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妇女节“姚霏 马培 | 街头的性别与国族——上海“三八”国际妇女节游行研究(1936-1951)
时间:2017-03-07   作者:

摘要:从1924年广州开始第一次“三八”妇女节纪念至今,妇女节在中国已有90多年的历史。上海作为近代以来中国女权运动的先锋阵地,在全国“三八”妇女节纪念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纪念持续时间长而且有四次较大规模的游行。四次游行的主题和口号充分体现了女性对自身权益的追求。同时,通过对四次妇女节游行过程和事后舆论的分析,呈现出近代中国妇女运动的三个面向,即女性权益与国族利益的紧密交织、父权对女性追求权益行为的抵触和女性权益诉求的阶级差异。

 

 



  在各国女权运动的影响下,“三八”国际妇女节(International Women's Day)于20世纪初诞生。1924年,广州出现了中国第一次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大游行。近代中国,在政府和民间力量的共同参与下,大到武汉、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小到各地县城,纷纷以各种形式纪念妇女节。由于西方在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时的游行传统,近代中国的“三八”节游行也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近代中国女性参加妇女节游行受到各时期政治环境的影响。无论是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诉求、抗战时期的抗日救亡任务、抗战胜利初期的和平建国愿望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反帝建设需求,都给妇女节游行烙上了鲜明的“国族”印记,同时也推动了妇女运动的高涨。女性群体对“女性权益”理解的不一以及因出入公共空间而备受争议的女性身体,也诠释了妇女运动的复杂境遇。本文以上海的妇女节游行为对象,探讨近现代中国妇女运动背后的性别与国族①。

  一、游行的表层:为女性权益而上街

  游行作为国家赋予公民的一种权利,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逐渐成为西方社会表达政治诉求的流行方式,其中不乏各国女性游行②。这为近代中国女性表达权益诉求提供了可借鉴的新形式。1924年3月8日,广州妇女界举行大规模游行以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此次游行是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妇女部号召发起,由广州市各妇女团体参与筹备,执信、高师学校等30余所学校的千余名女学生参加[1](PP204-205)。据《广州民国日报》记载,3月8日广州市妇女界从第一公园启程,途中手持小旗标语等,上写有“排除纳妾多妻制度”“要求平等教育权”等,并沿路散发传单等[2]。此后,趁着革命之势,广州、武汉等地又出现了几次大规模的纪念游行,无论筹备、过程还是宣传等具体方式都给以后的游行纪念提供了可供参照的模式。

上海是近代中国兴女学、争女权、组织女工罢工、求得妇女解放的重要阵地。从192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丝纱女工协会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开始[3],除特殊时期,上海的纪念活动一直延续至今。根据纪念形式的不同,上海的妇女节纪念大致可分如下阶段:1924年到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前夕,上海的“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庆祝多以开纪念会、作报告、作演讲、开游艺会、发传单形式进行,纪念的主题包括争取妇女权利、反帝反封建、拥护三民主义等③。其中1930年纪念会的规模达到2000余人,1931年的规模也有“千数百人”[4];1933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上海妇女界纪念“三八”妇女节的规模扩大,1935年多个妇女团体同时举行大规模纪念活动,1936年除举行千余人纪念大会外还有游行。此时期新增纪念形式有电台演讲、演讲竞赛、赴乡宣讲、放映国产电影等,主题涉及争取妇女解放、提倡国货、致力民族解放运动等④;1937年到1945年,由于时局特殊,纪念多以联谊会、座谈会、聚餐会、赴救济所慰问、展览募捐、义卖救助形式,纪念主题多号召妇女节约献金、抵制日货,坚持民族解放与妇女解放不分离。其中,1941年上海沦陷后,纪念主题更侧重救济贫困妇孺⑤;1946年作为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年,上海由多个妇女团体同时举行纪念活动,包括纪念会、游艺会、舞会、晚宴、两次游行活动[5];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妇女界采取了举办联欢会、广播晚会、座谈会、茶话会、听报告、看电影、参观展览会、示威游行等纪念方式,其中1951年上海妇女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游行⑥。1960年大批“三八红旗手(集体)”的诞生成为此后纪念“三八”妇女节的新方式⑦。如上文所示,上海共有4次大规模的游行纪念活动,分别发生于1936年、1946年(2次)与1951年。4次游行规模都较大,尤其是参加1951年示威游行的妇女人数高达30万,并且这是场只有妇女参加的纯粹的女性游行(见表1)⑧。虽然在长时间内,非游行的其他纪念形式更为普遍,但示威游行这种激烈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更能反馈出近代中国妇女运动的丰富面向。

