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行车是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具代表性的工业产品之一。法国作为其全球商品化的始发地，借助石印术在印刷出版业的广泛应用，发行了大量的商业海报这一群众喜闻乐见的广告载体。此时期的法国自行车海报广告，采用了众多鲜明各异的女性形象，在缔造了一个资本主义经济神话的同时，还真实呈现了19世纪下半叶法国女性平权、解放运动的现实、意义与局限。
一、前言
作为19世纪的重要发明，自行车的问世在陆路交通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自行车首次终结了人类除步行之外，必须依靠外力（人力、畜力）实现空间位移的被动局面，并极大提高和拓展了人类自主出行的速度及广度。仅凭这一点，即便是紧跟其后出现的现代汽车也无法与之相媲美。自行车从一开始便与法国结下了不解之缘：1817年，颇具商业头脑的德国人卡尔·冯·德莱斯（Karl Von Drais，1785-1851）公爵发明了现代自行车的雏形——“德莱斯车”之后，立刻在法国申请了专利，并于翌年在巴黎的卢森堡公园举办了赛车大会，为产品宣传造势。尽管预期的商业绩效不尽如人意，但赛车大会激发了世人的创造力，在法、英、美等国优秀技师的不断改进下，“德莱斯车”最终定型为现今为人熟知的样式。可以说，作为早期的全球化商品之一，自行车是在法国开启了商品化并大举进军国际市场的道路。
德莱斯公爵选择巴黎作为产品首发的地点实属明智之举。19世纪的巴黎，因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快速向消费社会转型。百货商场催生的商品消费文化与城市改造、世界博览会、艺术流派争鸣所引领的视觉消费文化，奠定了这座城市荣升世界时尚之都的基石①。此时，发明于18世纪末的石印术日臻完善，被广泛应用于海报制作上。前卫多样的艺术思想（如新艺术、新古典主义）即刻在海报这个新兴的大众媒介上找到了绝佳的表述空间，资本主义经济也顺势将海报挪用至市场运作体制。通过与众多艺术家的联姻，商业海报成为19世纪巴黎消费生活的推手和风向标，朱尔斯·谢雷（Jules Chéret，1836-1932）、斯泰因勒（Théophile Alexandre Steinlen，1859-1923）等名家的作品，更是人们争先收藏的对象。与当时其他时髦商品一样，自行车的普及极大仰仗了海报印刷业的繁荣。法国记者兼编辑欧克塔夫·于赞恩（Octave Uzanne，1851-1931）曾如此描绘1898年的巴黎街头：“巴黎的商业大道充斥着自行车商人。‘威兹沃斯’‘决斗者’‘亨柏尔’‘斯特列兄弟’和‘法国女人’等自行车品牌的海报广告占据了城市所有的城墙”［1］(P213)。可见，自行车不仅引发了一场关乎人类体能自觉的身体革命，它的海报广告还同步刷新了城市的视觉生活和现代体验。与自行车一起同时被海报深深植入公众视阈的，还有众多鲜明各异的女性形象。19世纪，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把女性视为潜力巨大的商品倾销对象和就业市场的劳动力。此外，伴随着女性自主意识的渐醒，社会原有的性别禁忌和等级关系也呈松动之势，女性寻求解放的呼声成为19世纪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征象之一。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门，加入城市“闲逛者”的队伍，从他人凝视的客体转换成凝视他人或与他人互视的主体，此时期的法国自行车海报广告就印证了这一点。然而，自行车在这其中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为什么大量的自行车海报选择女性作为代言人？主要涉及了哪些女性形象？这些形象又分别反映了什么社会思维与现实？通过研究这些驰骋的新女性②形象，我们试图在人、城、物编织的三维图景中，体察女性是如何被裹挟进资本主义经济浪潮并为之所用，如何借助工业技术产品积极突破性别空间、加速自身解放，同时又如何继续受缚于“身体的社会构造”而不得不继续承担贤妻良母的“天职”，哪怕是在19、20世纪之交的新时期，哪怕是在“奔跑的机器”——自行车上。
