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意识、批评立场和九十年代女性写作——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第三届学术研讨会综述
荒林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中华文学基金会、厦门大学中文系、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暨福建省文联、《台湾文学选刊》等联合发起召开的“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第三届学术研讨会”于1997年11月22日至24日在厦门举行。这是继1995年北京首届、1996年南京二届后,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又一次学术氛围浓厚、证明相当激烈的研讨会。来自大陆各地及香港、台湾地区、日本、韩国的女性文学研究者公60人出席研讨。女作家舒婷、胡辛、王英 琦、张冀雪、陈志红等应邀赴会。本次会议议题 为“女性文学本体特征研究”，侧重对当代女性 文学及其批评本身的反思。与会专家学者所撰 写论文和发言，从各个角度切人当代女性文学 写作和批评的实践，显示出相当自觉的问题意 识和实事求是精神’总结经验和提取问题,命名 和质疑，开放多元的思想使会议充满勃勃生机。
―、中国女性文学现代性定位
本次研讨会第一专题为“女性文学现代性 研究”，不少学者以“现代性”为关键词，阐发女性 与现代性、女性文学与现代性之共生关系，认为 离开现代性无从谈论女性文学的本质。刘思谦 (河南大学文学院）发言尖锐地指出：“如果说现 代性是新文学有别于传统文学的特质，那么女性 文学是不是现代性的新文学，这个问题我们回避 得太久。而回答这个问题，实在是我国女性文学 研究的起点。”她的论文《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 性》，叙述分析中国女性文学诞生的现代动因，认 为世界范围的女性文学只能出现 在现代工业革命和民主主义革命 及宗教改革之后的农业社会向现 代工商业社会的转型期间，出现 在现代人文思想深人人心并逐渐 深化和具体化这一人类历史不可 逆转的人的现代性进程之中；中 国女性文学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 开端’正是因为女性对自己作为 人的价值理想的群体性觉醒，出 现在第一批现代女作家——五四 女作家——的作品中。刘思谦剖 析中国女性文学现代性构成，认 为就写作主体而言，从五四女作 家对人生的意义和“何处是归程” 的探询开始到80、90年代的女性 自我认识自我价值的探寻，大体 上经历了 “人”（和男人一样的） ——女人（和男人不一样的） tA (是独立的提升了的具 体个人：将做人与做女人统一起 来)这样一个曲折艰难的过程;就 女作家想象话语和文学形态建构 而言，有来自资本主义启蒙思想 资源的“女性文学”（注重人的解 放和价值实现)、有来自以马克思 主义社会思想资源的“妇女文学” (像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式 的对社会解放和人的社会功能的侧重）和来自女权主义思想影响的“女性 主义文学”（强调女性的权力和个人的存 在意义）这三种有时独立有时并存的样 态。刘思谦认为,理解中国女性文学现代 性的丰富与复杂，意识到中国女性文学 存在发展的合理性和规律性，必须选择 一种女性人文主义理论，达成女性人文 理想的价值立场和“人——女人个 人”这一综合的阅读批评视角的结合；她 指出无视中国女性文学现代性的某些批 评论调，比如将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划 分为“政治文本”与“性别文本”的做法,其 实质在于将“性别”与“人”割裂开来的传 统男性中心批评立场。
盛英（天津作协）发言呼应刘思谦 观点，认为坚持人的自觉与女性的自觉 两面旗帜，抵拒“性别”与“人”的分裂， 在物质主义的今天，既是女性批评的原 则，也必须是女作家写作的操守之一。 她的论文《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的发 展及其特征》指出，90年代女性写作的 现代性特征，即勇于在金钱、权力和性 三方面作出现实言说，发现物质力量对 于人性的作用与反作用，从而思考人性 提升途径。但盛英对刘思谦的“人—— 女人一个人视角表示质疑，她反对 女性文学的个人化，认为在宏观的叙述 中解构和进人历史是女性文学确切有 力的方式。
任一鸣(新疆昌专)《中国女性文学现代衍进的宏观轨迹》提出: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视角, 即将女性意识的现代殖变作为贯穿整个研究的纽带和立论的基点” , 她认为中国女性文学现代衍进的历史, 也是中国知识女性精神觉醒、境界升华的历程。她的论文以八十、九十年代女性文学命题和衍进态势为例,论证女性现代意识擅变对于中国女性文学演进的直接影响, 认为以张洁《方舟》、张辛欣《同一地平线上》为代表的追寻自我的女性文学, 从社会学、从女性心理学的角度, 表达了对女性实现社会价值中两难处境的社会抗争, 企望以非传统的崭新的女性世界的价值标准对传统的男性中心文化对女性的价值衡量标准提出修正或改革, 寄希望于实现女性自我价值的社会文明与进步; 以王安忆的<弟兄们》、《叔叔的故事》为代表的女性主义文学, 则从叙事学、文体学的角度, 向菲勒斯男性中心文化提出挑战, 试图突破男性中心文化的诸多对于女性话语的围困, 企望展示女性历史主体无名、无话语的“地表”之下生存的真相, 不仅对女性主体“浮出历史地表”进行呼唤, 而且从根本上对被男性中心文化围困下的, 被弃化的女性主体进行置疑, 尤其对文学中男性叙事模式所造就的男性中心神话(典型的如张贤亮的《绿化树》) , 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游戏与解构。她进一步认为, 对于以张洁为代表的追寻自我的女性文学目标明确的“需求的实现” , 以王安忆为代表的女性主义文学则强调“欲望的追求”。王安忆在这些作品中所呈现的是生命的本身而不是生命的抚慰品。这一点恰恰是中国女性文学现代衍进极为重要的标志之一。它是在批判传统的两性不平等关系的基础上, 将女性作为一个独立自主有思想感情欲望的人, 尤其是有创造欲望的人加以肯定的。
