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C U sha（中文名字：陈霞）:毕业于印度尼赫鲁大学中文系，获得博士学位，曾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中文，现为印度尼赫鲁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主要从事印度、中国女性问题比较研究。
十九世纪易卜生的出名剧本《傀儡家庭》（1879）在世界许多国家和文化中重新改编过或者表演过。剧本的最后一场戏是女主人公娜拉意识到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后, 离开她的丈夫和三个孩子们，大声关上门后离开家。她自觉到在她的一生中，她一直只是作为她丈夫家庭的装饰，甚至她把自己比喻成傀儡，觉得自己从小就是她父亲的玩偶，结婚以后又是她丈夫的玩偶。
易卜生的现实剧作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影响为深远。可以说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易卜生是西方作家中最多被讨论的作家。[1]在“五四”运动时期娜拉成为中国妇女运动的代名词。在20世纪初，被认为赋权的人物“娜拉”对中国人有很大的影响。第一次在1914年中国舞台上表演过的《傀儡家庭》，是中国人看见的第一个西方戏剧之一。[2]到1935年，娜拉在中国的戏剧舞台的火热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通过娜拉那样为了教育自己提高自我意识而选择离开作为“娃娃”的安全生活的人物，易卜生给陷入类似的情况的世界各地的无数女性声音。因此，娜拉可以被称为现代女性的母亲。
可以说，在二十世纪初，易卜生的著名剧本《傀儡家庭》对中国文学有深刻的影响。易卜生剧中的娜拉的行为在西方社会是一种英雄的行为，而在中国文学中把娜拉改编成适应中国政治和社会条件的一个人物，这表明易卜生在中国的广泛接受。另外，娜拉的形象还受到“五四”运动时期的历史性与社会背景的影响。这些文学作品中对娜拉这个人物的不同描述说明了中国在二十世纪对妇女问题的不同态度和看法。也许我们可以说，“娜拉热”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茅盾在其《从娜拉说起》（1938）一文中说道：“易卜生的剧本《娜拉》（《玩偶之家》）对于中国妇女运动很有关系。《娜拉》被介绍过来以前，《新青年》已经谈到妇女运动，但是《娜拉》译本随“易卜生专号”风行以后，中国社会上这才出现新的女性。妇女运动从此不再是纸面上一个名词。如果我们说：‘五四’时代的妇女运动不外是‘娜拉主义’，也不算是怎样夸张的。”[3]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领军人物的文学家鲁迅也受到娜拉这个人物的深刻影响。鲁迅在的短篇小说《伤逝》中给读者描述了一个中国式的娜拉即子君。因为故事的女主人公的行为很像娜拉，这部短篇小说经常被认为《傀儡家庭》的改编本。笔者在这篇论文里通过鲁迅的短篇小说《伤逝》，还有《娜拉走后怎样》，《关于女人》，《关于妇女解放》，《我之节烈观》等杂文，来分析鲁迅对妇女主观性和妇女解放的看法。笔者的重点是探讨鲁迅的“娜拉”离开家后的命运，即鲁迅的“娜拉们”追求自由而离开家后她们还有什么选择。接下来，整个20世纪到21世纪“中国的娜拉们”都为了寻找解放离开家后，她们到底怎么啦？
《伤逝》这部短篇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涓生（故事的男主人公也是第一人称）说，子君是一个现代、自由和独立的女孩。他显然敬畏她，觉得她比自己更坚决和坚定。子君勇敢地声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4]她离开她叔叔家跟涓生一起生活，就是典型的“娜拉”式行为。涓生是“五四”时期的学者，他跟子君讨论西方“现代”的思想，表达出对易卜生，泰戈尔，雪莱等外国现代作家的深深的钦佩。不过，随着故事的演变，在涓生的叙述中，我们看见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困难使他对子君的爱和钦佩渐渐地下降，而子君对妇女自由和独立的崇高哲学也渐渐地澌灭。涓生在生存的复杂问题中面临为两个人挣钱的压力，表示他已经不爱她了。他给子君建议，为了一个新的未来与避免一起被毁灭，唯一的希望是子君应该离开家。在易卜生的娜拉的勇敢决心的深刻影响下，他敦促子君应大胆地离开家而继续向前迈进。有一天，他回家发现子君不见了，原来她跟她的父亲一起走了。不过一段时间后，有人告知，她已经死亡了。故事的最后一场戏，表现他对此事的遗憾形成了内疚；他深切的渴望忘掉此事，并开始新的生活。
鲁迅把故事的第一人称当为男主人公，这一选择使子君被沉默，因此关闭了她成为易卜生的娜拉的所有可能性。子君从一个大胆的自由女孩到带有微弱的依赖性的普通的家庭主妇的转变，而最终转变为怨恨愤慨的感情都完全被忽略。她把自己的全部致力于跟涓生一起的新的生活，她进入日常生活和家庭的现世，她渐渐感觉到世俗业务之内的空虚，结果她选择在生活的虚无里进一步消失自己，终于导致她走到生命的尽头，但鲁迅没有给她表达这些情感的发言权。男主人公带有知识分子阶层的心理复杂的权力斗争，在20世纪初，中国男性知识分子追求现代化与从西方来的思念的了解、转变和应用连接在一起，他们希望能与这些西方现代思想取代封建社会。
但是鲁迅把注意力从娜拉（子君）转变到托瓦(涓生)。而他与娜拉的关系，引起了我们注到 Butler 说的“性别表演”（gender performative）[5]的观点[6]。在男主人公第一人称叙述下，故事的女主人公的无声表示在现实生活与文本政治中妇女角色与男子的复杂问题。鲁迅选择给《伤逝》一个男性角度来叙述，从而制造了“娜拉”的“形象”而已，好像暗示着易卜生的娜拉解决不了中国子君的问题。易卜生的娜拉是在意识觉醒后离开家，她意识到自己应该把自己教育到自我意识的程度，而鲁迅的娜拉，是在绝望的状态跟他父亲一起离开家。也许他认为易卜生的娜拉是“妇女的浪漫理想化的形象”，但他相信它不能最终解决问题。鲁迅说过，“因为易卜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 [7]因为最大的问题是娜拉离开家后怎么了？
