟的是李国坤对革命的献身，也是一种崇高道德理想的具体实践。
因而，蔡千惠的形象不得不带有强烈的宗教精神，她“狠狠地劳动，像苛毒地虐待着别人似地，役使着自己的肉体和精神”，勇于“为了那勇于为勤劳者的幸福打碎自己的人，而打碎我自己”［2］(P139)，显然，陈映真在她身上投射了自己的基督信仰。作为虔诚而又思辨的基督徒，他认为耶稣是以“颠覆了一个时代的思想的思想家”的身份被处死的，耶稣出生于拿撒勒那样一个贫穷荒芜的底层社会，并且在那里向最低贱的劳动者传道、向妓女传道、向被人排斥的麻风病患者传道，其思想和行为具有“社会主义”的、激进革命的色彩［1］(P52)。我们不难发现，蔡千惠的形象，寄托了陈映真所理解的、拥有激进革命色彩的基督思想，同时也具有基督式的、勇于为了穷苦大众的福祉而牺牲自我的献身精神。
但是，这只是李国木回忆中的蔡千惠形象，当下时空的蔡千惠，不断强调自己的失败，不断与回忆中的、“山路”上的少女作对比，甚至丧失生命意志。“山路”上的少女代表着追寻崇高理想、蓬勃向上的精神，宛若一曲革命者的青春之歌，而失败的老年蔡千惠，只是被资本主义社会驯化饲养的身体。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醒悟了，使自己可以站在一个足够的高度来自我反省，从而写下一封凄婉优美而又掷地有声的自白书，于是“山路”之崎岖，也有了另一重含义，即追寻伟大与内在崇高的崎岖、追寻心灵栖息之地的崎岖。在给黄贞柏的信里，她追忆自己“刻意自苦，去为他人而活的一生”，希望“到了在黄泉之下的一日，能讨得您和国坤大哥的赞赏”［2］(P141)。这就是她最终的救赎了，设若得救，她会“幻想着穿着白衣、戴着红花的自己，站在您和国坤大哥中间，仿佛要一道去接受像神明一般的勤劳者的褒赏”［2］(P141)。这里隐含着蔡千惠想要站在道德与审美价值体系的制高点的决心，这也是她一生走完崎岖山路的终点——保持一个革命者的崇高形象。
观察李国木－蔡千惠－李国坤之间的关系和情感，不难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着“平行类比”:少年李国木对蔡千惠不可言说的微妙情愫，蔡千惠对李国坤的崇敬与赎罪行动，与青年李国坤对于左翼理想的热情献身，有其一致性——都是以圣洁、崇高、教堂唱诗般的情调呈现，却最终以目标对象的失去、落空为结局，犹如一曲令人扼腕叹息的悲歌。更进一步，如果说陈映真早期作品中“人格分裂的知识分子”被转化和模拟为李国坤、李国木兄弟“革命/去革命”的差异化形象，那么，蔡千惠形象的前后落差，则是这种差异的二度模拟。
施淑在批评陈映真的小说时谈到，“他把抽象的人道主义变成理想化的现实，把作为社会矛盾的折射的人物的心理戴上了乡愁的、赎罪的荆棘冠，从而偏离了他那充满大名词的小说世界所暗示的强烈的社会批判的意图，进而走上意识形态之所以为意识形态的‘阻止人对现实的真正理解’的不归路”［7］(P163)。
的确，在被小说的抒情段落和美学情调打动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动人是现实批判缺乏具体指向与力量的无奈的副产品。我们也不难发现，蔡千惠形象的塑造，仍然没能避免诸多左翼文学作品的硬伤，即人物行为逻辑的生硬与概念图解式的描写。比如，在蔡千惠的赎罪行动和劳动实践中，即包含了社会主义的原始含义“互助与劳动”①早在民国初年，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思想基础的无政府主义，就已经把“互助和劳动”视为人的本能，认为“劳动是人类的天职，互助是劳动的内在美德”，两者的结合是“人类精神的天生善和美的具体表现形式”。参见［美］阿里夫·德里克著，孙宜学译:《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4页。［8］(P174)。她来李家不久就开始在煤矿上干活，奉着“同样是穷人，就要互相帮助”的信条，不仅帮助李家支撑日用和照料老小，也经常惠及周围的穷乡邻。小说中最为放大的特写镜头，是蔡千惠和其他女工的劳动形象:“大嫂和别的女煤车工一样，在胳臂、小腿上裹着护臂和护腿，头戴着斗笠，在炎热的太阳下，吃力地同另一个女工把满载的伊台煤车，一步步地推上上坡的台车站。汗，湿透了伊们的衣服”［2］(P133);而紧跟着，就是一段长长的抒情:
夏天里，每当车子在那一大段弯曲的下番道上滑走，“吼——吼——”的车声，总要逗出夹道的、密浓的相思树林中的蝉声来，或者使原有的蝉声，更加的喧哗。在车声和蝉声中，车子在半山腰上一块巨大无比的莺石下的台车道上滑行着。而他总是要想起那古老的传说:郑成功带着他的部将在莺石层下扎营时，总是发现每天有大量的士兵失踪。后来，便知道了山上有巨大妖物的莺哥，夜夜出来吞噬士兵。郑成功一怒，用火炮打下那莺哥的头来。莺哥一时化为巨石。从那以后，它就不再骚扰军民了。每次台车打莺石底下过，少小的他，仍然不免想象着突然从莺石吐出一阵迷雾来，吞吃了他和大嫂去［2］(P133)。
这个美好的女性劳动者形象的描写，以及关于莺哥的古老神话传说，都强化了小说对“劳动”的抒情意味，同时也增加了李国木与蔡千惠之间的情感张力，不过，与其说这是一个少年对女性的情窦初开，不如说是陈映真借着蔡千惠的形象沉吟缅怀左翼情结。