二、神化的女性形象：自行车工业神话的缔造者
古希腊神话同基督教神话一样，历来被视作西方文艺创作的灵感源泉，各路女性神圣构成了一个充斥着隐喻的象征体系，是艺术家争先刻画、雕琢的对象。19世纪下半叶，法国自行车海报广告亦采用了一定数量的神化女性形象，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基本元素：披散着浓密飘逸的长发或头戴花圈、冠冕，身着斜肩、露肩的修身长袍或薄透贴身的衣裙，裸露着部分胴体（前胸、肩膀、双臂、双腿或双脚）甚至侧面裸体，或背后长有翅膀或手持器物（长矛、长号等）。严格地讲，之所以称其为神化的女性形象，是因为这些形象远非对传统神话人物的忠实复制，而是选择性地借用、加工、发挥了这些人物所具备的某些特质，以一种更具现代风尚的女神形象来寓意自行车作为工业产品的轻盈和速度。1890年印刷的“女神”（Déesse）牌自行车海报上的人物形象就不禁让人联想到希腊神话里的胜利女神尼姬（Nike）：画面中悬于半空的女性，身姿轻盈曼妙，背后有一双标志性的翅膀；一辆自行车被她高举过头顶，而画面下方则是抬头仰望的普罗众生。不言而喻，这幅海报将自行车描绘成工业时代女神带给人类的隐形翅膀，人们骑上自行车就犹如插翅的神祇，仅凭一己之力就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自由驰骋在尚待探索的生命空间。彩虹女神伊里斯（Iris），作为神的信使，上天下地入海无所不能，被认为是神、人交流的传声筒。伊里斯如风般的行动速度，同样为自行车海报提供了创作灵感。一张宣传“克莱蒙”（Clément）牌自行车的海报，勾勒了一位头顶一只正张开双翅、引吭高歌的黑色公鸡（造型类似神界另一位男性信使赫尔墨斯③头戴的带翅盔形帽），足蹬黑色插翅凉鞋的女性形象。她身着轻盈的露肩长裙，单臂举起自行车置于胸前位置，迈开矫健的步伐一路疾驰于空中，飘逸的裙角高高扬起，脚下是远远被落在身后的城市。动感十足的画面传神地表达了海报作者的创作意图：女神正奔向观者递送新时代的人类福祉——自行车。而身为智慧女神和战神的雅典娜（Athène），热爱和平，时刻守卫着城邦的安宁。“解放者”（Libérator）牌自行车的一则海报广告塑造了一位英姿飒爽的女性形象；身着银色戎装，左手执矛，右臂挂盾，只有黑色战盔下那一头迎风飘扬的金色长发和裸露着的酥胸凸显了女性的健美与活力，这是对高卢女战士的讴歌也是向雅典娜的致敬。圆润的面庞与挺拔的胸部还与法兰西共和国的国家象征——玛丽安娜（Marianne）的形象相吻合。玛丽安娜作为“共和国政权被拟人化、被女性化的标志”［2］(P175)，寓意国家政权承担着公民的母亲、养育者与教育者的角色。画面上的女性面朝东方，目光炯炯，满怀信心，守望着一方平安之际还保持着随时备战的警惕状态。除了传统兵戈，一辆自行车被置于女神的右侧，神祇又多了守护人类的一个作战利器，同时也将把人类从出行方式、速度和广度的历史束缚中解放出来，与该款自行车的名字——“解放者”相契合。
除此之外，海报所展现的这些神化的女性形象，或倚靠在自行车旁、或飞驰在自行车上、或吹起号角，无一例外地颂扬着现代工业的荣光。而背景画面大多是城市街道或田野乡间，这是对现实生活的感性凸显也是对现世生命空间的染指，散发着强烈的世俗性，整体画风犹如漫画一般娱乐传神。而且，这些形象往往被嵌入或日出或黄昏或深夜的场景，作为背景的城市、乡村被无限地缩小、弱化，甚至缺席。这样的时空设置代表着一个完美的隐喻：晨昼暮夜更迭之际，女神们为尚处混沌之中的人类社会带来了自行车，预示着工业时代的曙光即将普照大地。我们知道，“19世纪是欧洲道德、政治、技术和经济文明的神话时期”［3］(P9)。自行车作为19世纪下半叶典型的工业产品，改写、变革了人类的出行历史和生活方式，创造了一个资本主义工业技术和商品经济的神话。截至1908年，“巴黎的交通车辆总数为23万辆，［……］，超过一半为自行车（16.5万辆；1910年为27万辆）”，“当时自行车成了随处可见的交通工具，并获得了‘小个王后’的绰号”［4］(P163)，自行车在城市获得的巨大成功可见一斑。而海报广告从古代神话中汲取灵感，运用神化的女性形象，把自行车这一崭新的工业产品带入一个神话般的历史语境，一个指涉传统本源的精神回归，为现代商品被顺利接纳创造了有利的思想意识条件。