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的题为《娜拉走后怎么样？》的演讲中说，“但娜拉毕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后怎样？伊孛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人生最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免不掉堕落或回来。”[8]鲁迅极为关心娜拉离开家后的未来。他显然急于探索娜拉的选择，特别是在当时的贫困而社会价值观又保守的中国。在这个背景下必须注重的是《伤逝》里的转折，子君不像娜拉，她离开家后或许自杀了。鲁迅为何给子君死亡的命运？据鲁迅的观点，因为娜拉已经从她的梦中惊醒，她只能离开，但离开后，她难免不掉堕落或回来。他观察到，“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是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的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9]
好像鲁迅没有对妇女离开家后自己工作而生活的任何信念。他认为妇女最好继续做梦而留在家里，反正她们没有别的办法。他指出，“其实，在现在，一个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许不至于感到困难的，因为这人物很特别，举动也新鲜，能得到若干人们的同情，帮助着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下，已经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个娜拉出走，便连同情也减少，有一千一万个出走，就得到厌恶了，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10]鲁迅的娜拉，也离开家了，但面临了死亡的命运——第三个选择。鲁迅是把死亡作为她的选择，这是因为小说是为作为普通人的子君而创作的，不失为一个“特殊的娜拉”而创作的。[11]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决定给他的娜拉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以及更适合中国女性的特点命运。他决定结束子君的生命，因为在他个人的理解范围内在任何情况下子君没有解放的希望。此外，子君通过这种方式或许会赢得当一个纯洁女人的荣耀。他注意到，“据时下道德家的意见，来定界说，大约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他便节的愈好。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她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她的时候，设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杀，都无不可。”[12]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鲁迅的关注不是特别对妇女通过娜拉形象的觉醒，但他最关心的是她们觉醒以后的命运。这些娜拉们到底去哪儿，她们怎么啦？鲁迅也许不相信，这样的觉醒可以使一个女人的生活变得更好。他对妇女通过正当的手段挣钱的能力不抱很大的希望。
但在鲁迅的几乎所直接或间接有关妇女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用文字猛烈地谴责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贬低女性地位的想法。他显然对中国社会向妇女的对待觉得懊恼。他指出 “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同时强调，为这些权利而斗争的需要。不过，他表示他无法想到任何斗争的方式，他说，“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斗争”。也许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对解决妇女问题的无能力是他失望的主要关键。事实上，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刻理解使他预见到这场斗争将是比政治权利的斗争更难，“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13]。因此，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他强烈反对男女之间的不平等现象，为什么鲁迅对妇女的娜拉形象没有任何的信心？
鲁迅对妇女自己工作挣钱的可能性有悲观的态度，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他对中国保守和传统属性的社会允许单身女性通过适当的方式挣钱没有信心；第二是，他不相信，大多数妇女敢于或有能力挣钱而过自己的生活；也许这两个原因都存在着。在鲁迅的有关妇女的所有的杂文里，鲁迅对中国人的态度表达出深深的失望。他的悲观情绪的根源大多在于很难改变中国人对女性持保守态度的坚定信念，他好像暗示着娜拉的形象将永远不会在中国单独生存。鲁迅在发表的文章中主要关注的是妇女的经济自由，他说：“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14]但是，我们开始相信，也许鲁迅的关注主要是选择离开家的妇女的经济自由，而这些问题可以在她们开始工作后会解决的，他表示对“五四”运动后妇女解放运动影响下的女性在服务业工作的新趋势的不满。显然，他是为职业女性被男性的歧视而觉得不安。他说，“她们从闺阁走出，到了社会上，其实是又成为给大家开玩笑，发议论的新资料了。” [15]鲁迅往往责怪的是妇女，“受害者”自己挑起这样的行动，而不是责怪“犯人”，这显示出他对妇女有一种典型的宗法保护主义态度。正因为是这样的“保护主义”态度，一方面保护而另一方面伤害妇女，因此鲁迅对娜拉的未来不持有乐观的态度。
