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些年来，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功利化及实用主义的浪潮中，国内诸多知名高校纷纷开设了各类商业化的“女性课程班”，旨在通过传统国学、现代知识与时尚元素的浸润，将女人形塑为理想中的女性形象。这些明显有违现代性别平等理念的课程班之所以在中国高校出现，反映了大学与父权制、商业资本及文化政治上保守势力的不谋而合，也是大学自身意义危机、日益衰退的学校文化精神及父权制幽灵的呈现。如何在现代性别平等的框架下对大学理念、大学制度及课程与教学进行深度反思，超越历史传统，重构中国大学作为塑造社会性别价值观与性别秩序的重要机制应该受到关注。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推进，在教育市场化、功利化和实用主义的喧嚣声中，国内诸多知名高校纷纷开设了以培养女性魅力为名的各类商业化“女性课程班”，如B大学卓越女性与传统文化高级研修班、Q大学女性魅力高管班、F大学女性白领魅力提升班等等，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这些课程班依托于各大知名学府的相关院系，设计出了完整、豪华的课程模块，收取着不菲的学费，赚足了银子，也吸引了眼球，演绎着中国大学场域的另一番盛世繁华。

　　从其教学目的和内容上看，这些女性课程班拥有大致相似的教育理念，那就是以儒家式的、“内外兼修”的方式，来平息和安放现代女性（特别是精英女性）焦虑不安的身心[1]。如F大学推出“智慧女性课程”的宣传标语就赫然写着：“以专家授课的形式，内容涵盖仪态、气质、品味、艺术修养、心灵成长等方方面面，从养生美颜到资产管理，旨在实现成为‘优雅、精致、智能’女人的目标”[2]；B大学女性研修班将其强烈推荐给精英女性的理由概括为“聚大千之美，凝个人神韵，点东方智慧，传家业文明”[3]。总体而言，这些女性课程班的核心思想就是：在幽静雅致的大学殿堂里，通过传统国学、现代知识与时尚元素的浸润，将女人形塑为男性理想中的形象，帮助女人完成华丽转身，实现其梦想的美妙人生。

　　令人深思的是，这些看似包装绚丽、实则有违现代性别平等理念且收费不菲的女性课程班何以能够在以引领社会价值、引领人类发展为要旨，以“精神圣殿”自诩的精英高等学府里遍地开花？这些精英大学对人类的精神生产与知识传播到底应该担负起什么责任？中国大学对社会性别现状如此不加反思的亦步亦趋，对社会消费文化大张旗鼓地灌输，对市场消费女性的热烈拥抱，以及对某些陈腐性别观念的默许、接纳乃至同谋，确实让人跌破眼镜。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精英大学商业化“女性课程班”的审视，从大学的理念与责任、大学知识的建构、大学的课程与教学等维度来检视和反思大学在社会性别制度建构和再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对中国大学“性别盲视”及所谓“性别无涉”的价值取向与知识立场进行分析，为重新解读当代大学在社会性别制度重构及推动性别平等实践中应该发挥的作用奠定可选择、可理解的基础。

　　一、当妇女提问时：重思大学的理念与责任

　　大学作为一个在社会精神生产层面享有很高声誉的组织，它对人类的精神生产有着重要的发言权。怎样生产？用何种模式和话语去生产？谁是其中的操控者和受益者？谁的利益会受到损害？等等，这些都是大学需要面对的政治和价值问题，也就是说，社会、大学与知识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价值联系。