再者，由于海报的目标受众是形形色色消散在各阶层、具有不同文化素养的市民，这些神化的女性形象通俗易懂、雅俗共赏，充分迎合了大众的审美情趣与文化品鉴水平。加上通过对轻纱薄缕下女性人体美的刻画、通过创造审美的愉悦激发人们对产品的占有欲，海报成功将公众的目光引导至这些神化女性形象所推崇的自行车这一刚硬的工业产品上。而女神们高举自行车的轻盈姿态也暗示着此类工业产品远非公众臆断的那般笨重不堪、难以驾驭，亦增强了对女性消费者的吸引力。我们还可以从中辨识出一条专门针对女性的心理暗示：她们也完全可以选择像海报中的女神一样，勇敢地采用新的交通工具，改变传统出行方式，而不再惧怕被视为公然挑战正统的异端。可以说，自行车在被海报以通俗直观的方式塑造成各路女神的推崇之物时，也自然而然地被置于万众膜拜的神龛，成为新时代神物的象征，谱写了一曲关乎速度、力量与激情的现代神话。显而易见的是，19世纪末的法国海报广告，还为被传统视为“性对象、母亲和激发文人创作灵感的缪斯”的女性增添了一个消费者的新角色［5］(P25)。
三、女市民形象：自行车的消费者以及寻求解放的女骑手
如果说，海报中的神化女性体现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为缔造自行车神话而采取的一个巧妙的挪用策略，那么城市女性则以现代商品的消费者和新式交通工具的践行者的姿态示人。自行车出现之前，马一直是最可靠的人们赖以出行的交通工具。法国18世纪的博物学家乔治-路易·勒克莱克·布冯伯爵（Georges-Louis Leclerc Comte de Buffon，1707-1788）视马“为人类做过的最重要的征服”，有后人将其引申成：“男人最重要的征服是马，而马最重要的征服是女人”［6］(P4)，形象地说明了工业社会以前，女性日常出行对马的绝对依赖程度。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崛起，被戏称为“机械马”的自行车与同时期的百货商场一样，在征服女性消费者的过程中，被卷入了性别争战的漩涡中，被赋予了社会转型的符号意义，被解读成女性解放的实现途径。
首先，传统的父权思维原本就视女性独自出行为伤风败俗，如果再骑上自行车抛头露面更是属于道德败坏、不守妇道的举止，因为“女性最后的廉耻心在自行车这匹铁马上消失殆尽了”［1］(P212)。即便当时应运而生的自行车驾校为了逐利并不拒绝女性学员，但依旧将她们置于男性的监管下：女学员“只有在教练和丈夫在场的情况下才能学习骑自行车”［7］(P499)。此外，当时的医学也一如既往地加入一切与社会规约、城市礼俗以及富国强民攸关的思想论战中，有的医生试图利用科学的权威对骑自行车的女性进行威慑。法国体育教育联盟（Ligue d’ éducation physique）创始人——菲利普·提协(Philippe Tissié，1852-1935)从病理学角度提出，女性骑自行车会引发溃疡、出血、发炎和其他疾病，并且下达了“绝对禁止女性使用自行车”［8］(P119)的医嘱。还有人从生理学角度，声称自行车对生殖器官的刺激以及大腿肌肉的运动会对女性产生犹如手淫般的感官欢愉，自行车因此还被视为女性身体达到自我满足的辅助工具，对女性操守构成巨大威胁。当然，伦理纲常的批判以及某些保守医生的恣意中伤，对于日趋壮大的女性解放运动来说早已是陈词滥调、鞭长莫及，于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公民个体所应履行的社会道义便成为绑架妇女解放的另一个突破口：如果自行车代替男人成为女性的新“伴侣”，将会对处于社会转型、普法战争失利、人口出生率低迷的法国来说十分不利。如此一来，自行车不单是传统礼俗的破坏者、夫妻关系的动摇者，更会对国家命运、民族复兴构成威胁。尽管社会意识形态试图利用各种话语对女性解放进行要挟，但最终还是无法阻挡新时代对新女性的呼唤以及女性自身的觉醒。
到了19世纪末，自行车技术日趋成熟，产品转化业已完成了从社会上层到下层的流动模式：从贵族阶级独享的新奇奢侈把玩品，到资产阶级追逐的时髦消费休闲品，直至底层劳动人民所依赖的生存工具。经过前后三个社会阶层的“领养”，自行车得以在女性群体中变得越来越普及。法国记者兼作家乔治·蒙特吉尔（Georges Montorgueil，1857-1933）在1897年观察到：巴黎女性已经“拒绝马衔、抵抗马刺，向往独自出行。于是，她骑上了自行车”［6］(P4)。