然而，鲁迅也忧虑中国妇女获得经济自由以后的命运。他质疑如果一个人在经济自由时她是否可以确保自由。他说，“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做女人的傀儡，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16]这使我们注意到父权制和社会阶级的问题，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家庭和社会结构之内的地位被强大的社会力量所支配。鲁迅指出，妇女问题不能仅仅是少数妇女实现经济权利就能解决的，这不能被视为真正的解放。他认为，应该考虑这些变化是真正的变化还是表面上的变化，因为如果一只笼子里的鸟倘已经关的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可以走，但它的地位也不会改变。[17]他强调，一直到女性赢得与男性同样的经济权利而建立平等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她们虽然到了社会上，还是靠着别人 ‘养’;要别人‘养’，就得听人的唠叨，甚而至于侮辱……在没有消灭‘养’和‘被养’的界限以前，这叹息和苦痛是永远不会消灭的。”[18]
因此，即使我们发现鲁迅是一个改革者，但与 20世纪初其他男性改革者一样，好像他也认为，女性应有更多的教育与自由走出家门的权利，不过这些应该在传统主义模式的框架内的性别角色，为了让她们做更好的母亲，更好的妻子，而对建设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作出贡献。[19]以男性为主的知识阶层选取了娜拉的形象作为一种文学修辞。娜拉反对压迫，在一方面旨在反映中国现代社会价值作为反对封建值，但在另一方面妇女不要跟随追求西方潮流的个人自由化。她们提倡的两性平等的观念应是为了男性，或者是为了救国，但并不是为了女人自己。
因此，和易卜生的戏剧重要的不同，是鲁迅的娜拉/子君是被知识精英的男人来煽动而引导她。《伤逝》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男人讲述的故事，从而他也控制了故事里的性别话语。男性知识分子主张中国的社会价值观和性别角色的现代化，不过在文学中他们不得不将妇女束缚在男性所定义的现代化标准。有学者指出，“五四”运动期间，妇女解放运动完全不是妇女独立的运动。相反，它是作为爱国斗争的本质要求的结果而诞生的。事实上，是“五四”运动后，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妇女问题也被讨论。[20]
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长期的妇女解放斗争使妇女获得了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但真正的平等仍然远离绝大多数的女性。然而，实现实质性的“平等”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因为理想中的“平等”随时随地都可以体现出跟妇女性别或生理特性的矛盾。世界各地妇女的经验表明，理想中的男女平等时时处处都跟性别差异有冲突。鲁迅在谈到建立男女平等时指出的男女、同性之间的生理和心理的差异，他说：“自然，在生理和心理上，男女是有差别的；即在同性中，彼此也都不免有些差别，然而地位却应该同等。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21]性别差异的这种理解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第三次女权主义运动的主要特征之一。[22]在现代女权主义看来，除了性别差异， “差异”的理念也包括不同的社会经验的承认;男女之间的差异以及强调女人之间的而男人之间的差异，而且男女在社会的特定存在的差异的解构主义模式。[23]有趣的事，鲁迅对性别差异的观察属于二十世纪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主要方面之一。不过他对性别关系和妇女的选择的看法，可能会使他属于带有男性中心的性别歧视属性的中国传统社会。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鲁迅为中国的娜拉作出的预言，即使在21世纪也是可以遇到的。其中最突出的是，经济自由也不能完全解放妇女。直到妇女靠男人“养”的现象的消失的时候，女人将继续在男人手中的傀儡。据许多研究者观察，在二十世纪中国，尽管事实上50多年以来，大多数女性已经工作了，但是她们仍然是次要收入者。男工人和女工人之间的平均收入差距甚至在二十一世纪也相当突出，据《妇女绿皮书》的统计，在城镇就业女性的收入和男性收入的比例为75％,[24]因此，女子仍然被男子“养”。
据鲁迅的观察，中国很难改变，“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不是能确切的知道”。[25]即使可以说鲁迅提到的那鞭子，或许真的打在中国的背上，不过现代中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都处于转型期，传统社会影响的性别意识继续把女性的社会地位规定低于男性的社会地位，在中国20世纪的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并没有导致传统观念中的性别角色和性别关系发生根本的改变。
尽管如此，在“五四”运动中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是一直跟妇女工作紧密相连的，从而导致女性的经济逐渐独立。在改革开放以后，妇女解放运动的重点转向自我意识，即类似于“娜拉式”的自我意识。中国的娜拉们从20世纪一直到21世纪都在走出家门寻求解放，继续进行妇女解放运动。但是，正如鲁迅的正确评估，这（即为得到男女平等的斗争）“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26]