  “三八”国际妇女节的诞生本与一系列妇女运动和游行有关,这就使得该节日传入中国伊始便具有“女性诉求”和“游行示威”的特征。1924年广州初次庆祝“三八”妇女节就采取了游行形式。1926年3月8日,国民党中央妇女部、省党部妇女部等代表与女界各妇女团体共2万余人在广东大学操场开会后列队游行,先后至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请愿,实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妇女之议决案,要求统一广东妇女运动,得到中央党部支持⑨。1927年3月8日,武汉各界妇女与其他各行业团体分别于汉口与武昌举行“三八”妇女节庆祝大会,会后群众分赴国民政府、汉口特别市党部与省党部请愿,分别提出13条与11条口号,要求解决有关妇女问题,都得到答复⑩。虽然每次游行口号与标语不尽相同,但都无一例外地体现了女性权益的诉求,如1924年的广州“三八”节纪念,妇女提出“排除纳妾多妻制度”“要求平等教育权”“废除娼妓制度”“要求女子参政权及一切妇女应得之权”“解放妇女所受资本制度的压迫”的口号;1927年妇女提出“制定男女平等的法律”“根据结婚、离婚绝对自由的原则制定婚姻法”“保护被压迫而逃婚的妇女”“从严禁止买卖人口及蓄婢纳妾”“废除娼妓,并设立娼妓收容所”“切实提高并普及女子教育”“打倒吃人的礼教”“男女同工同酬”“男女一切平等”“全世界妇女解放万岁”等口号11。

  从表1来看,上海的4次妇女节游行都从事前规定的会场(区域)出发,沿着清晰的路线进行。人群行进的同时,还散发传单、呼喊口号、高唱歌曲、组织演讲等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就组织团体、参与群体等来看,妇女节游行较其他游行具有鲜明的性别特征。上海妇女节游行都是由党政机构领导的妇女组织或各种民间妇女团体独立承担与筹备,妇女群体掌握着一定的组织与领导权力;参与群体多为女学生、女工、女职员、家庭妇女、国外女界成员等,既有国内各阶层女性也包括国际妇女运动领袖。另外,作为节日纪念主体的女性具有主动参与游行的自主性。1936年的妇女节游行便是女性群体主动要求游行的结果。“主席要宣布散会,但是台下的群众要游行示威,主席说,我不能负责的。‘谁要你负责!’‘我们自己负责’。于是一阵紊乱的脚步声响起来了,成千成百的妇女们都冲出了青年会,四人一组,手紧挽着手,从四川路到南京路”[6];同样,1946年2万人的队伍从中山公园出发游行也是主动要求的结果[7]。最后,游行口号也体现出女性对权益的诉求。

  妇女节游行作为大规模群体活动,无论参加者属于哪个妇女团体或哪种职业类型,都表现出明显的群体性特征,其中表达女性诉求、追求女性权益等群体意识强化了妇女节游行的性别属性。近代上海的妇女节游行,虽然规模从千余人到30万人不等,宣传口号不尽相同,纪念主题各异,游行路线也长短不一,但与之前历次游行一样,都是各妇女团体的大聚会、妇女力量的大展示,成为近代上海妇女运动史上的佳话。

  二、游行的内里:“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不可分离”[8]

  有学者在分析近代中国的妇女运动时,提出“男性特色”[9]或“非女性化特征”[10]。同时,将这种“非女性化”的首要原因归结为“社会革命的产物”[10]。这里的社会革命包括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以及民族解放运动等,其标榜的最终理想都是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在西方女权思想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国族利益曾有意无意地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废缠足”“兴女学”就是在“强国保种”的口号下推行的;新文化运动也将贞操、婚恋、教育、社交公开等涉及女性权利的内容作为“新文化”的标志。在妇女节纪念方面,同样显示出国族利益主导的色彩。