自行车海报广告不仅是折射法国女性参与资本主义经济和城市公众生活的多棱镜，还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行车厂商针对女性的身体特征和服饰特点，不断推出方便女性消费者使用的自行车。新旧世纪之交的自行车已经变得更轻便、更安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勇做新时代的骑手，突破传统的性别空间，投身到城市的公共生活中。在1894年前后印刷的一则“德柯维勒”（Decauville）牌自行车海报广告上，一位年轻女孩身着黑色连衣长裙，脚踏同色长靴，腰带从颜色和质地上都与长款手套呼应匹配，脸上精致的妆容洋溢着青春调皮的笑容。这是一位时尚俏皮的“巴黎女郎”（La Parisienne），一位尽情体验城市生活、探索城市空间的新女性。轻松愉悦的神情说明她绝不是自行车的初学者；扭头望向右侧而没有专注于前方道路体现了奥斯曼公爵改造巴黎市政工程的喜人成果：除了230公里长的人行道，还修建了137公里长的全新街道，平均宽度达到25米，是以往街道平均宽度的3倍［9］(P148)，这使得市民出行的安全系数与舒适度得到了显著改善，也为日后自行车被纳入城市生活提供了硬件保障。女孩身后是宽敞平坦的大道，远处的凯旋门表明这里是城市生活的中心，是每日时尚上演的圣地。夕阳余晖之下，成群的传统马车向自行车女孩的方向驶来；这是历史在试图追赶新女性的脚步，却注定将被时代那自顾前行的车轮远远抛下。很显然，自行车在19世纪末已经不可辩驳地成为城市新女性自我展示的时尚品以及身份确认的象征物之一。尽管海报广告已公开将女性与作为消费品、作为女性解放途径的自行车之间的多维共生关系嵌入日新月异的城市风貌中，但还是无法彻底逆转公众对于女骑手的偏见。一副创作于同时期的招贴画，就刻画了一位飞驰在自行车上的女性造成四周一片人仰马翻的场景：惊慌失措、躲闪不及的男女行人们纷纷摔倒，拐杖、帽子、雨伞、手袋散落一地，就连反应灵敏的小狗都被掀翻在地。毋庸置疑，自行车还被视作威胁城市交通安全的隐患，女骑手也与马路“杀手”画上了等号，成为破坏城市和谐生活和无视礼俗权威的入侵者。
尽管19世纪末法国的公众话语对女骑手的出现并无好感，甚至从多个维度进行了无情的嘲讽与批判，但对于女性自身来说，自行车的应用意义深远：首先，它是女性实现自主出行的有效途径；其次，伴随着移动速度的提高，女性的流动空间也得到进一步扩展，从家庭内部延伸至城市街道、郊外丛林、乡间小路甚至更遥远的平原山区、湖畔海滨，填补了女性作为社会人个体经验的缺失，同时在社会公共空间留下在了女性独立存在的烙印。
1899年，“柯米佑”（Comiot）牌的一则自行车广告海报就宣扬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城市女性骑着自行车独行于乡下的景象。山丘上的小教堂、低矮的农舍、起伏的田地、颠簸的土路以及成群的白鹅，乡间的一切都反衬出女骑手格外考究的城市着装，上扬的高领内露出精致的小围巾，小礼帽下的头发被整理得一丝不苟。女青年微低下颚，专注地观察着路况，仿佛没有受到田野景色的吸引，这一点和骑行于城市空间、左顾右盼的女性大相径庭。在城市流动的女性既是闲逛者观察的对象，同时也以新晋的闲逛者和消费者的身份融入现代生活。但是，当她们跨越出自身阶层的活动空间时，她们的身份不再是漫无目的的闲逛者而是探索者、冒险者，需要集中更多注意力、保持更多体力来完成前面无法预知的路程。而立于路旁田地里的年迈夫妇依旧维持着劳作的姿势，只是略微抬起头茫然地观望着路过的时髦女郎。很显然，外来者带来了现代大都会的气息，但其稍纵即逝的消散性还无力彻底震撼静谧、传统的乡野世界。尽管如此，作为交通工具的自行车显然已经将现代的车轮驶入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业社区；比起漠然观望的年长者，年轻人则欣然接受了来自城市的时髦商品。另一则“德柯维勒”（Decauville）牌自行车的海报广告描绘了一位骑着自行车、衣着活泼俏丽的乡下姑娘。她一手扶车把，另一手撑着红色雨伞（可能是为了模仿城市女性的遮阳伞），手臂上还挎着一个装着三只鸡的竹篮，愉快地穿行在洒满阳光的乡间小路。海报上方一行醒目的大字写着：“人人都想有辆自行车！”（Tout le monde en voudra!）由此可见，城市社会拥有的不单是虚无缥缈、变化无穷的现代魅像，还有实实在在的商品以及由这些商品衍生出的新风尚；城市势不可挡的现代性终将其触角伸向乡村腹地，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城市的理念与精神。