　　在西方，长期以来，大学作为一种自治体，它认为自己能够独立于政府，独立于社会大众，能先验的产生一种生产、维护知识的权威性、神圣性和客观性的机制。但近些年来，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发展，高等教育的意义危机也在不断凸显，这个先验的“客观性”机制更是受到诟病和质疑，“尽管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规模、成本和业绩的关注日益增长，但对其可能的退步及整体目标的严肃拷问却极为匮乏”[4](PP7-8)。在当代中国，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畸形的“教育政治化”之后，中国教育界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客观主义的旗帜下，教育理论界始终自觉不自觉地回避着对教育的政治学、伦理学探讨[5]。特别是在学校场域和教育话语中，对“性别”本身作为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更是缺乏必要的敏感和深入的思考。从社会性别角度来审视，当代高等教育体制表面上采取的是一种“去性别化”策略，即一切知识生产和教学活动都是在早已预设的“性别中立”前提下展开的。如今，面对纷纷扰扰的“性别教育”话题，这一策略也到了应该重估和反思的时候。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女学界开始对知识生产中性别意识形态予以关注，坚决主张高等教育中的道德回归，呼吁道德探索要重返大学课堂，并在大学里提出了妇女/性别研究（女性学）“制度化”的诉求①。由此，高等教育这个包裹着“客观性”“性别中立”神话的屏蔽也逐渐被揭开。美国学者玛丽莲·J. 鲍克塞（Marilyn Jacoby Boxer）在《当妇女提问时》一书中谈到妇女/性别研究（女性学）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时，就曾自豪地提出，女性学“不仅为大学教学和科研提供了新面孔、新视角和新方法，还为高等教育重新引进了许多非教会学校所缺乏的道德探询”[6](P2)。1983年《高等教育》——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的权威刊物也曾这样评论道，“新女性主义已经改变了发展道路，大学必须思考所有女性主义带来的重大课题——政治、儿童、工资、道德以及思想本身”，并且预言，“如果大学中各学科都能从女性研究对思想史的重大贡献中获得启示，整个学院的前景将会大为改观”[7](P1)。

　　女性学学者正是通过对高等教育的“性别解蔽”发现：大学不仅仅是传授高深学问的场所，它同时也是一个制造社会性别的重要场所，长期以来，高等教育在其间扮演的是一个复制社会性别并使之存续的角色。高等教育正是通过所谓知识的“客观性”“中立性”“普遍性”为社会现存的政治、经济、文化与性别霸权提供了认识论与知识论上的解释[8](P93)。

　　在西方，广大女性经历了长时间无意识的“性别指导教育”的实践之后，亲身目睹并感受了“女性奥秘”这个美丽谎言的破产，她们对自己在高等教育中被解放与被规训的尴尬及无所适从有了切身的体验。在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的推动下，她们从知识批判和教育批判的角度对大学所蕴含的性别偏见进行思考并试图去改变这一状况。经过女性主义学者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如今“性别歧视”“性别盲视”的状况在西方许多国家的知识生产和大学场域中已大为改观。

　　在中国，“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已写进了法律条款，那种毫无“偏见的”“中性的”教育立场也曾被认为是最公平的也是最好的，现有的教育著作基本上不接触或极少接触性别差异问题，可以说是无性别的教育理论[9](P572)。但也正是因为缺乏对这种“无性别教育理论”的深度反思，中国的学校教育包括高等教育中父权制的幽灵从未消弭，更别说对其进行深刻批判和干预。如今面对各类“女性课程班”在中国大学场域纷纷登场亮相，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当代大学被主流话语所操控的这种“性别无涉”“价值中立”的教育立场呢？

　　当代中国社会在经历了“男女都一样”的社会性别话语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又出现了对“男女不一样”的强调以及对“女性”内涵的又一次重新界定，“差异政治”逐渐代替了“平等政治”,“承认政治”替代了“阶级政治”[10](PP105-106)，对此，中国的高等教育和大学表面上对社会性别文化的变迁采取了冷漠与不参与的态度，事实上，社会上各类充斥着本质主义的性别话语已通过各种方式（包括走进我们的教材、课程及教学等等）浸染到大学的角角落落，高等教育的日常和主流话语也几乎被当代流行的社会性别话语所操控，并规训着学生成为被社会接纳、期待的性别角色。对此，曾有学者把当代中国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盛行的“女性的奥秘”相联系，著名的比较教育专家露丝·海霍（Ruth Hayho）通过对中国高校的实地调查，不无忧虑地指出，现在中国高校的女大学生，“她们主要关心社会关系和美满的婚姻而不是事业发展，这是一种日益衰退的学校文化精神。很多女大学生在她们的事业方面都没有太高的追求，只是急于毕业的时候在城市找一个舒适的工作……”[11](P584)。

　　一向以追求思想解放、强调学术自由，视前瞻性、创造性、独立性和批判性为其精神要旨的大学及主流学术界不但没有去反思、批判中国市场文化、大众文化及流行文化对社会性别形塑所造成的偏见与误区，反而拿双手捂住眼睛，用“我什么也没看见”的暧昧立场来摆脱大学本应承担的一份知识责任和社会道义，高等教育界这种“集体无意识”的不屑、冷漠、回避与失语本身就值得深思。笔者以为，这个问题可以从两种可能性来思考：一是“性别问题”在当代中国被视为“不重要”也“不重大”，基本被边缘化了；或者认为该问题根本无法从大的社会结构问题中剥离，只有把社会问题弄清楚了，才有可能讨论并解决“性别问题”；二是认为“性别问题”在中国已得到解决，不成其为“问题”了。

