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创伤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身体的创伤，通过对女子身体的规训和任意支配体现男性的价值和主体地位；二是情感的创伤，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常常遭遇情感的冷漠甚至不能表现自己最基本的女性欲望；三是”他者”身份的创伤，更多的情况下，女性没有表达的权利，她常常迷失在母亲和妻子的身份当中，找不到自我。
关键词：女性创伤；身体；女性欲望；身份价值
Feminine wound in the Foreign works
Abstract：There are mainly three forms of feminine wound in the foreign works.Firstly, the bodily wound . To reflect men's value and status, people often control feminine body completely. Secondly, the emotion wound. The female often encounters men's indifference in families and they can not show their basic feminine desire. Besides , the status of “other” cause female's most serious wound. In most situations, they lost themselves in the status of “Mothers” or “wives”, but can’t find their own value as a person.
Keywords: Feminine wound；Body；Feminine desire；Status and value
创伤是与苦痛和伤害相关联的，在文学中，则呈现出多元化的表现形式——诸如战争，疾病等导致的苦难。如果说，这类创伤是人类普遍的体验，那么有些创伤是强加在女性身上的：从生育的痛苦到作为一个”女人”的残缺，从身体最直接的痛到她心灵的被压抑，思想的被束缚，处处呈现出女性所承受的不同于男性的创伤。早在基督教《圣经》的创世纪故事中，上帝用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造了夏娃这个女人，从此便规定了女人的从属地位。于是，她的这种不完整性使她失去了”人”的身份和价值，而沦为”女人”：一种”第二性”的处境。并在现实与传统文化之间陷入一个又一个创伤的怪圈中。本文试从西方文学作品中解读女性创伤。
一、身体的创伤
（一）身体规训与创伤
在西方文学作品中，我们常常看到对女性服饰的描写，要么是”穿着紧身的胸衣”，要么是”用钢条支撑的撑架裙子”。初看起来，这样的服饰装扮似乎更能突出女性特征，显示出男女身体的局部差异，但却是以”束缚女性身体”为代价的。这种束缚，”说是使女人的身体曲线更加突出，其实是让她们更加缓慢、笨拙。女性的胴体，或者臃肿不堪，或者骨瘦如柴，加之烦琐的穿戴和繁文缛节，使她难以动弹”[1]（P76）由此，我们看到，服饰的束缚直接导致了女性身体的创伤。
社会风俗和审美观通常以令女人的身体和一切积极性无关为目的。这一点表现在中西方文化中是相似的。中国女人裹着的小脚让她们举步维艰，好莱坞女星优雅的长指甲让她们手的活动大受限制，日本妇女系的宽腰带使她们的表情更加呆滞，身体加倍僵硬。从生理到心理，从身体到思想，服饰的约束与强化，使女性从身体的规训走向了思想的规训。福柯提出的规训权利指出，”它是一种特殊的权利技术，诸如层级监狱、规范化裁决以及检查等手段来制造出只能按照一定的规范去行动的驯服的肉体。它把个人既视为操练对象，也视为操练工具，从而使权利通过分配成为一种精心计算的持久的运作机制。”[2]（P59）所以，身体规训使女性不得不放弃自然状态的身体，通过服饰等外在事物接受身体的教化，融入到法和秩序当中。但这种融入并不是顺其自然的，相伴而来的必然是一系列身体和心理上的痛苦以及由强迫到自我强迫的内化过程。通过这种对身体的控制，她们说话，做事从此小心翼翼、缩手缩脚，从而对付周围环境的能力更差，依赖性更大。于是，在男子眼中，她们成为”弱者”，甚至女子以脆弱为美。这样一个定义导致了女性内心的不自信和对自身的怀疑，成为她们创伤的开始。
