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旨在通过跨国女性主义理论视点，进一步揭示和挖掘颜海平书稿中有关“中国革命”和“女性写作”论述在世界历史、政治和文化层面上的意义。将中国现代女性作家和她们的文学想象置放于资本殖民现代性的全球扩张背景下，置放于现代生物种性观念通过战争和经济殖民在中国政治、商业、知识和社会各领域构建强者/弱者二元差异并将其自然化、实体化的现实里，颜海平的专著突破了现存关于中国女作家和女性主义的研究模式和成果，不仅展示了中国“革命”女性及其作品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生生不息的抵御、变革和创建的伦理底蕴，而且也揭示了整个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运动所具有的另类的历史政治源泉、异质的文化想象及其特定的“革命”潜力。
如果说西方现代性（Western modernity)自始便具有殖民本质，自其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系萌芽时刻就预定了它的无止境的全球扩张并通过扩张在世界范围内制定社会、种族和地区等级差异，那么当它在19世纪后期扩延至中国，在给中国女性带来打破传统宗法等级、争取抽象个体赋权和平等的现代诉求的同时，它的基于地区、种族、阶级和性别的自然等级进化观却同时成为压制和禁锢中国女性的新枷锁，而且是通过暴力强化和内化的枷锁。正是这种隐匿于现代自由平等普适主义中的权力自然化等级内核构成了颜海平《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专著中中国现代女性“革命”的具体场域和对象。将中国现代女性作家和她们的文学想象置放于现代生物种性等级政治的全球扩张的过程中，置放于现代生物种性观念通过战争和经济殖民在中国政治、商业、知识和社会各领域构建强者/弱者二元差异并将其自然化、实体化的现实里，颜海平的专著突破了现存关于中国女作家和女性主义的研究模式和成果，不仅展示了中国“革命”女性及其作品在长达半个多世纪中生死不息的抵御、变革和创建的伦理底蕴，而且也揭示了整个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运动所具有的另类的(alternative)历史政治源泉、异质的(heterogeneous)文化想象及其特定(particular)的“革命”潜力。“革命”，在这个意义上不再指涉历史上任何一次具体的地区和政治事件（历史革命），无论是推翻封建帝制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建立现代国家的民族独立革命；“革命”，在这本书里指的是“弱性”群体对殖民现代性(colonial modernity)的生物种性等级观念和策略在全球繁衍过程中旷日持久、相互关联的政治抵制和伦理超越。这篇书评主要从跨国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角度侧重讨论颜海平专著给当前有关中国革命、女性文学和世界女性主义研究带来的开拓、贡献和启发。
《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重点研究晚清到1948年间7位女性作家在中国宗族等级体系的持续影响下，在现代殖民种性等级在全球的普及化过程中是怎样在文学、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创建种种“革命”性的想象和突破。“革命”是这本专著重审不同时期女作家的一个新的批评视角。除了秋瑾、冰心、白薇、袁昌英、萧红、王莹和丁玲，这本专著还涉及与这些作家同时代的其他女作家和女性主义运动群体。这些女性个体和群体的“革命”性想象和“体现”（embodiment），因其对现存权力制度和规范的抵御和挑战，因其特有的超越等级歧视的异质性，在历史上和学术研究中常常不是被无视或抹灭就是被“安置”在主流认可的历史范畴中。颜海平这本专著的一个重大突破在于它批判性地调整和重构了女性主义和中国女性作家的研究框架，使得挖掘和展示中国女性作家作品的“革命”性质成为可能。扼要地说，这个新的批评框架的建构有赖于作者对不同理论、历史和研究方法的具有创意的整合。在宏观理论上，颜海平的专著承继并发展了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从美国黑人女性主义发展而来的交叉多维（关联）理论（intersectional theory)及其走向，从而对殖民现代性和生物种性进化策略的中国效应进行了重估，也对历史上其他特定模式的女性主义实践，诸如民族（主义）女性主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机械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本质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结构女性主义进行了直接或间接的批判性再反思，为重新解读中国“革命”女性想象和女性主义实践提供了一个跨国女性主义理论视点。