　　事实上，即使深度介入了性别研究的戴锦华教授在一次访谈中也曾谈到她自己的研究立场，她说自己近年来极少单独谈到性别问题，主要是因为在她看来，中国社会“这十多年来的性别议题经常只是一种‘表征’，其背后是一个更大的、更纠缠的、更急迫的社会问题”，“社会的主流逻辑永远是主流的，对性别状况的彻底改变，还有待于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化，绝对不是通过一己之力能够改变的。而作为个人，只能追求更多的智慧、更多的清醒，除此之外，毫无他法”[12]。这一观点或许代表了知识界对性别问题较主流的回应及立场。

　　一方面，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中，“妇女问题”“妇女解放”这样的议题确实无法转换为像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早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那样重大或重要的社会诉求，彰显其巨大的政治能量与社会意义，并成为国家语境中不可或缺的历史遗产和卓有成效的实践典范；另一方面，在国家法律层面上，“男女平等”话语或许早已成为一种被社会（包括主流学界）深刻默认并不受质疑的“元叙事”了。因此，20世纪80年代即使重新开启了当代中国“妇女问题研究”，但其一直就陷入在女性学者们“自说自话”的哀怨、尴尬与无奈之中，并未进入主流学界的研究视阈，或者正如戴锦华所谈到的性别议题只是一种“表征”，根本无法单独建构成问题。

　　至于各类商业化的“女德班”“智慧女性课程班”为什么能够在当代中国大学纷纷登场亮相，则具有更加复杂的知识、权力与资本因素，它是大学自身与父权制、商业资本及文化政治上的保守势力不谋而合的闹剧，也从根本上违背了大学应有的道德情怀与精神内涵。

　　大学环境和大学教育在形塑个人性别观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如今面对大学中纷纷扰扰的对阶级平等与性别平等的公开挑战以及这种平等精神在著名学府的沦丧和大学自身的“不作为”确实让人陷入忧思。我们可以借用女性主义诗人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的引语——“我们已不是由别人提出的‘妇女问题’，我们是提问题的妇女” [7] (P13)来思考大学面临的价值、道德与知识危机。在中国大学，确实也到了这样一个该“妇女提问”的时刻：大学在女性/性别问题上应该秉承何种价值理念和知识立场？在女性发展议题上，大学的社会责任和担当到底应该是什么？今天，在追求社会性别公正的进程中，面对着大学的意义危机以及日益衰退的学校文化精神，作为知识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女性学”能够给中国大学带来什么？妇女/性别研究的成果通过何种方式介入能为重构中国大学作为塑造社会性别价值观与性别秩序的重要机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等等问题都需要深入思考。

　　二、我们谈论的是谁的知识

　　从大学中各类“女性课程班”的教授内容来看，大都以传授“修身养性”“悦已安人”“家庭资产管理”等为其主要知识点。审视这些知识，我们有必要追问：为什么是这些知识？这些知识是如何构建的？我们谈论的又是谁的知识？大学教育的各个环节都可以说是一种“知识理论”的呈现形式。大学不仅仅具有科学研究、培育人才的功能，它更是进行思想创新、知识创造、设立知识标准和制订人才规格的重要场所。长期以来，大学殿堂里的知识被视为具有广泛认可的普遍性、必然性和有效性。但是，自20世纪以来，传统知识观遭遇了严峻的挑战，纯真知识受到前所未有的诘难。“知识”“科学”“话语”“权力”等已构成了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人们都“无法逃脱的思想结构”[13](P24)。

　　西方妇女/性别研究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以独特的性别视角介入到知识批判领域。女性主义学者通过对人类知识的系统考察发现：女性被知识压制、遗忘和伤害是一出漫长的、寓意深刻的历史剧，在那里，只有男性才是合法的知识主体和话语主体，人类迄今为止的绝大部分知识都是基于“男性中心主义的”父权式知识，而女性——由于天生被视为理智上的弱者，从来就没有成长为主体去参与知识活动。而那些基于女性的经验，由女性所创造出来的知识，常常被主流知识界视为非客观的，只能在晦暗地带低徊浅唱，难以获得“知识”的认同与尊重，为此，女性主义学者提出了“谁之科学”“谁之知识”的质询[14]。为了使女性的生活经验得以复原和重现，女性学学者力图建立全新的认识论，它的基本原则就是强调知识是社会建构的结果。