（二）”商品化”的身体与创伤
通过身体的规训，女性必须遵从男性的要求和愿望，沦为符合父权制社会价值行为标准的”驯顺的身体”——既缺乏行动的自由度，又没有独立的思想，她们无心也无力去反抗男性的权威，即使是从属于男性，被男性当作”商品”来交换。
”伊利格瑞基于卡尔·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更深入的提出了一个崭新理论，即：父权制度下的女性就是可供男人之间交换的商品”[3]（P29-30）她认为，一个女人的价值是由男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欲望决定的。女性在被男人的交换中，总是从一个男人转到另一个男人，从一群男人转到另一群男人。从中，我们看到，女性成为男性权利交换过程中的交换对象。”实际上她是任何男孩子的奴隶，只要她的父母强迫她带上一枚戒指……”。[4]（P53）从”父权”到”夫权”，女性就是这样被交换着。从希腊悲剧《阿伽门农》开始，阿伽门农把女儿依菲琴尼亚献祭给战神到西方现代戏剧《玩偶之家》中娜拉从对父亲的失望走向对丈夫的绝望可以看出，女性在婚姻中是很少有自己选择的权利的，她作为”交换物”，是从一个男人手中交到另一个男人手中。在这一交换过程中，首先呈现”商品化”的是女性身体。在莫泊桑的《羊脂球》中，我们看到羊脂球，一个妓女，出于爱国心，不愿忍受普鲁士军官的侮辱，而驿车上的乘客却为了自身利益，怂恿她去满足敌人的淫欲。为了说服她，他们甚至举了很多古代女人在战争中”献身”的例子。”听到最后，你会相信，女人活在世界上唯一的使命就是奉献自己的身体，听任那些士兵的蹂躏。”[5]（P42）众人的哄骗使羊脂球动摇了，但当她以自己的身体为代价，换取了车上的人的安全后，换来的竟还是周围人的冷漠与鄙视。对于羊脂球来说，除了身体本身所承担的直接的痛，那种被当作交易、任人摆布的现实无疑也增添了她心灵的创伤。
如果说”妓女的身份”使得羊脂球无力去消除这种伤害，那么在奥尼尔的《月照不幸人》中，平凡纯洁的女子乔茜还是被父亲以高价卖给了吉姆。”女人”，不管她充当什么身份，都是男性权利交换过程中的交换对象，而这一过程她自己是没有任何表达意愿的权利的。父亲菲尔一直想凭借女儿”处女”的身份把她卖个好价钱，这样看来，由父亲为乔茜安排的婚姻更像是一笔”身体的交易”。在这笔交易中，乔茜成为男性权利交换过程中的牺牲品。作品中，我们注意到，无论是父亲菲尔还是丈夫吉姆，都一再强调乔茜的”处女身份”。对菲尔来说，凭借”处女”这点，可以提升女儿的身价；而对于吉姆来说，”处女身份”是他对纯洁女性的要求。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男性对女性身体的要求与期待。当然，如波伏瓦所言，处女让人心动，而老处女则令人生厌，暗示了魔鬼或者女巫，所以，处女是和青春密切相关的，这就为女性身体做出了更为严格的诠释。
（三）贞操观与创伤
从女性身体被当作”商品”交换过程中，人们一再强调她的处女身份，可以看出男性对女子贞操的要求。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她必须婚前洁身自爱，婚后从一而终，一生只归属于一个男人。那么，当一个女人不幸失去贞操，她又要承担怎样的后果呢？
雨果的《悲惨世界》中的芳汀，美丽单纯，拥有的一头秀发和洁白牙齿另人惊羡，但多情幼稚的她却爱上了一个逢场作戏的轻薄男子，失身怀孕，生下了女儿珂赛特。有个长舌妇，告发了她的隐私，导致她被解雇。为了养活孩子，她用十法郎卖掉了一头秀发，用四十法郎出售了两个门牙，最后沦为娼妓；《复活》中的玛丝洛娃曾经是一个快乐纯洁的女子，但被聂赫留朵夫诱奸之后抛弃，她因为怀孕被赶出家门；包括哈代笔下的苔丝，在被亚雷强暴之后，背负着重重压力，生下了孩子。即使如此，她还是坚强的活了下来，而她深爱的克莱却用”贞操观”彻底摧毁了她的信念。对于苔丝，失去贞洁的遭遇如同无形的手一样影响了她日后的命运。我们这里谈到的，无论芳汀、玛丝洛娃还是苔丝，都是被侮辱而失去贞操的女性形象。她们首先承担的是”失贞”所带来的身体创伤：生育的痛苦。 两性身体的差异，使男性成为力量的对比，而女性特殊的生理条件使她们必须承担经期和生育的痛苦。我们说正常的生育以繁衍后代、延续子孙为目的，对女性而言，是一种责任。但是，女性在失身之后的生育则如同罪孽一样象征着她们的屈辱，使他们无法摆脱。为了生育孩子，女性需要忍受痛苦，但那毕竟还是一个生命的延续，值得欣慰。而社会却总是用”贞操观”将其陷入更为不幸的境地：我们看到芳汀因为失身而丢了工作，并且从此再没有人愿意雇佣她；玛丝洛娃因为失去贞操而被赶出家门，导致她无力养育孩子，最后落入风尘；还有苔丝，因为被侮辱的一段经历而承受所爱的人的指责和婚姻的不幸。传统道德、周围环境守着”贞操”的大旗，不能容纳她们，造成了她们深重的人生悲剧。