在具体的历史审视中，这种具有全球视野、饱含地域政治、充满对多维压迫机制分析的批评又同中国种种现代历史革命实践和理想，特别同晚清民族革命、五四运动、左翼文化革命、抗日独立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构成复杂的反思互动，一方面通过女性/性别杠杆打开了蕴藏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非现实”（“非真”）的“革命”伦理潜能和想象动力，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中国从清末到1948年间追寻政治和经济现代性过程中的历史局限，甚至权力合谋和等级内化。最后，在作家和文学文本分析方法上，颜海平将“革命”女性作家的创作视为抵御和超越殖民现代种性全球化的一种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历史实践，强调生命和文字间互动的转化功能，强调文学想象的现实能动力量。这种分析方法，既是对简单的实证反映论、社会学研究模式的进一步质疑，也是对后结构主义语言/符号/文本中心的文化批评的挑战，从而为进一步挖掘中国“革命”女性和文学呈现出的批判潜力、个体实践和社会伦理建构提供了另类研究范式。
具体地说，《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一书通过以下三个重要概念突破性地推进了现存的关于女性文学、“革命”和女性主义的研究。第一个概念是跨界(boundary-crossing)。“跨界”在这本书中既不是伴随着暴力和霸权的殖民资本的全球跨界流通，也不是后现代主义的自娱自乐的跨界身份转换。“跨界”在此专著中特指在一个（半）殖民地和资本主义全球性发展的背景下，抵御殖民种性进化观及其等级规范的政治、文化和伦理实践。它首先表示对强权规则和制约角色的拒绝，包括对弱者的定义的拒绝，也包括对强权所允诺的利益、地位和优势的拒绝。可是，“跨界”又不仅仅是拒绝，它还是一个无止境的实践，无止境的超越和转化过程，是一种拒绝后的新的创建和绽放。本书作者的剧作家和戏剧研究专家的背景为她强调跨界提供了丰富的空间呈现，从身体、服装到相片（秋瑾、庐隐、萧红、丁玲），从生活、写作到表演（冰心、白薇、袁昌英、王莹、丁玲），作者敏锐并深刻地捕捉到了常常被忽视的女作家在日常生活、文学想象以及舞台演艺中绽现出的对强权世道、种性常规以及传统等级的批判和超越。这些日积月累、无止无尽的抵制和创新构成了“跨界”的具体内容，也奠定了部分中国女性作家和“革命”女性主义者在面对殖民现代性的种种暴力时“体现”出的既是个体的也是群体的“革命”精神：多方位地、相互关联地、不间断地质疑生物种性政治在各方面的规范，挑战霸权等级的“强”“弱”的二元分化，揭示各种势力场的运作手段，最后通过“心智”的艰苦自我转换，破除自然化的等级自认和行为惯性，创造超越殖民种性的伦理认知实践和社会人性主体。这种跨界和转换的结果并不是对某个具体范畴，比如女性、女性文学或女性主义的巩固和界定；正相反，这种跨界和转换是对殖民现代性二元对立根基的挑战，是激活被二元对立通过自然生物化而固定成“弱者”群体间（种性、阶级、地区等）的深刻关联性和“革命”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跨界”就是“革命”，是“弱者”的“革命”，因而在每个特定的跨界场景都是一种生死较量，常常充满着断裂、流产和夭折的可能。但死亡和流产又并不是这种“革命”的终结，它们常常转化成一种《新的信念》（丁玲），转化成对新生伦理的开启和希望：“死中有生！”[1](P96)（秋瑾），“死，教我新生！”[1](P165)（白薇），像千千万万小小纸船在大海中前仆后继（冰心），像精卫鸟一样生死不息地为当下“不可能实现的必然要求”（秋瑾、庐隐）而坚持和努力。
从今天的角度看，“跨界”是个复杂和极具挑战性的概念。这个概念一方面要求我们认真思考和检测生物种性政治在随同资本流动到世界各地过程中不断实体化并不断同各地传统等级联手后产生的效应——这些实体化效应不仅仅显现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军事扩张实践和社会不平等制度的建构中，也常常潜伏在有关现代女性、历史革命和女性主义的定义和实践中，潜伏在有意无意的利益和权力合谋中。另一方面，“跨界”的持续和发展要求一种世界性的相互关联的视野的形成、一个超越等级伦理认知系统的建立和一种多元开放的社会空间和共同体的存在。正是从这两个方面看，颜海平的专著为中国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的历史研究开拓了新的认知领域，对跨国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的未来研究走向和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如果“跨界”指涉中国女性具有“革命”性质的各种行为，那么这些“革命”行为的意义却常常在类似生物种性政治逻辑和权力分类的等级制度里被抹灭成“非真”的存在，即一种不被认可、不被认知的存在。