　　高等教育系统作为传播知识、创造知识的重要场所，受到女性主义学者的特别关注，她们以独特的女性主义知识观对一向以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学科领域所形成的知识主体进行重新思考，并对传统教育中的权力内涵以及体现着控制关系的权力概念的局限性进行了重新认识。一些女性主义学者以自己同时具备的作为局内人和局外人（insider /outsider）立场的优势通过对知识的梳理和重新审视后发现：这些客观性、人类性和真理性的背后，原本基于的是一种性别偏见，使用的也是男性探讨世界的方式②。所以，高等教育中这种“男性”的规范性、客观性和中立性的知识立场，不可能成为完整的（包括女性）研究视角和立场。如何在高等教育领域补充一种以往历史上被忽视或丢失了的不同声音——女性的声音，就成了女性主义特别关注的问题。

　　在知识观的问题上，中西方由于历史语境、思维方式与学术传统的差异也呈现出明显不同的认识理路。西方大学中的女性学学者一直努力追求以女性的眼光来认识世界，揭示西方传统哲学和文化中隐藏的男性化倾向，作为一种知识形式，它要批判和抛弃被男性化了的科学和被工业主义机械地肢解了的宇宙和世界。因此，在当代西方大学中如果出现典型“男性中心”的知识话语体系及言论就会变得异常敏感，且上升到“政治正确”层面，不断受到检视、反思与批判。而中国文化与知识体系中并没有像西方文化那种决然对立的两极，虽然也有“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的二元对立[15](P231)，但它更强调“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和谐的二者互补及相互生成的意义[15](P249)。至于道家，就更主张“专气致柔……能为雌”和“柔弱胜刚强”[16]等，有学者甚至据此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染上了强烈的女性性别特征的色彩”，“总体说来，中国哲学似乎提倡一种‘女性伦理’”[17](P162)。也正是这种阴阳相济、动态平衡的认知方式，使得中国哲学中中道和中和的思维方式突破了西方决然二元对立的模式。李银河曾尖锐地指出，“中国传统性别观念和西方一个很大不同点就在于，西方人往往把男女两性关系看作斗争的关系，而中国人长期以来把男性两性关系看作是协调互补的关系：阴阳调和，阴阳互补”，其实要“中国放弃性别的本质区分比西方更难”[18](PP51-52)。同时也正因为“中国文化中对妇女的歧视不是决定论式的和普遍化的。在现实层面上，总是留有回旋余地和家庭、家族内的阴柔空间，乃至道观尼庵中的自由天地；而在思想层面上，则都是以阴阳互补、相济为前提的，因而伏下了重构和重新解释的各种可能”[19]。或许正是基于这一认知原点，才有了现代大陆新儒家领袖蒋庆先生对两性关系的“重构”与“新解”，并公然提出“只有儒家能安顿现代女性”的言论[20]；大学中各类智慧女性课程模块也都不约而同地从传统文化知识来找寻安置现代女性焦虑身心的良方，有的甚至直接采用《女四书》《女论语》等为教材逐字逐句解读传统典籍，希望由此来重构现代女性的思想与行为实践。