另一方面，传统的贞操观还表现在女性必须忠于男性，即使男方意外身亡。否则她就要受到”魔鬼情人”的伤害。在伊丽莎白·鲍恩的《魔鬼情人》中，女主人公杜路沃太太在情人奔赴前线时，曾彼此约定，要等他回来。虽然杜路沃曾试图质疑这个誓言：”如果你——我的意思是如果，”但她的质疑却很快的被对方驳回：”我会和你在一起……你什么也不用做，等着就可以了。”然而当杜路沃得知他生死未卜之后，便嫁给了别人，此时她已经32岁了，足足等待了14年。后来，当她回旧宅整理衣物的时候，意外的发现了情人的留书，约定和她相会。为了逃避情人的追逼，她逃出家门，上了一辆出租车，没想到刚好落入了情人的掌控之中。”魔鬼情人”的形象彰显了男性对女性的绝对控制。一切以男子为中心，他不会去考虑爱人是否幸福，关注的只是对方是否忠于自己，能否永远的为他守侯。
上面这类现象，都体现出男性对女性”贞操观”的单一要求，它使女性既要承担身体的伤害，还要背负”不贞”或”不忠”的罪名，给她们的心灵带来了创伤。
透过西方文学作品，我们看到，女性创伤首先源于身体的创伤。”她对于何时何地、用哪种方式、由谁来支配使用她的身体几乎或者完全没有自主权”[6]（P107）无论她被束缚，还是用来被交换以实现男性的利益需要，都是因为女性身体得不到或者从来没有得到过重视。”男人的肋骨造就女人”的神话暗示了女人的不完整，预示了两性的不平等。以弗罗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在看待两性生理差异和性别特征时，认为男人是以”阳具”为标志的，而女人则是以”缺乏”为标志的。所以，”女性”因为这种身体的缺陷被归为劣等的，次于男性的性别。在这种优劣的差异下，男性不自觉的成为两性的操控者，而女性则因”缺乏”而成为”他者”。女性的存在如同影像一样是为了反映男性的力量，所以，用服饰束缚他们的身体，使他们变得缓慢、笨拙，对周围的依赖性更大，进而让男人显得更为可靠，更有男子气概。另一方面，在男性视野下，女性身体的价值表现在她给与男性的性满足上，或者只是作为生育工具。于是，伤痕累累的身体成为一种标准，一笔财富，归属于男人，体现了男人的价值。
二、情感的创伤
如果说身体的束缚与凌辱带来的创伤是可见的，呈显性的；那么有的创伤是被隐藏起来的——表面看来，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受人尊重，衣食无忧，但实质上，她们始终处于”亚健康”的状态：她们可能年轻却没有生气，可能有激情却被压抑，她们可能面对的是情感的冷漠，和精神的焦虑与压力。
”我想去爱！””可你让我没法去爱，你让我感到恶心”奥尼尔的《悲悼三部曲》中的克里斯汀终于喊出了自己的呼声。丈夫埃兹拉是一位名人，在法律事务、政治事务中取得了成功，然而这些成功并不能给妻子克里斯汀带来幸福和满足。因为埃兹拉并没有把她当作一个独立的人来看待，更不必说尊重她的个体性了。他甚至称克里斯汀好像是”我在市场上买回来的黑鬼奴隶”。他不懂得如何善待妻子，如何给与她爱，只是视其为自己的私有财产。生活在这样一个压抑的环境中，克里斯汀面对的只是情感的冷漠。还有易卜生的《小艾友夫》中的女主角丽达，她从不隐瞒自己的性需要，在和丈夫的婚姻生活中，丈夫阿尔弗莱德一直假装写他的鸿篇巨作，很晚都不睡觉，工作让他终日端坐桌前，而无暇顾及妻子，丈夫对于正常夫妻关系的拒绝使丽达对爱和性极度渴望，她的性欲无法得到满足，一直处于被压抑的状态。