此外，通过研究19世纪末的法国自行车海报广告，我们还发现，城市女性的移动性并非简单局限在两点一线的地理空间：随着移动速度的提高，跨越时空的距离相应缩短了，也就是说利用同样的时间可以行驶比以往更多的路程，这也使出行时间的跨度从白天延伸至夜晚，这是性别时间的重大突破。“乔治·理查德”（Georges Richard）牌自行车1900年推出的一款海报广告上，一位城市女性骑着自行车，一手扶把，一手提着灯笼，在暮色笼罩下的乡间小路上赶路。骑车夜行需要配备手提灯或灯笼等照明设备，不是个人出于安全考虑的自发行为，而是法国政府1874年颁布的《自行车交通管理法令》明确规定的［10］(P26)。路旁的指示牌表明，女孩从游玩了一日的郊外枫丹白露赶路返回巴黎。为了出游便利，她身着当时最时兴也最具争议但是方便骑行的灯笼裤“Bloomer”④。19世纪下半叶，“香烟、自行车和裤子是法国媒体公认的现代女性（亦为女性堕落）的三大标志”［2］(P26)。女骑手服装的革新，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当时的城市女性不再满足于被动充当社会规则的顺从者，而开始主动寻求担任规则的制定者和改写者，这是处于新旧世纪之交的法国一个无可辩驳的社会事实。
四、已婚女性形象：自行车上的贤妻良母
法国自行车海报广告生动地展现了在社会转型时期，新女性如何突破传统性别空间和性别时间的藩篱以及着装礼俗的窠臼从而争取实现个体解放的权利。然而归根结底，这还是女性试图通过改变自身，积极消减与男性之间的差距，证明自己不逊于男性来达到与男性平起平坐的地位。女性单方的主动，反映了女性解放的被动和局限；尽管19世纪下半叶女权运动愈演愈烈，但是“从传统说来，社会赋予女人的命运是婚姻”［11］(P199)，因此认为“女人只有在扮演其自然角色即男人的伴侣时才美丽”［7］(P499)的意识形态依旧坚不可摧。也就是说，不管女人如何证明自己、赢取多少与男性一样的平等权利，社会公众对女性的判断总是不由自主地回归到其在两性关系中的既定角色上，而不是单纯基于一个社会公民的个体定位。就连当时的女权思想也呼吁女性积极向男性看齐，向男性不断靠近，通过促进两性行为的同一化，来搭建男女平等对话的基石。美国19世纪末女权运动领袖弗朗西斯·威拉德（Frances E. Willard，1839-1898）就认为：“女性一旦能像男性一样，轻松操控着脚踏车，他们之间就更容易发展出平等伙伴关系。”［12］(P87)就这样，为了得到认可，女性不得不在原有基础上付出更多的汗水与辛劳去弥补与男性之间的差距。特别是对于已婚妇女来讲，与丈夫一起骑自行车出游，感受城市生活的律动与大自然的活力，貌似是使自己走出封闭的家庭生活，增强夫妻情感的交融，但本质上却是以一种更时髦、更现代的方式继续令其发挥传统角色，即：男人的伴侣、孩子的母亲。“婚姻并不是女人的无条件幸福。它代表女人必须放弃自由、成为丈夫的臣民”［13］(P133)；因此，无论女性个体如何解放，也无法彻底扭转社会对处于婚姻中的女性为人妻、为人母的认识、评判角度。自行车作为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一个神话，的确为女性消费者创造了一个无需通过接受教育、参与政治、进入职场就可以缩小与男性差距，显示拥有同男人一样驾驭“铁马”的体能和意志力的日常机会，但也在不经意间再次确认、重述了父权社会对女性作为妻子、母亲的传统论述范式，进一步强化了对“贤妻良母”式的女性典范的认同和褒扬。
1902年，法国雷恩大学法律系政治经济学教授查尔·图容（Charles Turgeon，1855-1934）在其著作《法国女权运动》中，提及自行车在女性解放运动中的作用时，排除了为人妻、为人母的女性，因为他认为自行车夺走了丈夫的妻子、孩子的母亲、家庭义务的履行者。他建议，所有的夫妇最好一起骑自行车出行：如果妻子摔倒的话，“扶起自己的妻子是丈夫是义务，丈夫不在场会产生更严重的后果”［14］(P41)，这说明即便是骑车，社会精英的规诫依然是女性应被置于男性（丈夫）的保护、监管下。对比上文研究过的自行车海报广告不难发现，如果单人的男、女形象同时出现，女性无论从样貌、装扮、表情都略显成熟稳重，铺陈了已婚女性的形象特色。创作于1895年左右的“腓布斯”（Phébus）牌自行车海报上，站立在左侧的女士衣着简洁大方，双手扶着一辆三轮自行车。