1924年,国民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确立“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广东的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是年广州的“三八”纪念游行与国民党中央妇女部的筹备与宣传有关。有学者视其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加入国际的需要”[11],但更主要的是中国革命亟须妇女群体的支持和加入。经历了省港罢工之后,1926年广东高涨的革命潮流与勃兴的农工运动给妇女节纪念游行提供了革命背景与机遇。1927年,分别于汉口与武昌进行的大游行,10万妇女走上街头呼吁妇女权利,要求进行“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这种盛况与北伐的迅速推进、武汉成为继广州之后的革命中心也不无关系。由于历次“三八”妇女节游行都脱离不了国内的革命状况与政治环境,妇女游行本身也表现出不同时期的革命任务与政治目的。除了高呼男女平等外,20世纪20年代的妇女节游行群众也呼吁“国民革命成功万岁”“打倒军阀!打倒列强!”“一切觉悟的妇女都到革命的团体来”“扩大革命的妇女组织”“全世界妇女界解放万岁”等。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以游行方式纪念“三八”妇女节成了整个革命运动的一部分,诚如时人所说:“妇女们与妇女解放者,为妇女前途计,为自身利益计,应热烈地勇敢地参加国民革命,向一切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政客、学阀、劣绅、土豪以及一切半封建势力进攻,才是妇女运动的唯一出路!”[12]

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前,当时指导妇女运动的妇女报刊就提出:“目前的中国整个在帝国主义魔手的威胁下,因此当前中国妇女的重任,应是争取民族的独立生存。所以在今年的‘三八’节,全国妇女运动必须和各地的救亡运动配合起来,从事抗敌救亡的民族解放运动。”[13]于是,上海的妇女游行队伍中也出现了“打倒xx帝国主义!”“打倒奸汉卖国贼!”“武装收复失地!”“民众武装起来”“争取救国运动的自由”等口号[14],抗日救国的迫切需要成为游行过程中重要的主题。以1936年上海妇女节游行为例,通过梳理游行过程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性别”与“国族”诉求之间相互交织的情形。

  从筹备期间的媒体报道来看,1936年上海“三八”妇女节纪念,原本并没有游行的计划[15]。有人后来在《民族先锋》杂志上透露:“那天到会的妇女群众,本来不是人人知道要游行示威的。后来门外的工人学生愈聚愈多了,游行的队伍已经排好了,于是有人跑进去说:‘队伍预备好了,快提议出去游行示威’。”[16]这一点在另几篇文章中也得到证实。其中《上海“三八”纪念追记》一文提到群众为要求游行而与主席团产生纷争:“重新再回到青年会楼上,一阵尖锐而热烈的呼声由门缝里传出来了‘我们要游行示威’、‘我们要游行示威’。据说主席要宣布散会,但是台下的群众要游行示威,主席说,我不能负责的。‘谁要你负责!’‘我们自己负责’。于是一阵紊乱的脚步声响起来了,成千成百的妇女们都冲出了青年会,四人一组,手紧挽着手,从四川路到南京路……南京路上都站满了人。”[6]另一篇文章中也提及“楼口的右边,那办事处的处所,起了一片叫嚷声,詈骂声:‘汉奸!汉奸!妇女界的汉奸!’……‘主席团躲起来,一个都不参加示威去,破坏妇女运动!出卖妇女大众!’‘让她们回家去!我们去游行示威!’”[14]显然,游行并非纪念组织方的意图,但游行之初的女权宣传意图是明确的。从3月9日《申报》的消息来看,游行队伍从四川路到南京路,“以‘三八’纪念会旗帜为前导,沿途高呼各种口号,行列正肃……沿途均有大批警士维持秩序”[17]。《美术生活》杂志社拍摄的《国际妇女节上海各妇女团体纪念游行》的组照中,《游行队经南京路时情形》一照证实了游行队伍中以女性为主,四人一列且队列整齐。“‘三八’纪念大会”的旗帜在队伍前方格外醒目12。其后,游行队伍由南京路转浙江路后进入法租界,沿途高呼“纪念三八”“争取救国自由”“妇女解放万岁”等口号[14]。此时,游行的主题已经呈现出“女性权益”诉求和“国族利益”诉求的并举