西方文学作品中承担同样经历的女性很多，比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青春的激情，爱情的渴望被卡列宁的男性权威所压抑；包括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康妮，失去生命力的丈夫虽然可以给她富足的生活，但却不能使她快乐、幸福，只能眼看着自己的身体像花朵的凋落一样变的黯然失色……从这些女性身上，我们看到，女性常常被沦为男性生活的性爱对象，而当她们自身的欲望呈现时，却总是被压抑。从个体生存的角度讲，欲望是对个体本真生命的肯定，生命失去欲望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但在传统眼中，女性对生活的热爱，强烈的情欲，以及对激情的渴望是不允许存在的。当它以一定形式呈现时，总是被象征为”罪恶和灾难”。事实上，人有多种情感欲望，性欲就动机而言，是最强烈，最为本质的欲望。正常的性意识受到深度压抑，会导致心理危机、人格缺失甚至行为变态。作品中我们常常看到男人可以言说，可以表达自己的情感欲望，而女性则不能，她们必须在压抑中承受身体的折磨与痛苦。于是，一个女人的青春、幸福就这样被断送，她们在没有情爱的畸形空间中挣扎，如同一只纯洁的羔羊被献祭于祭台之上，成为男性文明的牺牲品。
传统伦理道德为女性制造了这样一个”压抑”的攀笼，男性也总是从自己的角度看待她们的生活。他们关心妻子是否对丈夫、对孩子、对家庭尽到了自己的义务，但却从来没有关心过她是否幸福或者她的欲望是否得到满足。面对他们情感的冷漠，女性欲望被限制，被压抑,导致了她们身体、心灵的双重创伤。但是，由于情欲是生命冲动本身，它所能激起的反抗能量也是巨大的。因此，被压抑的性意识在必要的时候会选择发泄的方式。这种方式，多半是以”行为的出轨”来呈现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安娜和康妮。
在托尔斯泰的笔下，我们看到安娜的眼里”有一种被压抑的生气”。从她的年龄来看，她本应该是青春的，富有生命力的，但这所有的一切在她嫁给卡列宁之后，都化为乌有。在这场婚姻中，她只是充当了生育的角色，为卡列宁生了一个儿子，然后被人尊称为”夫人”。除此之外，她对生命热情的渴望，对爱情的期待与盼望都被卡列宁的权威所遏制，直到与渥伦斯基的相遇。渥的出现点燃了她心中对爱情的渴望和冲动，最终她以叛逆的方式反抗了现实的压抑，离开了家，不顾一切地选择和渥伦斯基在一起。但是社会舆论和法制总是容不得女子存在任何反抗意志，正如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所说，男人风流成性仅仅是小缺点，社会对此十分宽容，即使他做出不法之事，依旧是社会成员，社会秩序不会因此受很大伤害；可是女人如果脱离了社会习俗，就会散发出无可救药的邪恶力量。所以，安娜的出轨，导致了上流社会对她的鄙视与谴责，而她自己也并没有获得想要的幸福。自责以及周围人的压力，使她陷入了困惑与伤痛之中。后来，还因为”难产”而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似乎对于出轨的母亲来说，”无子”是对她最大的惩罚了。最终，在双重的压力下，安娜选择了卧轨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算是对压抑的终结，困惑的终结，和痛苦的终结。相类似的，康妮则选择了比安娜更为大胆、直接的叛逆方式，而且她比之安娜，少了犹豫与胆怯，只是在释放自己的情欲，在与梅勒斯的完美结合中找寻一个美丽完整的自我。
另一类女性，在遭受生命力的被压抑时，可能会选择回归或者顺从的方式。《小艾友夫》中的丽达本是一个情欲旺盛的女人，但很偶然的，在一次做爱过程中，儿子艾友夫从桌子上跌落下来摔断了腿。丈夫把责任都推倒了丽达身上，一边朝妻子挥起了拳头，一边指责她，由于她强烈的性欲和引诱才导致他疏忽了对孩子的照顾。后来，儿子死了，丽达作为母亲的本能复苏，她不再像过去那样沉溺于情欲之中，而同丈夫妥协，成为顺从的妻子和母亲。这种妥协便意味着她对”妻性”和”母性”的回归，相对的，则消解回避了自己的”女儿性”。