颜海平专著的第二个重要概念，“非真的蕴律”（rhythms of the unreal），就是指涉这些在具体历史场景中生成的（并非超验或天然的），却在既定的认知框架下，包括某些女性主义框架下，常常被排斥、无视或挪用的具有“革命”和伦理能动力的实践。这些“非真的蕴律”就是“跨界”实践的历史状态，它闪现并沉淀在身体姿态、生活行为、文学想象和舞台表演之中——不断地被抹灭可又没有止境地再生成，并从不同角度和方位形成一种没有“名目”的却可关联的悸动、震撼、爆破和构想。《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贡献在于它成功地将中国女性在历史中形成的“支离破碎”的、“异想天开”的、个人的、短暂的、“偶然”的甚至是看不见的一些“非真”行为和想象呈现为一种相关联的而且是无限涌动的“革命”能量。这种“革命”能量，既不具有宗教赋权意识（天赋人权），也不是女性自然本能的产物；它是根植于历史的，是资本种性全球化过程之中“弱性”群体的生命抗争，也是中国追寻历史现代性种种实践中的内核部分。但这种“革命”能量又不能完全等同于其他历史革命实践，因为它具有特定的社会伦理内涵，表现出超越强权逻辑——不论是殖民生物种性等级观念还是中国宗族等级传统——的潜力和感召力。正是这种在社会和伦理层面上的抵御和超越使得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不同经历、不同性格、不同政治环境下的一群中国女性作家有可能共同持续着通过个人实践而达到的群体“革命”。这种对中国女性“革命”“非真”历史状态的揭示，不仅仅呈现了第三世界女性和女性主义的异质复杂性和伦理“革命”潜力，它还深刻地阐发了中国历史上不断生成的对另类现代性的想象，以及这些想象在历史中虽是“非真”的却是实存的物质精神基础。
第三个贯穿在《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各个章节中以不同名目不断出现的概念，诸如“我们女同胞”、“共爱同志”、“家园”、“母爱”、“姐妹情谊”、“绿洲”、“共同书写者”、“独立王国”、“[无血缘]移动的亲人维系”(mobile kinships)、“跨界体现”、“[弱性群体]内在关联性”和“女性主义星座”是新型（伦理）共同体(ethical community)。从晚清女学、辛亥革命，经过五四运动、左翼文化到抗日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女性的每一次对历史运动的介入都是对历史发展的推动，同时又是对历史实践和想象的一种突破。这种推动和突破的结晶除了表现在具体历史运动成果之中（往往在历史的认可之中），还突出体现在对新型共同体的构建，包括对新型社会空间的拓展以及对新型伦理认知模式的开创上（常常被历史忽视或否认）。这种新型共同体具有批判开放结构，它是政治的，又是社会的；它不以某一种组织为基础也不以某一个具体政治目的为终结，而是在殖民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从不同方面坚持抵御现代种性等级的社会存在和伦理想象。它根植于现实人生的亟需，又具有未来走向的深度，成为很多历史革命的深层底蕴，可常常又在历史革命的实体化过程中被妥协、僭用或搁置。从很大的程度上来说，这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但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同时是历史的社会的存在，并在持续不断的想象、表演和体现中为召唤“革命”的历史主体，为生成相互认知伦理模式奠定了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基础。
颜海平用敏锐的文本解读和犀利的历史分析为我们揭示和勾勒出一个又一个在中国女作家的生活中和作品里不断涌现的新型伦理共同体，以及促成这些共同体不断涌现的“革命”女性“飞蛾扑火”般的遭遇、牺牲和再生，从而为我们重新思考以女性为杠杆的弱性群体对“革命”历史的开创和建构提供了重要的途径。中国现代“革命”女性在这本专著讨论的历史范围中（晚清到1948年间）占据了一个复杂而艰难的位置：一方面她在世界殖民种性的全球化过程中被打烙上并被自然化为弱质种族和弱质性别（包括物化和商品化），另一方面在一个没有社会赋权又岌岌可危的半殖民国家中被召唤成民族革命和文化变革的参与者。前者的双重暴力（对“弱者”的命名和自然化）、后者的历史局限——特别表现在后者与前者之间的有意或无意以及程度不同的权力合谋，包括对社会等级制度的延续——都最大程度地抑制着女性和弱性群体的具有世界史意义上的“革命”。由于中国特定传统宗族结构和深层意识，由于现代生物种性决定论在中国的迅速实体化（包括女性的母职和优生进化），由于男性中心的核心家庭模式在现代中国城市的确立，中国女性在现代历史上常常被层层孤立、分割开来，缺乏社会、政治和精神资源，面临难以想象的阻力和艰辛。这一切使得像秋瑾这样的具有强烈“革命”意识的早期现代女性，即使身在历史革命（辛亥革命）的前沿，也倍感孤独，常常有无家可归、无处容身，甚至产生“生不如死”之感；也使得大革命后期白薇剧作中的女性人物面对现代资本殖民种性制在中国深根蔓延的过程感到无处藏身，只有借助个人的“令人骇异的陌生意向”，以个体“血肉之躯”的断裂和终结来拒绝现世的暴力以求他世的新生。