如果说少女蔡千惠用劳动和赎罪的行动来实践(结合了基督教和社会主义左派)革命者精神，那么老年蔡千惠的蜕化则意味着这一精神堕落了。即使她愿意以放弃生命为代价来救赎，也不能阻止“革命”在更大范围内、在全球时空中的退潮。在给黄贞柏的信中，她谈到她借由报纸了解到大陆正在进行改革开放的消息，隐隐担心大陆会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忘记社会主义革命的初衷。而写这篇小说时，陈映真自己也受到同样的困扰。1983年，陈映真、茹志鹃、王安忆等人，在聂华苓、安格尔(Paul Engle)所规划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邀请下，共同在美国爱荷华生活、研习、创作了三个月余。《山路》即创作于这几个月期间。作为一位始终都支持中国大陆、始终对大陆的社会主义实践抱持着相当认同的台湾左翼知识分子，这也是陈映真第一次亲身接触大陆的知识分子、作家。他们之间的交流并不顺畅，因为彼此的理念差异甚大，尤其对所谓左翼的信念和对新中国的革命发展、挫折及展望的不同角度与观点。矛盾最明显的，便是陈映真和王安忆两人。当陈映真借蔡千惠之口对台湾资本主义的高度发达及其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文化逻辑的全面胜利而发出痛苦的质问，王安忆则痛感于中国大陆贫乏的物质条件和集体对个人的压制。她认为陈映真对于中国问题的理解过于理想和抽象，陈映真则对于王安忆预设的个人主义立场不能认同②关于陈映真、茹志鹃、王安忆的具体交往与思想交锋的详细分析，参见黄文倩:《茹志鹃、陈映真与王安忆的渊源与文学影响考察》，《文艺争鸣》2015年第12期。［9］(P18)。王安忆在回忆陈映真的长文《乌托邦诗篇》里，提到她对陈映真和《山路》的不以为然:“他像个少先队员似的，喜欢听我母亲讲述战争年代里的英雄故事。……那时他刚写作了一篇小说，关于一个革命党人的妻子。而我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尖锐地指出他思想的弊病。以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出现的问题为例证，说明母亲们的牺牲反使历史走上了歧途。他起先还耐心地告诉我，一个工业化资本化的现代社会中人性的可怕危机，个人主义是维持此种社会机能的动力基础，个人是一种被使用的工具，个人其实已被社会限定到一无个人可言，个人只是一个假象。而我却越发火起，觉得他享了个人主义的好处，却来卖乖”［10］(P193)。在意识到与大陆作家的思想落差之后，陈映真保持了他的孤绝和沉默。身处美国爱荷华小镇，不被大陆作家理解、孤独创作这篇小说的时刻，陈映真念兹在兹的是革命主体的历史浮沉。
其实不只是王安忆，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整个大陆作家群体，无论是从自己或上一代人亲身经历的社会主义经验，还是从能够接受和驾驭的思想理论资源方面，都缺乏理解陈映真的具体语境和情感动因。李云雷在《陈映真与大陆作家》一文中，就曾整理过包括王安忆在内，还有阿城、张贤亮、陈丹青、祝东力等人跟陈映真的历史交会现场的碎片，但两方之间，始终存在某种非同一时空的荒谬感，或者用王安忆的话说，“我从来没有赶上过他，而他已经被时代抛在身后，成了落伍者，就好像理想国乌托邦，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它，却已经熟极而腻”③详见《王安忆谈陈映真》，澎湃新闻网人物专访，2016年11月22日。。从这个意义上，《山路》是陈映真和左翼革命理想的孤独之书、失意之书，也是壮怀激烈的救赎之书。这孤独、失意和救赎意愿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没有办法直抒胸臆，必须加以“性别转化”，以蔡千惠这一性别化的女性客体，来为革命历史赋形、造像。在希腊神话中，英雄珀尔修斯必须砍下蛇发女妖美杜莎的头颅，但任何人只要看到美杜莎的脸，就会变成石头。珀尔修斯背过脸去，利用光亮的盾牌为镜，从镜子里瞄准并砍下了美杜莎的头，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陈映真以及很多男性作家那里，女性本身成了那面镜子。
本文是对《山路》的个案研究。《山路》篇幅短小，但几乎囊括了陈映真创作的全部主题:为广大底层劳动者的福祉而献身的革命精神，对于底层穷苦民众的人道主义关怀，基督式的、原罪的忏悔与救赎，对于革命理想的沉沦的忧虑与失落。这些主题通过蔡千惠这一女性形象的塑造得到了扭结和统一，使得她呈现出复杂的心理层次和精神内蕴。蔡千惠年轻时为了革命勇于牺牲、献身、赎罪的一面，和她作为劳动者的美丽、充实的一面，与她后来麻木于安逸的物质生活，构成了价值与审美上矛盾对立的双方，是对以李氏兄弟为代表的、两代知识分子不同价值追求的人格模拟，也是对陈映真早期小说中的市镇知识分子矛盾性的再度模拟。作为对大陆的社会主义实践抱持着相当认同的台湾左翼知识分子，陈映真与大陆知识分子的时代与思想隔膜，给他造成了潜在的精神创伤，这种创伤难以直接表述，而必须经过“性别转化”，以阴柔的女性形象重新编码，才能建构起自我救赎的男性神话。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刘
1980－)，女，南开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性别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文选自《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4期第110-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