出轨的安娜、康妮，”良心发现”的丽达，都是在传统文化对女性身体欲望压抑下被牺牲的女子。无论她们选择什么方式，都无法抚平那些加在她们身体和心灵上的创伤。这些情感创伤源于男性世界对女性的期待和塑造。西苏说：男人造就他们的女人。包含的意思是，在男性话语中，定义出了一套”女性气质”或者是”理想的女性”：她应该贞节温顺，恬静安宁，富有母性。她对男性认可的价值世界不构成任何挑战，而有一种维护的心态，这种维护表现为绝对的服从。这一”理想女性”是男权文化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总结、筛选出来的。他们塑造了专门为男性需要而生存的女性，相对应的，则回避了女性自身的需求。在他们眼中，女性是没有欲望，不应该有欲望的。她存在的价值就是为男性提供服务，以体现男性价值为归属。所以，因为安娜的出轨损害了卡列宁的名誉和地位，使他蒙羞，他才会指责安娜；在阿尔弗莱德的价值体系中，才会认为女人同丈夫的关系是通过孩子建立起来的，女人只不过是充当了延续后代的工具而已，于是才对妻子丽达的情欲大加指责。由于这种要求，在婚姻生活中，女性经常遭遇情感的冷漠。她们既要承受青春的自然流逝，又要忍受被冷漠的孤独，还要压抑自身的女性欲望，于是，心灵的寂寞感与欲望的压抑感导致了她身心的双重创伤。
面对这种创伤，波伏瓦还是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在一个两性平等的社会，……无论男女，他们的身体都有着某些让人难受的要求需要满足，这些都容易适应。因为大家都有此要求，它们对任何人都并非一种污点。承认作为生命的一种冲动是两性共同的体验，而不是消解女性欲望，将她置于一个”被动的””被塑造”的境地。我们必须拒绝让女性的欲望被父权制所消灭，我们应该给她追求快乐的权利，享受愉悦的权利，甚至间或哭泣和愤怒的权利。
三、”他者”身份的创伤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总是扮演着传统赋予她的角色，受男性的控制。波伏瓦认为，在两极思维系统中，女人总是被作为男人的对立面与他相对应，女人是男人的”他者”，而男人正是通过这个”他者”来规定、肯定自己的。所以作为一个个体，女人始终是残缺的，不够完整的，她无力去表达自我，也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这首先表现在她在家庭中”沉默”的身份。
（一）言说的在场，自我的缺席
“语言问题是关系到女性在父权社会地位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没有话语权利，女性就无法得到男性的承认和接受，无法进入权利中心。”[3]（P198）西苏则严格区分了说话（speak）和表达（talk）两个概念：”据说在哲学文本中，女性的武器是语言，因为女性总是在说话，不停的说，唠唠叨叨，口腔里充溢着声音，从嘴里发出的声音。但她们实际上并没有表达，因为她们没有什么可表达的。她们总是居于一个沉默的地方，或者最多让这个地方充满她们声音的回声。这两种情况对她们都没有好处，因为她们仍然处于知识外围。”[3]（P227）
在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中，我们听到伯莎惨烈的叫喊声，然后从罗切斯特先生的口中得知她的罪恶与恐怖。于是，她成为”阁楼上的疯女人”，而在这一被定义的过程中，她自己是没有任何解释辩白的机会的。在权利话语的压制下，她没有表达自我的机会，而总是被指责为”谬误”，成为”空白”和”无声”。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在作品中常常看到，女性不停的说话，但她们并不是在表达思想，因为尽管她们喋喋不休的讲话，但事实是，她们的话语并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品特的戏剧《生日晚会》里，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喜欢唠叨的母亲形象——梅格。这里有一段家里人吃早餐时的对话——
（戏剧一开始，梅格给丈夫彼德端来早餐）
” 梅格 给你，彼德。……好吃吗？
彼德 我还没尝呢。
梅格 我敢打赌你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彼德 我知道。
梅格 那你说是什么？
彼德 炸面包。
梅格 你说对了。
（一分钟后，她和斯坦利的对话。）
梅格 给你，你会喜欢的。……我敢打赌你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斯坦利 我知道。
梅格 那你说是什么呢？
斯坦利 炸面包。