  情势的急转直下发生在进入法租界后。据文章回忆,游行队伍中出现了一面写有“上海市民众救亡运动大会”的旗帜。“这旗子刚一举起来,市民就拥到队伍里来,队伍马上增加了三分之一的样子。”[14]当队伍头部已出法租界进入民国路时,“忽然来了三四十个的法国巡捕,每个人拿着皮靴、木棍、手枪将我们队伍的尾部包围了,旗子、标语亦被那些X东西扯破了,以致引起了冲突……在公馆马路很显明的分成了二个对敌的队伍”[6]。冲突中有二人受伤,四五人被捕,相持一段时间后队伍继续行进,受伤的青年“脸色有些发白,头上的白布也浸透了鲜红的血”,但仍坐在黄包车上跟随游行并高呼“打倒XX帝国主义”,使许多市民感动得参加队伍,此时口号变成“收回法租界”“打倒法帝国主义”“大家武装起来”等[14]。可以看出,由于这场流血冲突,加入队伍的民众从“抗日救亡”的抽象概念发展为具象的反帝情绪,“国族利益”诉求得到凸显。之后游行中不断有职员、小贩、学生们加入。照片《经老西门的游行群众》里,可以看到“上海各大中学××救国宣传团”的横幅[18]。最终,队伍在南市斜桥路广场前集合,以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高呼“打倒XX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口号的方式解散[6]。这场由民众自发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从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的会场开始一直蔓延至租界和华界;从最初妇女界纪念“三八”、争取妇女解放、打倒贤妻良母主义,后而演变成民众参与反对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这种前后的转变,与其说是半路杀出的国族利益诉求,不如说在事件之初,它已经主导了女性权益诉求的表达方式(即游行)和表现程度(即配合救亡运动)。

       1946年的妇女节纪念,也在追求女性权益的同时流露出明显的政治意图。诚如《人人周刊》一篇社论所说,上海妇女有两大任务:“第一个是为着保障和平,实现民主而奋斗。第二个是为妇女的基本要求‘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的平等’,和她们的特殊利益如生产育婴等而奋斗。”[19]当年的纪念和游行活动分为两派。上海妇女联谊会在纪念和游行的同时,发表了《致全国妇女电》,明确提出包括“拥护政治协商会议五大决议,实行蒋主席四项诺言”“彻底执行停战协定,用和平民主的政治方式解决东北问题,绝不容借东北问题再起内战”等在内的政治主张[20]。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妇女界仍保持了纪念“三八”妇女节的传统。1951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上海举行了30万人的大游行,是上海庆祝“三八”妇女节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纪念。这场盛大游行早在大半月前便确定了纪念内容与口号。据《文汇报》2月12日报道,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等5个全国性人民团体为纪念国际妇女节联合发出通知及纪念口号,指明今年纪念的中心任务是继续对妇女进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扩大深入抗美援朝运动,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重新武装日本的阴谋,动员妇女参加祖国的各种建设事业。纪念方式采用各种大小规模的示威游行、纪念会、座谈会等,提出“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保卫世界和平,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等34条口号[21]。显然,这次妇女节纪念自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强烈的反帝爱国情绪推动了妇女节游行的扩大化,也增强了妇女节游行的女性气场与政治影响力。