　　关于这一点，笔者以为，中国哲学虽然在认识论上有自己独特之处，但它只是比西方文化留有较大的认识空间而已，使得男/女两性在文化上形成既相抵牾又互相制衡的关系。这种结构关系一方面在维系父系社会伦理原则的同时，又在较大程度上弱化乃至拆解了中国社会特有的“菲勒斯主义”话语暴力，使中国审美文化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阴柔化”表象特征并在人际理俗层面又形成了男女对等、阴阳两仪的两性模式。两位西方学者大卫·霍尔和安乐哲（David Hall & Roger Ames）曾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相关性别歧视论，并将其与西方文化中的二元性别歧视论进行了比较。他们认为：“‘相关论’的模式比起‘二元论’模式来说，则易于变化，不太稳定。相关模式的灵活性允许更大程度创造力的发挥，但这种灵活性同时也允许了更大程度地滥用和更粗野地侵犯人类的尊严。……在二元论模式中，我们可以说女人不允许成为男人，而在相关论中，有史以来女人就从未被允许成为人。”[21](P89]也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比西方的知识模式更为女性化，同时也使女性更为尴尬，由于它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儒家在其无所不包的社会思想学说之外并没有给女性留下多少参与社会的空间，对此，蒋庆先生在自己“新解”的文本中就进行了明确的表达：“男要遵从男的理，女要遵从女的理，男女夫妻各自都要按照自己在社会关系中的不同名分生活。”“做好女儿、好母亲、好妻子是女性的自然属性和家庭属性的必然要求，是衡量中国女性生命意义的最基本的价值依托，因而是中国女性成就感与归属感的根本所在。至于参加社会的公共生活，做一个成功的职业女性，则不是对中国女性的必然要求，更不是中国女性生命意义的最基本的价值依托，自然也不是中国女性成就感与归属感的根本所在。”[20]而这些“要旨”与“宏论”的基本精神许多都被作为改良版的优秀传统文化写入了各个版本的“女性课程”设计之中。至于道家，它虽然没有像儒家一样严密的结构和等级，但是在两性关系上，它仍然循守着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男刚女柔、男外女内的社会性别模式和男性处于支配、统治地位而女性处于被支配、被统治地位的制度模式。况且从各种道教教授长寿秘诀的房事的大量册子中，无不看出其在性别关系上的虚伪性。

　　另外，我们虽然现在谈中国崛起，谈中国文化主体的自觉性，但在当代语境中谈论高等学府中的知识生产与传授实际上已很难与西方世界剥离开来，现代知识模式和高等教育体制已基本取代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形态和高等教育形式，并以不可抗拒的力量重构了国人的思维方式。即使现在倡导“国学”兴盛，呼吁传统美德回归，但当前的现实情况是，“不论我们如何评价这些传统，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已经大多衰落了。缺乏这些制度基础，尤其是缺乏将女性排斥在外的生产制度，在当代社会，还希望维系传统社会那种完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不论我们的主观意愿如何，它都不太可能实现了”[22]。况且，这个“传统”已经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经历了密集的、反复的摧毁，在这种反复的摧毁中，它已经变得不能自动启动，因为它无法启动，它就不再是活着的知识[12]。所以，对于那些传统文化中关于性别规范的知识论述，如果我们不加选择地、毫不负责任地或者仅仅采用“新瓶装旧酒”的包装方式一概冠之以“女性传统美德”这个标签，如果不在现代性别平等的框架下去对历史传统进行深度反思，就根本不可能有新的思想。只有对历史具有超越性，才能产生真正的新思想，而这样的新思想应该是在性别平等的框架下建构起来的知识理念、制度设计及政策框架，而不是将传统社会性别制度进一步固化与神化。

　　从这个意义上讲，要想在中国社会贯彻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性别正义与公平，同时在更高程度上实现社会、知识、学术和教育领域中的平等权力，就绝对不能绕过知识领域的性别不平等问题。目前，诸多精英学府之所以能开设起名目繁多的各类商业性“女德班”“智慧女性课程班”也绝不仅仅是一个表面的追逐经济利益，而是有着其深刻的知识论原因，“大学”只是父权制幽灵借壳还魂的一个体面优雅场域而已。“为什么是这些知识”“我们谈论的是谁的知识”应该受到质询，如果不对社会知识和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就很难深入理解作为性别文本的“智慧女性课程”何以被设计出来，并被众多有钱有闲女性及文化保守势力所接受、追捧乃至喝彩。

　　三、作为性别文本的“智慧女性课程”

　　关注课程与性别间的相关性并把课程理解为性别文本是女性主义渗透到课程领域的新建树。它主要研究“性别与课程”之间的关系，对课程和有关它的话语进行性别分析，这些分析可以厘清由于自身的性别属性给女性带来的不公正待遇，关注我们进行建构以及被主导的性别体制所建构的方式[23](P378)。该领域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荷兰等国，目前，“这部分学术已经成为当今课程领域中一个重要话语”[23](P378)。女性主义学者佩甘娜（Jo Ann Pagano）在1990年出版的论著《流浪者与共同体：野蛮父权制中的教学》一书中，就明确反对赞美“男性理想化的那种戏剧中所表现的完全没有目标的、个性化的、主观化的女性”[23](P403)，她认为，课程和教学是一种蕴涵着道德感情和政治灌输的努力，对女性来说由于其性别身份而更加复杂化。她写道：“因为知识就是力量，拥有知识的人是强大的，而界定知识的人是最强大的，所以课程和教学在本质上就涉及权力问题。”[23](P403)因此，需要对课程领域进行概念的重建，对课程知识进行性别审视，挑战社会和教育对性和性别的生产，并寻求与其他政治运动密切联系的变革——特别是具有反种族主义、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议程的变革。