梅格 看来他知道。 ”[3]（P211）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梅格重复的话没有任何分量，她对生活琐碎的喋喋不休恰恰证明了她的孤独与无知。因为她被限定在狭窄的家庭生活中，丈夫对她永远都是一副冷漠的面孔，于是她用说话来引起”男人”的注意，以掩饰自己内心的孤独，但是，她的视野总是局限在简单的吃穿上，她的话语无法表达更多的意义。克里斯蒂瓦认为”父权体制要求女性总是被排除在知识权利之外”[3]（P143）我们看到，在家庭中，梅格自己不会阅读报纸，只能依靠丈夫帮她了解一点报上的新闻，而丈夫告诉她的也只是很有限的东西，诸如某个女人生了孩子等等这类和女人、家庭有关的事情，其它的则闭口不谈。所以，她是通过别人的耳朵倾听，通过别人的眼睛来注视的。她自己没有把握世界的能力，于是陷入了”无知”和”贫乏”的境遇，从而导致了她话语的无意义。”失语”并不是说她缺乏言说的机会，只是因为她无法给自己的话语赋予任何意义，而这些无意义的话语便不足以表达一定的思想。这样长期下来，女性便习惯了在”失语”中沉默。正如有一天，突然给梅格在公开的场合说话的机会，让她在生日晚会上致贺词。她反而语无伦次了。她只是吞吞吐吐的问道：”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应该说些什么呢”……这可以说是长期以来女性话语权被压抑被剥夺的结果。
作为一个人，女性首先陷入”失语”的沉默中，她们无法”表达”，无法”思想”。在男性话语世界中，她们总是呈现匮乏或者缄默，销声匿迹或者默默无闻，在”无知”中经受”失语”的创伤。
（二）”他者”的身份，自我的残缺
由于无法言说，表达自我，女性可能很少会问”我是谁？”她们只是在几种传统限定的角色中为自己找寻位置，妻子的角色或者母亲的责任，但无论她选择哪种身份，都是以”他者”的形象出现的。
我们称她为”女人”，是相对于”男人”而言的。人们常常要求她作为一个”女人”应该怎么样，但很少去关注作为一个”人”，她应该拥有的价值。甚至”在英文中，‘man’可以指男人，也可以指人；而‘woman’却只表示女人，不可以指称人类。”[6]（P18-19）这种对称反映了女人只是从属于男人的一部分，而男人可以是全部，可以是”人”的整体。”女人”的定义割裂了她作为一个人的完整性，成为”他者”。而她扮演的角色也由”女人”的定义来决定。相对于丈夫，她是妻子；相对于孩子，她是母亲。妻子、母亲这些身份将女性限定在家庭生活中，并要求她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这与她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价值是相冲突的。作为妻子、母亲，她的存在总是为别人考虑，她把别人的喜怒哀乐当成自己的，并为他们分担痛苦，照顾他们；而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她是为自己生活的，除了家庭，她可以有自己的追求，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生活方式。她的生活是由她自己来做主的，而不是由别人限定或者控制。
随着女性对”人”的意识的觉醒，她们首先具有了精神创痛，在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自我意识觉醒的女性。她们在经历了创伤之后，开始寻求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价值。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的娜拉，最初是一个温顺可人的女性形象，海尔茂亲切的称她为”小鸟儿”。这个时候的娜拉，作为妻子，意味着服从，不敢也不会去反抗丈夫一家之主的权威；作为母亲，意味着牺牲，她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了照顾孩子和家庭事务上；作为一个女人，意味着取悦，如同玩偶一样被男人操纵，婚前由父亲控制，婚后则把命运交给了丈夫。不管她作为哪一种身份，她都没有想过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价值。直到因为她做了海尔茂认为不应该由女人做的事情之后被指责，她才幡然醒悟。