对于中国现代“革命”知识女性而言，她们在中国现代社会的紧要任务便是通过想象和个体生命实践建立新的“家园”——改变强权等级的认知模式，召唤相互认可的“知音”、读者和观众，建构志同道合的社会群体（想象的和实际的）。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中国现代女性“革命”从来都不是一个超越历史的“革命”，而一直都是中国种种历史革命中的一部分。但女性“革命”，从晚清到1948年间，同其他挑战强权的弱势“革命”一样，又带有一种不可为而必为之的“自我赋权”和突破某些历史革命局限的伦理使命。从清末民初女权主义的悲诉和社会动员到女性结盟和以身殉义的“革命”召唤（秋瑾），从母女共创的文学平等认知模式到远离权势种性等级的“冰心体”社会空间的建构，从现代女性作家群体的出现到她们的跨界共同书写（庐隐和五四女作家），从舞台上对大革命后期黑暗现实的彻底的孤独抵御（白薇）到流动底层女性间亲人维系的社会再现（萧红），从跨界演出和体验带来的超越国别的“弱者”共同体想象（王莹）到坚持“弱性群体”内在关联，在（女性）“革命”史上进行一次又一次自我转换和超越（丁玲），颜海平的研究展示了一个又一个根植于历史但却超越强权的新型伦理共同体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不断显现，从而揭示出“弱性群体”在历史革命中不断呈现的一个重要形式。这种对新型社会关系和空间的不断想象和建构，这种弱性群体的自我转化以及“自我赋权”，如颜海平所强调，就是中国“革命”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的历史成就和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些看上去“支离分散”的新型共同体就像天上的“繁星”一样，在现代中国历史上不仅拒绝了黑暗，还照亮了彼此，点燃并持续着“革命”的蕴律和实践，并在实践中关联着其他“弱者”“革命”，从而进一步推动历史革命的发展。
最后，《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还为中国个体女性作家和“革命”女性主义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资源和突破性的解读。专著中很多章节都包含着对个体女性作家和作品富有创建性的论述，这里只能概要地举几个笔者认为具有特殊开拓性的例子。比如作者对秋瑾“革命”的“世界”视野的独到聚焦，从秋瑾对一张世界地图给霸权国家所带有的殖民意义的理解，到她对日本现代亚洲殖民动机的体察，再到她对中国男性翻译精英与现代强权间买办关系的洞见，为我们进一步了解秋瑾和20世纪初中国女性所具有的与世界格局相关联的“革命”意识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新认知。在《繁星：冰心和1920年代的文学星座》里，颜海平特别介绍了冰心早期积极参与的社会活动（比如1919年5月21日对五四学生的法庭审判），分析了冰心在文学创作前发表的两篇极具社会意识和政治激情的非文学性报刊文章，并讨论了她1921年为华北水灾难民捐款所作的剧本翻译和舞台实践，为我们重新解读冰心这位长期被主流文学批评界视为现代“闺秀”文学代表的女作家研究提供了新的社会政治视角，也为当今读者了解冰心“母爱”和“冰心体”所蕴含的社会“革命”意义建立了历史基础。在讨论20世纪20年代末大革命后期和30年代的女性和她们剧作的章节里，颜海平不仅对白薇剧作和人生经历做出了精彩的分析，还对袁昌英这位剧作家的作品进行了重要的再解读。作者揭示出袁昌英剧作中常常被忽视的历史洞见和深层含义，特别聚焦了袁昌英对大革命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的保守专制制度下——在传统等级回归、现代殖民种性等级确立和男性中心核心家庭在中国稳固化的过程中——中国女性怎样被再次等级化、支离化甚至敌对化的舞台呈现。西化自由主义主流话语倡导的年轻女性的个体情感自主性，在30年代的中国不仅成为维护现代男性中心核心家庭和强权社会的根基，而且成为分化特别是阶级化女性的主流意识力量。袁昌英剧作的批判意义在于它们不仅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殖民种性等级制同传统等级制在中国都市重构现代性别中的合谋，还从反面显示了以女性为主导力量的“革命”共同体在半殖民半封建场景中建立的必然和艰难。“革命”性变革的关联性是颜海平专著强调的重点之一，在讨论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和死亡主题时，这个主题再次得到重要显现，无论是萧红笔下的跨越阶级、性别和地区的亲人维系还是王莹舞台上的通过出演跨国剧本而体现并召唤出的一种具有全球意义的“革命”共同体。萧红和王莹在民族独立战争时期对社会问题的不妥协的坚持也反映了关联性“革命”和单独民族战争间既重叠又相异的关系。