　　用社会性别的视角审视大学课程时，女性主义学者发现绝大多数都是充满性别偏见与歧视的学科和“父权课程”，在其间女性以及相关议题被忽略和歪曲，其结果是复制了社会刻板的性别分工与性别统治，这种现象应该予以纠正，避免性别不平等在教育中被复制，只有这样，才可以为消除知识领域的性别歧视与性别偏见提供有效的途径；她们提出，女性不仅要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力，而且还要把她们的历史、声音变成教育的内容，那就是大学课程中还应该有她们的声音、经验及体验。也就是说，课程分析就是在探讨“我们谈论的是谁的知识”的基础上，还需要持续追问“谁有权力选择知识以及选择什么样的知识进入课程体系”？

通过查阅并审读各著名学府精心设计的“女性课程”模块，无论是F大学的“智慧女性课程”，还是B大学的卓越女性与传统文化高级课程班，抑或是其他高等学府的女性课程，其课程内容基本上都包含着社会对女性的各种认知偏见，特别是性别本质主义的刻板印象，那些所谓的“课程知识”更是男性目光凝视下女性形象的再造，其间不仅没有女性自己的声音、经验和生命体验，而且还彻底丧失了阶级平等的教育精神，入学门槛、课程设计及高额的收费标准已将底层阶级的女性明确排除在外。在市场文化的洪流中，课程选择者和设计者通过传授调理身心的各类方法，如心灵鸡汤般，让人们沐浴其中，教会女性顺应不平等的社会规则，回归家庭享受生活，成为一个内外兼修的“性感尤物”。因此，课程绝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而是体现为一种典型的性别文本，其蕴涵的性别意识形态需要进行深刻反思。这些课程表面上贴上了“精英”“优雅”的标签，其实它就是早些年那种传统女德班“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决不离婚”的改良和豪华升级版本，它更像一个包装精美、操弄诱人言语的美丽陷阱，因而具有更大的隐蔽性、欺骗性与诱惑性，而很多女性对这种隐性歧视或友善性歧视很难有充分的认知和判断。

　　在此，我们以F大学智慧女性课程模块为案例来进行课程设计的文本细读：“精英”和“女人”是课程设计的两个关键词。“精英”在于它全部的知识讲授都旨在提供一种一般阶层的女性无法企及的精致生活方式。通过阅读诗经及各类古诗词鉴赏、领略魏晋名士的传奇人生，熏陶出书香美感的韵致（“模块一：提升审美”），用慢节奏调整出一个优雅的姿势（模块二：平衡身心），用标注为“女性意识”的各类时尚话语来彰显其蕴涵的现代元素（模块三：发现自我），用金钱堆积出生活的质感（模块四：品味生活）[2]，这几个课程模块的堆积，使得修读课程本身就成了一种资本的标志：有钱有闲上这样的课程，那么你不言自明地就是社会精英。破土网的一篇文章将其精彩地解读为：“与其说这是一个培养精英的课程，不如说是一个精英的加冕仪式。”[1]第二个不可忽略的关键词是“女人”。整个课程精准地指向女人，且非常清晰地塑造了一个精英女人模板：这个女人既是“社会凝视中”的女人，也是承当“家庭教养、理财重任”的女人，还是“职业场域优雅精致”的女人。作为“社会凝视中”的女人，智慧女性课程旨在通过一种教育，使女性树立“正确的”形象认知，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正确的”认知与评判，保护好女性风采的生命线，并在内心深处重建自我价值，实现身心灵和谐成长；作为承当“家庭教养、理财重任”的女人，通过修读《以美的方式去爱》《子女的教育与发展》《家庭财富传承规划》等课程既迎合了只要是一个“理性的”女人就想成为“成功母亲”的需要，又满足了依然沉潜在于中国女性思想意识之中的“以家为世界”的传统观念。作为“职业场域优雅精致”的女人，职业妇女既要投入到工作，又要关注自身的女性气质，无论从头发、牙齿、指甲、肤色、体形到衣着，处处都要达到“优雅精致女人”的标准，通过《社交礼仪与优雅气质塑造》《精致女人的魅力变身》《魅力女性的演讲艺术》等课程，可以帮助她们塑造优雅的女性气质形象，提升其女性魅力。