原来自己一直都是被男人的权威所操控的，而她根本没有自己做主的权利，她渴望丈夫给与她爱，而她也希望能够用自己的方式，用她觉得自由的方式，以一个独立的人的身份去爱。但事实上，丈夫只是把她当作”玩偶”，要求她对自己权威的绝对服从，要求她要具有”女性气质”。娜拉认为她做了自己觉得对的事情，她只是一心一意的付出，希望能为丈夫分担忧愁，但是，换来的却是海尔茂粗鲁的责难。这种被玩弄、被操控的命运使她的心灵受到了重创。最终，她决定：我得一个人过日子。这一时刻，意味着她决定从此不再被男性控制，她要过自己的生活。丈夫说她疯了，她是”疯”了。因为找不到真实的自我而疯狂，因为得不到作为一个人本该有的起码的尊重而疯狂，但疯狂是”沉默”与”匮乏”的另一种话语，它更加坚定了娜拉出走的决心。所以，当海尔茂指责她忽略了”最神圣的责任”的时候，她反驳说，她有一个同样神圣的责任，就是对自己的责任。
”……作为个体的存在，她总可以通过具体行为来界定自己，实现自我价值；她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超越自我处境，创造价值。如果一位女性，屈服于女性处境，将自己局限于女性角色，将是残缺不全的。”[6]（P212）从娜拉身上，我们看到，女性一直承受着这种”他者”身份的创伤，她们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男性赋予她们的角色，而使自己作为”人”的身份变得残缺。足够幸运的是，有的女性已经意识到了这点，她们开始关注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权利，并且开始以”人”的身份去追求自己认为对的生活方式。当简爱对罗切斯特先生说：”你以为我是一架没有感情的机器？难道就因为我默默无闻、长相平庸、个子瘦小，就没有灵魂、没有心肠了？你错了！如果上帝赐予我足够的财富或者美貌，我会让你像我爱你一样的爱我。我不是根据习俗、常规，而是我的灵魂在和你的灵魂对话，我们在上帝眼里是平等的……”她是在捍卫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随着娜拉离开，门关上时”啪”的一响，戏剧嘎然而止。我们无法得知她将到哪里去，她的命运怎么样，但就她出走的行为本身却拥有了更为深刻的含义。表明她面对创伤，有了拒绝、反抗的勇气，表明女性对于自身价值、人格尊严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她们在屈辱中逐渐发现自己，超越自己。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上面我们提到的文学中的女性创伤也折射出了女性在生活中的真实经历，一切都如波伏瓦《第二性》中的论断：”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成长为女人的”。在这一成长过程中，伴随着各种各样的从身体到心灵的创伤。面对这些创伤，女性应该如何自处，才是我们最为关注的。首先，女性应该有一种需要，对”知识和权利”的需要，她要了解世界，拥有知识，然后才会有言说表达的权利，才能拥有自己的”思想”，没有知识和思想才是真正的”缺乏”。在这种思想中，她不会将自己的性别视为劣等，更不会因生理的差异而贬低自己，觉得自己是不完整的。而且，她应该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不依附于男人。”丈夫是有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6]（P87）缺乏经济来源，难免沦为男人的附属品。只有依靠自己，首先有了经济来源，女性才可以确立自己的独立地位。从社会角度来讲，”既要从根本上消除两性之间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又要消除建立在‘两性对立’基础上的社会意识、思维方式和道德伦理价值标准，将二者统一于人的范畴之中。”[6]（P70）消解女性创伤，除了要解除束缚她们身体的沉重服饰，保护、尊重她们的身体，更为重要的是，赋予她们”人”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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