 2月19日,上海市民主妇联召集各妇女团体及各区妇联负责人举行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筹委会成立大会[22]。3月7日,上海市各界妇女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筹备会指挥部发出通知,规定各界妇女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示威大游行出发时间为8日下午2时,各区游行必须接受总指挥部统一指挥,按照规定路线、规定排序进行,严守秩序禁带武器,队伍不拥挤不脱节,游行结束后仍整队回来不得分散,等等[23]。3月8日下午2时,上海市各界妇女按计划分20个区进行示威游行,参加者包括华东及上海民主妇联,各党派,海陆空军及公安部队女战士,女工,农妇,女青年,光荣妈妈,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女教徒,家庭妇女等各阶层妇女[24]。上至99岁的老太太下至十几岁的姑娘都参加了游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场“三八”妇女节大游行,具有跨阶级、跨年龄、跨职业的特点。在这场热烈的妇女节游行中,中心代表队的上海及华东民主妇联等30个单位的妇女在复兴公园集中,后经淮海中路、西藏路、南京路、河南路至金陵东路[24]。游行的妇女高举毛泽东、斯大林与金日成的画像、抬着各种写有生产数字的图表、手持爱国公约、标语口号和暴露美日帝国主义者阴谋与罪行的画片等,声势浩大地行进在街道上[25]。除了中心代表队,嵩山区的队伍在复兴公园集合后经雁荡路、淮海中路、嵩山路、延安东路、西藏中路、南京东路、河南中路、金陵东路、浙江南路至淮海东路散队,队伍中一位99岁的老太太在外甥女的搀扶下坚持游行,并举着写有“美国又要武装日本了,我一定要反对它,我也要游行示威!”的木牌[26];北站区的妇女在火车站附近集合,从天目路出发经河南北路、天潼路、浙江北路、苏州路、西藏北路、海宁路再回到天目路,其中半数以上的游行者未经组织、自发而来[27];蓬莱区的队伍中有40位母亲抱着孩子走上街头表示保卫下一代的决心;新成区的队伍中有100多位“光荣妈妈”;榆林区的许多女工都将生产成绩写成图表拿出来示威;提篮桥区的队伍中共有200多个戴着大红花的“烈军工属”,位于队伍前面的她们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28]。

  当天的上海街道,不只是静止不动的物理空间,更是通过女性身体、旗帜、画片、口号等交相呼应而成的表达爱国反帝情绪的“场域”。这个“场域”里包含着女权与父权、共产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间相对抗的双重关系。“女权”与“国权”在这里遥相呼应,并肩作战。正如蔡畅在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上所说,妇女走上街头不仅促成女性解放,更是抗美援朝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妇女界的游行示威将各阶层、各党派、各行各业、各种宗教信仰的妇女热爱祖国、保卫和平的力量做了集中表现。特别是团结了广大的家庭妇女,使她们也能走到街头,公开而明确地表示自己保卫和平的意志,这是很不容易的,这也是扩大深入抗美援朝运动中最要紧的。”[29](P91)同时,参与游行的妇女也不禁感叹:“共产党为我们创造了这么一个崭新的时代,新社会把我们的地位提得这么高!我现在以游行示威后的火炽的热情向你们高呼,行动起来,联系各人自己的工作岗位来打击帝国主义者的新阴谋,保卫胜利的果实,保卫妇女们幸福的生活!”[30]在新中国刚刚建立并面临帝国主义威胁的背景下,妇女在近代中国以租界著称的上海进行妇女节游行,不但凸显了女性节日色彩,还因强烈的政治色彩而使盛大的妇女节游行成为一场对抗资本主义阵营的力量宣战;不仅展示了新中国的妇女力量,同时也宣告了共产主义力量的诞生。

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在一种“试图将两万万妇女的劳动生产力和智识转化成为一股国力的基础的努力”[31](P41)下,女性身体成为挽救国家危亡的工具之一,由此开启了近代中国妇女运动的序幕。不同于西方的女权获得,近代中国的“妇女解放”伴随“国族”而来,民族解放的需求直接推动了近代中国妇女解放的进程。换而言之,正是在近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中国女性得以从传统父权的监禁中突围。高扬“国族利益”的旗帜,是近代中国妇女运动的独特光环。以争取“国族利益”为主题的“三八”妇女节游行,不正是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缩影吗?