在最后两个章节里，颜海平给我们提供了在现代中国历史上从个体抵御到关联性认知再到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走得最远的一位“革命”女性主义作家——丁玲——的案例分析。这两个章节不仅为丁玲及其作品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也为深度阐释中国“革命”女性主义的意义做出了重要贡献。将丁玲和她的文学和社会实践置于全球现代殖民种性等级制与1927年大革命后中国的历史场景以及后来的左翼、抗战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关系中，颜海平侧重分析了丁玲和她作品中人物在20世纪20-40年代所经历的性别化、商业化、阶级化、殖民化和生物种性强权内在化的过程，并展现了她们在此过程中表现出的异化、挣扎、拒绝（包括拒绝合谋后的利益陷阱）、反抗、呼唤和社会性自我转换，帮助读者触摸到也为读者勾勒出贯穿于作家丁玲人生和她文学实践中的别样的“革命”底蕴。对这个“非真的蕴律”的揭示和分析让我们看到，丁玲在殖民资本和种性等级的环境中怎样首先以个体方式介入以性别为中心的“革命”，又怎样在严酷和暴力的强权现实中体验到“革命”的关联性（阶级、种族、地区、国别）和相通性，并在深入关联性的实践中不断实现和构想自身和社会的转换。颜海平将之命名为“丁玲故事”。对丁玲的这种“非真”故事的叙述，特别是她20世纪30年代对“革命”关联性的体认和文学创作的多元化，质疑了现存的将丁玲女性主义实践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视为彼此对立的研究模式：无论是将丁玲在延安时期的争议和变化看作受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正面的（抛弃狭隘资产阶级女性主义）还是负面的（被迫压抑和放弃女性主义）影响。也就是说，颜海平的丁玲研究深刻地揭示了丁玲女性主义“革命”的内在发展逻辑：在抵御现代殖民种性“革命”过程中对“革命”关联性的体认促成了丁玲人生和文学实践从女性通向阶级社会、从都市通向农村、从个体拒绝通向民族抗争、“从批判性认知通向变革性伦理”，最后通/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本身就是世界关联性“革命”在中国场景中的一个深刻表现，所以丁玲“革命”女性主义实践同新民主主义实践有着历史所然的内在相通性。作为一个政治体制的实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丁玲等“革命”女性主义作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共同体的认知路径、一个释放“革命”潜力的社会实践场域和一个实现部分深层伦理诉求的不容忽视的制度性保证。作为一种具体历史形态的实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时也表现出它在特定环境中受到的历史限制甚至同种性等级在某些局部上的合谋。在延安场景中，丁玲的故事和文学想象一方面引起了争议和怀疑并受到某种排斥，另一方面又得以继续和进一步开拓。颜海平对丁玲延安经历复杂性的深度分析，既揭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和政治局限，又表现了中国“革命”所具有的超越具体历史形态的更广博的内在动力、伦理潜力和社会感召力——即使在最动荡最艰难的时期，这种力量也依然在丁玲自我转换和社会转换的艺术想象中不断呈现。完成于1946-1948年间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文学创作和社会实践的重要综合，它一方面根植于延安时期的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土地革命实践，一方面又深度凝聚了中国“革命”女性在现代历史上抵御殖民种性等级的洞识和持续努力。正如颜海平的分析所显示的，“革命”女性主义在丁玲的这部长篇和其他几篇延安后期的小说中不仅没有消失，反而通过杠杆性女性人物沉淀并升华在更深广的“革命”历史场景和社会想象中。这种结合中国社会激烈而广阔的历史变革并同时表达出对全球殖民现代生物种性等级逻辑的抵御，以及对深层伦理空间的诉求和对社会政治转换的坚持的文学和社会实践，就是颜海平这本专著中突现的现代中国“革命”女性文学的深层蕴律，也是世界跨国“革命”女性主义的重要核心遗产。
[参考文献] 略
作者简介：王玲珍（1964-），女，美国布朗大学东亚系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跨国女性主义理论、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性别研究、中国文学和电影研究。
本文选自《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2期第50-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