这种款式因其安全性高、操作难度低、更适合裙装的特性在当时颇受女性消费者的青睐。右边的男士，一身标准的深色骑手服，头戴圆顶礼帽，胸前的左侧口袋露出一角整齐的方巾，衣领也整理得一丝不苟。两人后面是蜿蜒的小路，通向远处的小城堡、农舍和树林。这是一对来自富裕家庭的夫妇在城外骑车郊游。男士一手扶车，一手摊开伸向旁边的妻子，似乎在向其提供帮助或建议。1899年印刷的塔力德自行车&汽车出游地图（Carte Taride）的海报广告中，两位时髦的自行车女骑手，在郊外路边向一位手持地图的男骑手询问方向，女性缺少方向感、需要男性指引的隐喻在自行车海报中被反复传达出来。
除了继续以被保护、被引导的传统形象出现外，自行车带来的自主流动性的确让妻子投身到丈夫那些纯男性化的休闲活动中，如：1893年“理想之车”（Le Cyclidéal）牌自行车海报中骑车翻山越岭的夫妇、1896年“野羊”（Le Chevreuil）牌自行车海报中在野外狩猎的夫妻。女性果敢地陪伴丈夫走南闯北，不畏日晒风吹、奔波劳累，演绎着男性忠实伴侣的贤妻角色，又一例“男女的思想、言行如果有更多的共同点，家庭生活一定会更美满”［12］(P124)的佐证。此外，商业嗅觉灵敏的自行车厂商还设计出了可供两人骑乘的双人自行车，这恐怕是工业文明馈赠给两性关系最好的外化载体：双方以齐心协力的合作心境、整齐划一的踩踏动作朝同一个目标前进，这种同步的时空体验自然也成为夫妻或情侣们钟爱的出行方式。“克莱蒙”（Clément）、“角斗士”（Gladiator）和“于希”（Jussy）等品牌都曾推出过双人自行车产品，其海报广告也都选择把双人自行车渲染成两性关系的粘合剂。背景风物的弱化，突出了夫妻默契配合同骑一辆自行车的琴瑟和谐，这也是对现实生活中两人无论何种境遇都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的美好憧憬。双人自行车的成功驾驶，除了需要双方合力协作外，前面扶把的骑手是真正的灵魂人物，前进方向的掌握调整、行进中车体的平衡对骑手的力量体能和肢体协调能力有较高的要求。上述品牌的四则海报中有三则都安排女骑手在前，这可以视为是社会对女性身体潜能和健康活力不输于男性的间接肯定⑤。无论是单身还是已婚的女骑手，都推翻了之前富裕阶层所推崇的“楚楚动人的柔弱”“病怏怏的痨病相”［15］(PP24-29)作为女性理想外貌的评判标准。而女骑手在前，似乎也预示着女性无论在家庭生活还是在社会生活中都将更多地扮演施动者的角色，分担引领人类前行方向的重任。
最后，自行车海报广告针对女性“良母”的形象也有所涉及，尽管为数不多，但从侧面体现了商业资本运作对社会现实的充分考量与直观反映。在自行车被纳入市场机制得到不断普及的过程中，公众舆论对该项商品就如同对消费它的人一样一直是褒贬不一。自行车的“发动机”就是人类自身，因而要想实现出行速度和广度的最大化，就需要人体不断发掘自身的体能直至极限。于是，自行车成了身体速度、激情与力量的最佳诠释方式。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失利，再次引发了借提高国民身体素质以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呼吁。强身健体原本无可厚非，但是新的忧虑接踵而来：越来越多的人沉溺于身体竞技所产生的时速体验而荒于精神与智力上的求索。上文提到的法国记者欧克塔夫·于赞恩就曾公开宣称：“自行车是书籍的敌人，它彻底摧毁了阅读的精神、精神的沉稳，它把国家智慧蒸发在条条大路上，也把头脑渐渐引至腿肚子上……”［16］(PP44-45)。但是，也有人视自行车为“最好的‘地理学校’，因为骑自行车的人可以深入了解走过的地方”［17］(P15)，在锻炼体力与意志力的同时，饱览法兰西秀丽的风景、追忆法国民族的历史、称颂祖国领土的统一、推动法兰西精神的复兴。于是，自行车既成了大众旅行的工具，也成了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学校：一路骑行唤醒了“一个由海至山，被呈现、被感受的国度”［18］(P243)。“于尔图”牌自行车的一款海报上宣传的就是年轻的母亲独自一人带着孩子骑车游览法国河山的场景。“飓风”（Ouragan）牌自行车海报也曾勾勒过一位带着幼小女儿骑自行车出游的年轻母亲。在这两幅海报中，父亲的不在场也暗示了即使新女性在政治上的平权要求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回应，但在抚育子女的问题上仍一如既往地发挥着主导作用，继续扮演着“良母”的传统角色；只不过此时“教子”行为的空间已经从家庭内部延伸至“国土空间”（espace-nation），具有鲜明的民族精神的教化意味。与孩子一同骑自行车远游，做合格的法兰西母亲、未来共和国公民的教育者，是聪明的商家们在新时期试图向正值壮年的母亲们兜售的育儿理念。