[1]这是语言学和斯堪的纳维亚研究院，奥斯陆大学在“各文化接受的易卜生”研究项目报告中议论的。该项目的目的是探讨易卜生的作品如何在不同文化之间传播的各个方面。该项目没有把文化构思为国家，而集中在中国，印度和孟加拉国相应的易卜生作品的制作。
http://www.hf.uio.no/iln/english/research/projects/ibsen-cultures/index.html
[2] He Chengchou, Henric Ibsenand Modern Chinese Drama, Norway: Oslo Academic Press, 2004, p. 27.
[3] Mao Dun, On A Doll House, PearlRiver Daily, April 30, 1938, Quoted in Tam Kwok-kan, Ibsen in China: Reception and Influence, Urbana, Illinois: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84, p. 258.
[4]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页。
[5]布特勒说，活着自己的性别是一种表演。（Judith Butler calls gender as “performative”）. Butler, Judith, Sex and Gender inSimone De Beauvoir’s ‘Second Sex’, p. 40, Yale French Studies, No-72, 1986, p.35-49.
[6] Sanderson Victoria, （2010） Performing the Chinese Nora-Male-constructed Nora figures in Lu Xun‘s ―Regret for the Pastand Mao Dun‘s ―Creation ，p. 38
[7]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167页。
[8]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页。
[9]鲁迅. ：《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页。
[10]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页。
[11]鲁迅说，“然而上文，是又将娜拉当做一个普通的人物而说的，假使她很特别，自己情愿闯出去做牺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他接着说，“只是这牺牲的适意是属于自己的，与志士们之所谓为社会者无涉”。参见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页。
[12]鲁迅：《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
[13]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
[14]鲁迅. ：《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
[15]鲁迅：《关于妇女解放》，《鲁迅全集》第4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5页。
[16]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页。
[17]鲁迅：《关于妇女解放》，《鲁迅全集》第4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5页。
[18]鲁迅：《关于妇女解放》，《鲁迅全集》第4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5页。
[19]Sudo,Mizuyo, Concepts of Women’s Rights in Modern China, (Translated by, MichealG..Hill), Gender and History, Special issue on translating Feminism in China,Vol-18, No.4 November, 2006, p. 472-89.
[20]李小江：《夏娃的探索》,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第 150-156.页。
[21]鲁迅：《关于妇女解放》，《鲁迅全集》第4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5页。
[22]第三次女权主义包括不同女权主义者互相讨论的问题是，有些认为男女之间有差异而另一些认为男女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并主张性别角色是由于社会条件而形成的。
History and Theory of Feminism,http://www.gender.cawater-info.net/knowledge_base/rubricator/feminism_e.htm
[23] Berrett Michele, TheConcept of ‘Difference’, Feminist Review, No.26, Summer, 1987, p. 29-41
[24]谭琳主编：《妇女绿皮书，1995-2005年：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25]鲁迅. ：《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页。
[26]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鲁迅研究动态》2017年2月16日（印度）陈霞《鲁迅的“娜拉”到底怎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