　　这些“女性课程”选择和组织的前提是价值判断，是对知识经验中价值要素的把握。任何国家都会对现存知识总体按照某种价值依据进行筛选加工，以构成其学校课程。教育学学者吴康宁认为：“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占主导（支配）地位的价值观。一项知识无论对社会发展有何价值，无论在现存知识总体中处于何种地位，无论是否符合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需要，都要经过社会主导价值观的‘过滤’才能进入学校课程。”[24](P313)社会性别制度的建构本身就是社会中占主导（支配）地位价值观的一种反映。在传统社会中，无论中外，社会主流价值观在性别问题的认识上，基本上都体现了“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男外女内”的价值观念与价值定位。这一认识当然也反映在人类的知识系统中，在课程选择过程中这一价值观当然也无法背离和僭越。所有选择的意识与潜意识都是建立在女性相对于男性来说是非重要的、劣等的认识上，甚至包括那些以“科学”面目出现的有关女性生理构造到心理特质的种种知识理论。

　　颇有意味的是，历史发展到了现代社会，公开的性别歧视法律先后在一些国家开始调整和修正，禁止女性参政、就业、接受教育、继承财产的规定纷纷取消。性别歧视的立法与政策应该说到20世纪末，已经基本上退出了国家一级的公共政策范畴，任何国家奉行歧视性的性别政策，都会受到国际社会和媒体舆论的谴责，并被视为愚昧和倒退。但是在知识生产和选择的领域，这一宏观政策层面上的性别平等并未得到体现。如在教育领域，表面上几乎是与性别不发生关系，奉行的是清一色的性别中立政策，但是在涉及具体操作和微观政策以及话语层面的许多问题时，性别毫无例外地会成为这些领域必须考虑的一部分内容，而且常常是在强化性别差异的基础上被关注。而这种对性别差异的认识基本上又是基于生物本质主义的。这一切，尽管与“男女平等”的主流价值观相悖，但它又没有在显性宏观层面违反国家的基本法律与政策。在“合法”的情况下，知识的建构者与选择者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传统社会性别制度，运用他们手中的资源与权力复制着性别不平等的话语。所以，选择进入课程领域的知识，要么是排斥女性，即对女性的角色和活动忽略或避而不谈（因为她们是非重要的），即使给予一定的描述也是按照传统社会性别观念和男性的臆想来谈论女性（因为她们是作为“他者”的存在）。课程领域中这种男尊女卑意识形态的内涵包括对女性的忽略（omission）、忽视（neglect）、刻板化（stereotype）、歪曲（distortion）等形式[25](P176)。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选择进入课程领域的知识虽然是主流价值观的反映，但涉及深层的观念问题，主流价值观要么本身就需要反思、质疑，要么就仅仅泛化为一种形式上的政治话语，认识论的偏见与传统文化依然深刻地制约着知识的建构、选择、组织与传播；另外，作为课程的选择者、编制者其性别身份也是不容忽视的分析背景，这些权力的掌握者、资源的控制者绝大多数往往都是男性，如台湾有一项对大学新闻教科书的检视发现，近50年出版的新闻教科书的主编（作者）只有一个是女性（和另一位男性作者合著）。如果站在女性主义认识立场分析这一现象，我们会发现，在对待课程中的性别差异、性别偏见的过程中，男性往往会有意识考虑到的仅是自己单个性别的利益与存在或者仅有想象中的女性存在，面对真实的女性及女性的生存权益，则采取了一种毫不负责任的集体无意识的遗忘[26]。颇为遗憾的是，本研究对当前各大学商业化“女性课程班”课程的设计者缺乏实证的调查与分析，希望后续的研究可以弥补。

　　四、赋权与解放：让妇女/性别研究的新知识——“女性学”进入大学校园和课程体系

　　西方女性学提出的社会性别理论，以及关于社会性别、种族、阶级、族裔、性倾向等因素互为交叉作用的理论，都为制订多元文化课程和大学的课程与教学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7](P49)，同时，也为妇女赋权与解放提供了知识论的基础。