  三、游行的余味:“女权”的分歧与“父权”的抵触

1946年,上海妇女团体为迎接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三八”妇女节纪念,分多处进行纪念活动,其中包括两次大规模示威游行。3月1日的妇女节纪念筹备会议就提到了游行的设想[32]。而从3月6日《申报》的《三八妇女节筹备庆祝会》一文来看,原计划10点的大游行,应“由各妇女团体,各学校女生,各工厂女工约3000余人,女童子军,女警察,青年团女团员及各机关女职员等十余单位参加”[33]。但事实上,参加人数仅为2000人左右,而女工等并没有在列。这里必须提到在“三八”纪念前夕诞生的一个组织——上海市妇女联谊会。3月6日晚,上海职业界、劳工界、学生界、各妇女团体在八仙桥青年会大礼堂发起成立上海市妇女联谊会[34]。当晚,警察局曾以集会未曾报备为由干扰会场,最终在与会者的坚持下完成了简单的成立仪式[35]。可见,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下属的妇女会之外,上海各界主动组成了自己的团体。上海市妇女联谊会《致全国妇女电》中提到,该会的宗旨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改善我们的生活,提高我们的智识和能力,来建设和平民主自由幸福的新中国”,提出的口号包括:“取消对妇女参加职业及迁升职位的限制,并切实保障其职业”“妇女应与男子享有同等之参政权”“提高劳工妇女教育”“彻底实行妇婴保健工作”“救济失学女生,女毕业生应有同等职业机会”等,除此之外还包括对民主建国的呼吁[20]。对比上海市党部下属妇女会的纪念宣言13,上海市妇女联谊会的诉求更为具体细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下层妇女的需求。据《文汇报》报道,3月7日下午6时左右,林森中路一带就有妇女联谊会贴出一些标语,内容为要求实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保障女权等。但一经贴出,相隔二十几步,就有人将其撕去。贴标语和撕标语的都是女性[36]。

3月8日上午8时,上海市妇女会等12个团体在大光明影戏院举行纪念大会。10点半,游行队伍由市党部妇女社冯汉璧领队、妇女会主席团作前导,女警分段来维持秩序,队伍沿南京路转江西路,在市政府前停留,公推传晓峰等四人向市长致敬,对于扩展教育、体育、医院各方面均有所请求,并希望市长能多支持妇女运动[5]。关于口号的内容,《女铎报》后来进行了细致的记录,包括“男女平等、争取妇女地位、打倒官僚储妾制度、要求妇女参政权、反对妇女做夜工”等[37]。几乎同时,上海妇女联谊会在中山公园举行了“三八”节纪念大会。来自学校、工厂、商业等60余单位以及家庭妇女等共2万余人参加。大会至11时闭幕,开始游行。游行队伍沿愚园路、经南京路至黄埔路[38]。游行队伍在街道的墙上、电线杆乃至公交车上都贴上纪念的标语。女童工们喊出了“我们要饭吃!我们被压死了!”的心声。游行队伍中有人举着旗帜,写着“命运抓在自己手里”“我们不能再做奴隶”“铲除轻视妇女者”。许多女学生看见穿皮大衣的少奶奶们,向她们大喊:“打倒寄生虫!”[39]。游行直至下午3时解散[40]。

  对这两次游行,有媒体评论道:“今年的三八节,纪念会共有二处,也就是代表了二派。在大光明开会的是政府派,由党政府机关主持……这个游行队伍,有妇女界‘领袖’前导,因为都是知识妇女,一路上斯文之至,简直是一个‘静默’的游行。中山公园的一派,可说是民主派,是上海妇女节联谊会召集的……声势浩大,超过大光明的十倍以上。但没有女警察参加,场内女子谈民主,大谈妇女解放,不禁叫男子们听了汗毛凛凛。会后游行,队伍之长,简直叫人不相信她们竟是女子。自中山公园至南京路外滩,她们非但枵腹步行,而且冒雨前进,但仍精神百倍。”[41]更有人对比了两个游行的差异。如“当二万人的妇女游行到外滩的时候,丽都舞厅里的市妇女会却正婆娑起舞。有人说这不是妇女会,是‘舞女会’。”“二千人的队伍由大光明到市政府,为的是向市长致敬,二万人是从兆丰公园到外滩,为的是喊醒全上海的妇女不要再做奴隶了!”[39]事实上,1946年的两次游行的差异,不仅仅是政治倾向的差异,也是女权诉求的差异。在经历了抗日战争的非常状态之后,1946年的妇女节纪念将二三十年代以来社会上对“女权”认识的分歧重新推上了前台。资产阶级的“女权”和无产阶级的“女权”,其概念的不同和诉求的差异,在这一年的游行中表现得格外清晰14。