五、结语
留下甚多名言警句的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曾在19世纪初就女性问题发表过如下看法：“有一件事不太法兰西，就是女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⑥。不到百年间，法国“女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已然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随着法国工业化进程的急剧加快，自行车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是首个在欧美实现大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之一，是城市在“美丽时代”（1889-1914）马车向汽车过渡期间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并一直流行至今。与此同时，自19世纪60年代中期起，石印术被广泛应用于印刷业，大幅、彩色的海报广告，即刻成为最受商家们青睐的推销手段。众多艺术家，利用新的印刷技术，积极回应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通过开创多种不拘一格的艺术风格，悄然将城市引领至消费社会的轨道。革新了巴黎日常视觉生活的海报广告，亦成为城市现代性的重要标志。而自行车厂商，正是借助这一新兴媒介，以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使自行车迅速完成了从奢侈品到普通消费品的阶级转化。期间，自行车海报利用各种神化的女性形象，在创造一个现代工业神话的同时，还在不经意间使自行车成为女性自身寻求平权的又一突破口、“女性解放的第一个象征”［16］(P306)。自行车海报真实呈现了19世纪下半叶女性解放运动的现实、意义与局限：女性勇敢地突破了传统的性别空间与时间，变革了传统的着装美学，展现了自身不亚于男性的体、智潜能，但最终还是无法通过向男性看齐的做法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即便骑上自行车，选择“女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女性最终还是被迫回归“贤妻”和“共和国公民母亲”的角色。此外，尽管自行车海报广告延续了男性视角下女性作为“性对象”和“贤妻良母”的社会征象，但也从侧面展现了新女性在资本主义经济上升时期作为商品消费者、社会参与者、传统挑战者的崭新面貌，为其融入现代生活创造了有利条件。综上所述，工业资本的浪潮将自行车与女性一同裹挟进一系列有关商品经济、性别平等、社会禀性、城市管理、生活模态、艺术表述乃至国民意识的现代话语中。作为19世纪法国商品消费文化与视觉消费文化共生的载体与见证，海报广告恰好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回望这部人、城、物编织的社会文化史的多音衍射场域。
注释：略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杜莉莉（1980-），女，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出站博士后，法语系讲师。研究方向：城市文化与文化遗产。
本文选自《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3期第75-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