　　事实上，中国大学不仅出现了诸如“女德班”“智慧女性课程”这些有违性别平等、阶层平等的课程话语，同时，也还有另外一条重要的线索更值得关注与期待，那就是近30年来，许多高校的妇女/性别研究学者也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开设了促进性别平等的课程，目前女性学课程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已取得了较大发展，这与国内女学界及全国和各级妇联的努力与推动有着重要关系。妇女/性别研究课程进入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一方面体现了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现实中妇女状况的密切关注和女性研究深入带来制度化的诉求；另一面也受惠于西方女性学新理念的传入与影响。但不可否认，高校中女性学课程在“制度化”的道路中依然存在诸多问题。特别是在中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转轨的过程中，尚有很多问题需要面对。女性学课程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推行应该说只是刚刚起步，对中国学者和高等教育界来说这都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西方国家虽然有了较为成熟的理论和有效的实践操作，但“社会性别等级制的表现和社会性别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因文化和历史的不同而有差异，任何地区的学者都必须在对本土的历史文化社会的具体研究中创造出具有现实主义的分析批判”[27](PP47-53)。否则，就会像有些学者指出的，“即把中国女性主义的‘本土愿望’建构在一个由西方特定的本土经验决定的逻辑范畴内，从而导致一种错置的焦虑感”[27](PP47-53)。所以，对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学者和推动者来讲，从反思传统、引进新理念到重建新知识都是一个充满艰辛的创造过程。

　　无论从知识生产、传授的角度，还是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女性学课程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都有很多亟需解决的问题。从知识生产、传授的角度而言，露丝·海霍就曾对中国高等教育在如火如荼的商业浪潮中的处境表现过这样的忧虑，她通过分析一篇论述在全球化压力下西方大学面临两难困境的文章，对其中提出的“市场知识”和“社会知识”加以区分，指出“女性的认知方式和角度虽然可能为在中国高校课程中加强‘社会知识’做很大贡献”，但“目前，女教师和女大学生在日益激烈的商业化浪潮中正在随风摇摆，为缺乏市场知识的巨大压力所驱使。……她们面对就业机会上出现的新形式的女性歧视只是被动适应，大多急功近利地选择一些相对容易和市场化的专业……而市场知识在大学课程中的绝对优势，极有可能对女教师和女学生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11](P307)。关于这一点，露丝·海霍本人在中国西北地区高校的调查和国内中华女子学院所主持的“面向21世纪中国女性高等教育研究”课题调查结果都反映了相似的问题。

　　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看，女性学课程在进入高等教育体制的过程中，来自社会形形色色的传统观念、文化上的保守势力、学术界本身的游戏规则以及教育体制自身的故步自封等因素都可能制约其发展。在现代教育制度依然占主导的情况下，如何拓展女性学课程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影响力，推动中国大学课程和教学的改革仍是漫漫长途。从目前的情况看，大学中较为规范的性别教育课程主要是教师根据自己的专业研究随机开设，而这些课程基本上都属于选修课范畴，很容易受到教师人事变动、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等因素的影响而随时消失，这些课程能否满足大学进行性别平等教育的需求？是否应该呼吁将性别平等课程将其纳入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制度化的体系？还有很多现实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但是，从中国社会的现状及妇女/性别研究的发展使命来看，我们依然充满期待，女性学的诞生本身就是一场反对传统经院主义的革命，“一所重视女性学的大学代表一个对社会的许诺。虽然传统的卫道士会不以为然。但这种新的多元化大学最能保证学术研究的质量，并满足那些寻求利用新知识去回报社会的人的愿望”[7](P116)。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女性学课程有可能为解决中国社会中的一些现实问题提供有效策略和方法，更有可能对大学本身及大学课程与教学中的父权制幽灵形成颠覆性的冲击，重构大学机构体制，重新组织学院课程，使传统大学通向“更美好、更人道、更高尚的社会”之路[28](PP291-292)。在国家层面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中就已经非常明确地把“性别平等教育”进校园纳入了监测指标，这是一个很具有操作性的开始，如果理想能够照进现实，各类“智慧女性课程”对大学的纷扰就不应该再成为一个“问题”了。

注释：略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王俊（1970-），女，教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学、教师教育、女性教育。

本文选自《妇女研究论丛》2016年第3期第5-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