  与如火如荼的妇女节游行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站在传统父权立场对妇女节游行的评价。有人公开嘲笑1946年的妇女节游行的口号。“三八妇女节,妇女结队游行,口号、标语有‘妇女万岁’者,已令人笑歪嘴巴!……口号中最刺耳者为‘打倒官僚纳妾制度’,官僚纳妾而有制度,已属奇闻。”[42]有人则干脆对女性的社会角色进行限制。“有智识的妇女如何?……文章不会写,衣服不会缝,菜不会烧,饭不会作,小孩子领不了,学生书教不了,锄头拿不动,地也不能扫一把,光坐了男人给预备的汽车或三轮车去‘妇女运动’,那才真叫笑话呢。”[43]“关于这一条,会听到一个男子叹息说:‘那末谁烧饭给我吃呢?这样下去我只好饿死。’这句话如果给参加‘三八’游行中的一员听见了,便会反感地说:‘你自己不会烧吗?我们女人替你们男人当一辈子的奴隶吗?’”[44]值得注意的是,男性对女性参与游行而忽略家庭事务的不满,不仅停留在社会角色的“刻板印象”,同时隐含着传统父权对女性“抛头露面”的反感。

  诚如上文所言,在近代中国挽救国家危亡的过程中,女性身体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工具,且女性身体革命也成为衡量妇女解放运动发展程度的鲜明指标。然而,即便是在国族危亡的时代背景下,女性身体摆脱家庭空间、出入公共场所仍旧受到父权的不满和质疑。最极端的个案是关于1927年武汉妇女裸体游行的传闻。这个无中生有的“故事”,曾被当作真实发生的事件在各地媒体“疯传”,引发阵阵舆论。直到当年4月13日,天津《大公报》报道此事,并提出“惟此种举动,亦系仿效苏俄,因苏俄当革命时,曾有裸体之妇女由圣彼得堡游行至莫斯科,惊动一时云”,这个传闻针对武汉政府的真相才得以暴露[45]。裸体游行传言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给了武汉政府的反对者以攻击革命的口实。而“反革命分子”对裸体游行的编撰以及南北各类媒体对其的大肆宣传,表面看来是为了挑动人们对“共产共妻”的恐惧,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不正是人们对于女性出入公共空间的敏感,利用女性身体给观看者的情欲化印象而污名“革命”吗?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由女职员、女工、女店员、女明星等组成的职业女性群体开拓了女性的社会空间;上海娱乐场所的兴盛也吸引了女性进出商场、电影院、舞场等公共场所;印刷媒介的兴盛,此时的女性身体形象也充斥在公共视觉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参与游行活动不会受到男性观看者的质疑。在1936年和1946年上海“三八”妇女节的3次游行中,千余名或更多的女学生、女职员、女工人等群情激昂地游走街头,女性出入公共空间的身体再次成为观看的焦点。这种关注体现在报道妇女参加游行纪念时对妇女衣着、打扮的细致描述。比如“某夫人,衣重裘,浓妆艳抹。珠光宝气,来会参加妇运,使大会生色不少。”[44]“大门外,弄堂里都被一排排整齐的行列占得满满的。姐妹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好像到亲眷家去吃喜酒一样。你看她们每人都缀着胸花红签条,或是臂上缠上红的臂章。”[46]事实上,这种对女性身体的关注不仅满足了男性观看者的“窥视欲”,也为男性批驳女性参与革命提供了“事实依据”:“这些粉红黛绿花枝招展的新女性,午夜留恋于交际场所,希图拍卖她那种不自然的美,都是不认识自己的表现。这种以色相供人欣赏的勾当,自然只有可怜的成份。”[47]“说真的,爱美本是女子的天性,所以女子总是随时随地忘不了修饰她自己,管它什么妇女运动,什么大游行,还不是出风头的机会?”[44]就连1946年妇女与警官交涉妇女节纪念会场的正当请求中,也不免通过对女性身体性别化的描述从而淡化女性参与政治活动的合理性:“周巡官走进雪庚堂,踏上讲台一五一十的解释给她们听,可是娘娘小姐们还是嚷着要开会,这一下可难为了周巡官,在群莺包围下,上台容易下台难,娇声滴滴的一片‘开会’声,把个周巡官弄得团团转,‘开会’终于实现……却给群莺包围……周旋约一小时光景,才得满头大汗的挤了出来。”[48]参与游行的女性身体不仅成为男性观看的焦点,并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女性进行游行的政治诉求。正是这种可以预见的传统父权下的“有色眼镜”,使得近代中国大部分的“三八”妇女节纪念采取了较为封闭的纪念形式。而当不得不在开放空间进行活动时,往往高度强调秩序。于是,在1951年新政权下的30万人大游行中,当被新社会改造后的妓女群体走上街头参与游行,新政权将一群沿途讥笑调戏她们的流氓们绳之以法[49]。某种程度上,这是对不同身份女性参与公共活动的认同。

