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合还是同谋：反思中国的社会性别研究

时间：2017-03-23 作者：

巧合还是同谋：反思中国的社会性别研究

（一）历史的巧合？ Gender（社会性别）理论与新自由主义在中国

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兴起的时间与Gender（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有着另一种历史的巧合。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代表大会，某种意义上是1989年之后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第一次正面握手。围绕着筹备1995年的“世妇会”，促进了中国妇女研究从研究内容到建立机构的一次“大跃进”，“世妇会”也是西方Gender理论开始大规模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契机。

随后，进入中国的各类基金会在中国推进与社会性别有关的各类发展项目，培训和支持了高校中的一批与社会性别相关的课程和研究项目。国内因此逐渐形成两个人群：以学术研究为主的学院派和以做项目为主的行动派。前者基本上在学术机构，后者开始逐渐形成专业的妇女NGO组织。许多人和机构都兼做研究和行动两方面的工作。研究和行动的主要理论依据是Gender 理论。纷繁复杂的女权主义理论也因此简约化为可操作性的Gender理论，使Gender可以穿越不同女权主义理论所依附的意识形态元理论——如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等——之间的分歧，而获得某种认同的基础。同时，也获得了一种清晰可辨的女权主义标准，赋予掌握Gender理论的人——被称为性别专家——某种知识权力。

然而，中国国内妇女学的发展并不是完全是从西方植入的。80年代中期，面对改革开放所产生的妇女问题，就已形成了一支妇女研究的队伍和妇女问题的研究高潮。这是90年代社会性别研究兴起的历史基础。同时，不是所有的妇女 / 性别研究就是天然的女权主义批判，这本身就是目前中国性别研究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妇女 / 性别研究学术化、专业化的同时，为表明学术的中立性和客观性，有意无意要掩遮甚至否定女权主义的色彩。研究者不愿称自己为“女权主义者”，更愿意自称“性别专家”或“妇女 / 性别研究学者”。Feminism，在英文中是一个词，在中国却对应着两个词：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隐含着两种不同的立场。前者是政治性的，关键字在于“权”，是基于性别身份的权力 / 权利之争；后者是文化性的，关键字在“性”，强调基于性别分类的身份认同。

（二）性别研究的特征

面对新自由主义市场机制对于妇女的伤害，女权主义者几乎集体失语——这不是指女权主义者对社会上基于性别的不公和歧视全然沉默，而是指女权主义者没有把这种歧视和不公指向对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而更多地把抗争目标限制在个人自由和权利上，斗争目标一般只是指向国家和政策。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女权主义者对于自由，特别是个人自由、主体性的信奉。新自由主义所披的“自由”外衣非常容易赢得对国家主义有着不良记忆的知识分子的同情。80年代启蒙运动中的女权主义批判所释放出来“女性意识”，可能无意中契合了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精神。90年代运行在身份政治轨道里的社会性别研究，被消费主义吸收和利用。

80年代，作为女权批判思想的妇女研究是新启蒙思潮的组成部分。批判的对象主要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批判中共领导的妇女运动是运动妇女，妇女缺失主体性。所以，80年代的妇女研究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系列的分离：把“性别”从“阶级”中分离出来；把“妇女运动”从“国家”控制中分离出来；同时也反映在知识生产上把“妇女研究”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90年代的性别研究正是在继承80年代妇女研究的解构和建构的两重遗产之后，驶入身份政治的轨道，呈现出下列特征：

第一，差异政治取代平等政治。社会主义时期的“铁姑娘”式的男女平等被认为是以男性为中心和以男人为标准的平等。80年代的妇女研究运动的拓荒者，哲学家李小江提出“有性人”的概念，就是力图对80年代基于性别差异的“女性意识”和女人认同提供本体论的基础，也为妇女和妇女运动摆脱国家控制提供认识论基础。但是，在80年代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理论建构——为建立性之“别”召唤出来的“性”和对性的“自然化”——却被90年代的消费主义文化吸纳到“性化”女人和商品化“性”的轨道之中。9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社会性别研究，很大程度上延续着80年代强调两性差异的特性。比如，Gender被翻译成“社会性别”，除了突出性别的文化建构外，强调文化对于男性和女性不同的角色期待。80年代妇女研究为了建立“别”，在“性”上下工夫；90年代“性”的基础已立，在“别”字上下工夫。

第二，承认政治替代阶级政治。80年代女权批判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开出了承认的政治——承认妇女的差异性、承认妇女的主体性。妇女史和女性文学是80年代妇女研究的两大支柱学科，现在仍是研究人员最集中的学科。妇女史让妇女浮出历史地表；女性文学及文学评论——强调写作者的女性身份和以女性为中心的写作方式。两者共同的目标都是把女性建构为一个历史主体、一个身份群体。90年代，在去阶级化的时代里，差异成了身份的标识，性别政治（强调性之别）是一种要求身份承认的文化政治。

第三，个人主义取代集体主义。80年代启蒙思潮中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言说的单位都是个人。聚焦于身体的“有性人”也使个人主义在女权主义理论中获得了中心位置。在语词表现上，个体性的“女性”一词开始流行，而具有集体意象，并与婚姻家庭和国家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妇女”一词遭到城市年轻一代的抛弃。同时，在学术研究领域，“女性主义”一词开始流行起来，有取代“妇女研究”、“女权主义”之势。80年代召唤出来的个人主义、主体性成了90年代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

第四，文化批判取代经济批判。文化批判是80年代社会思潮的主流，比如，把社会主义危机批评为封建主义。女权批判也不例外。把产生“妇女问题”的原因归于文化压迫：封建遗毒和资产阶级思想。以身份政治替代利益政治是“去阶级化”的一个直接后果，80年代妇女研究运动中把性别从阶级中剥离出来，同时也抽掉了性别里面的经济要素。解构“铁姑娘”式的妇女解放本身并不是要否定妇女在经济领域参与的必要性，可是文化上对性别差异的建构却服务了90年代的经济转型，使妇女遭受了结构性经济和文化上的多重不公。同时，强调身份政治的文化批判却无力对这种结构性压迫给出有力地批判。

（三）结论

从学术研究来看，80年代的妇女研究对组织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批判所召唤出来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意中却契合了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新资本主义精神。然而，妇女 / 性别研究所依据的文化批判和承认政治的武器，却无力回击新自由主义，甚至只能在接受现制度的框架下争取妇女的个人权益，这就是承认政治最大的保守性。同时，面对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消费自由，以及在消费自由中体现出来选择多样性和个人主体性，让从80年代发展起来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无法抵制这种“自由”的诱惑，从而有意无意地盲视了自由市场体制对绝大多数妇女造成的伤害，以及对劳动阶级和中产阶级妇女实现真正个人自由的限制。在学院里发展出来的妇女 / 性别研究是以城市知识女性为社会基础，在日益学术化的同时，也呈现出精英化和职业化的倾向。

从行动来看，特别是各类社会性别项目中，技术化的倾向也日益严重。从维权到政策倡导，这种救助型的服务填补了国家从社会福利供给撤出之后的真空。妇女 / 性别研究成为一项有助于国家和市场维持社会秩序而需要的有效“服务”，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中受益的大垄断财团也乐于为这种服务买单。这类行动在满足妇女实用性需求方面仍有现实意义和重要作用，并可能蕴涵着反抗新自由主义的革命性潜能。但是，若缺失批判视角，社会性别研究和行动本身不会天然地具有解除压迫的功能，最终只能发展出一种彰显身份差异的身份政治。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土豆公社”《宋少鹏巧合还是同谋：反思中国的社会性别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