  妇女节游行,不仅展现了“女性权益”与“国族利益”的相得益彰,同时也将“父权”的落寞和反扑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女性身体从私领域进入公共空间、打破原有父权制下的两性关系是妇女运动发展的标志,但父权的制约从未消失。这种将女性身体“情欲化”并将破坏两性关系的标签贴诸女性身上的言论,无形中消解了女性诉求的合理性。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女性对权利的诉求也不是“铁板一块”。伴随政治立场、阶级差异而来的女性权益分歧,也是导致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千回百转的重要原因。

  四、结论

  “三八”国际妇女节作为以妇女为主体且具有革命传统的节日,其追求妇女权益的特征不言而明。近代中国的妇女节纪念中,女性通过演讲、宣传、游行等多种形式公开表达她们在职业、教育、婚姻、政治等方面的诉求。纪念伊始,游行的形式便与中国妇女运动结合在一起,成为“促醒妇女的一个方法”[50]。

  “三八”妇女节游行是一个舶来的事物,带有世界范围内女权运动的基因。当她播撒在近代中国的土壤里,便成为展示中国妇女运动独特性的一面镜子。不同于西方女权运动,近代中国的妇女运动在国族危难的时代背景下产生。正是在争取国族利益的实践过程中,中国妇女运动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以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将西方国家用了上百年的女权之路推向高潮。聚焦于近代上海“三八”妇女节游行,我们可以看到,游行或在政府主导下,或主动回应政治形势的需求。女性的加入顺应了全体国民挽救国族危亡的时代主题,满足了现代国家对女性权利义务的定位,同时,也为女性追求自身解放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近代中国妇女运动与民族解放之间的关系,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来形容,绝不为过。

  父权体系在中西方的溃败有着明显的差异。“在西方,父权的低落主要来自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挑战,在中国则起源于国家主义的抬头和亡国的迫切压力。”诚然,近代中国女性权力的崛起,是一个“父权对国权的低头过程”[31](P41)。可是,父权的阴霾从未在近代中国社会上空消散。在“国族”的框架之下,父权始终试图夺回对女性的控制。这种控制表现在对游行的批评,绝口不提主导游行的民族解放命题,而且只针对女性权利诉求和女性的行为方式。更重要的是,这种控制通过残留在大众意识中的传统身体观念得以实现。近代中国纪念“三八”妇女节的形式,大部分采取封闭式的纪念大会。性别一元化的空间和对于游行的心有余悸,不正是传统父权观念在作祟?

最后,妇女节游行也折射出世界妇女运动的镜像。1946年的妇女节,诞生了两个不同性质的女性游行。表面上看是不同政治力量对妇女动员的结果,但实质上是不同女性群体对妇女运动感受的差异,是女性诉求在阶级差异上的显露。这被认为是阻碍世界范围内妇女运动进展的无法破除的“魔咒”。但恰恰是这种在女权感受和理解上的冲突以及为之做出的努力,彰显出了近代中国妇女运动与世界女权运动的同质性。

 

注释:略

[参考文献] 略

 

作者简介:1.姚霏(1982-),女,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妇女史、城市史。2.马培(1992-),女,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2014级硕士研究生。


本文选自《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1期第54-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