上述关于女性文学现代性视野互不相同却互为补充的阐述, 不仅基于这样的共识, 即承认中国女性文学的产生源自中国社会现代转型, 其发展和推进的过程, 正是中国女性现代意识即个性、性别立场觉醒与书写的过程; 而且建立于对“女性文学”物质景观实事求是的考察和可能的命名。这是本次研讨会进一步深人女性文学理论研究的前提。会议尽管再次存在对“女性文学”概念的质疑与争论(例如南帆等在会上的发难) ,但已超越以往对话所纠缠的“究竟是否存在女性文学”或“女性文学是否成立”的浅层问题, 进人到如何研究女性文学的真正问题探讨层面。
二、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反思
中国女性文学批评话语资源, 主要来自西方女权主义理论; 一方面中国女性文学物质存在复杂多样,另方面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派别纷繁, 理论与实践互为选择的情形如何? 目前中国女性文学批评主要存在着什么样问题? 参加研讨会的女性文学理沦翻译家和文艺理论家们就此展开广泛深入探讨。
林树明( 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 回顾中国译介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过程,认为19 81 年朱虹《当代法国小说序》、19 8 3 年《美国当代文学史·美国当代女性文学》介绍, 是中国自觉引进女性文学理论的开始, 其时中国人的解放潮流和女作家的涌现, 正好构成一个可以接受的环境气候。19 8 8一19 89 年是中国引进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第一个高峰期, 这期间《上海文论》以专辑形式推出了西方女权主义理论, 为了适应中国读者阅读心理,已采用“女性主义”一词代替“女权主义”译名;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一书, 河南人民出版社的(浮出历史地表》就是完全采用西方女权主义理论阐释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林树明认为, 和其他西方文化思潮相比, 女权主义理沦在八十年代末更多地也更快地渗人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实践, 并且影响了中国女作家的创作取向。八十、九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的极度繁荣, 是与中国女性文学批评促进紧密相关的。1995 年世妇会前后, 中国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介绍再度形成一个高峰, 西方女性主义各种流派被同时引人, 它们与中国女作家盛极一时的创作互相辉映, 形成中国女性文学奇观。从理论译介者的立场, 林树明说, 他更关心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对于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吸收消化情况, 事实上在创作和批评的盛况下潜伏着令人忧心的危机,其一是我们集束式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批评、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批评、第三世界女权主义批评及同性恋女权主义批评, 而要消化它们是需要更深了解西方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情境、也需要时间的; 其二是新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信息与民族语境发生共鸣的因素研究, 一直是女性批评理论薄弱的环节, 追逐新异的批评与创作究竟离我们生存实际有怎样距离, 如何作出观照? 其三, 女性文学批评的要害在于获取女性文化建构空间, 在根本上也就是获取男女平等的文化处境, 目前的理论操作如何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 特别是进入文学史、文学教材的改写, 始终是悬而未决的课题。
陈顺馨(香港岭南学院翻译系)也从翻译接受的角度, 谈到她对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忧虑, 她指出西方女权运动强调的是外在权力争取, 而女性主义则是一种文化建构立场, 由女权主义到女性主义的深化, 在西方女性批评那里是从反抗进入反思的结果。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全盘接受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同时,倘若缺乏一种处境意识, 不能结合不同现实文化情境理解和消化, 她担心会丧失“反思”深度, 无法做到接受理论应该与实践相结合、从而获取破和立的两种能力, 她质疑道, 目前西方女性主义者们探讨的女性写作本身是什么? 女性写作有无特别风格等本质性问题是否也是中国的女性文学批评也必须解决的问题?
和上述观点不同, 《我的种种自相矛盾的观点和不重要的立场》体现出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社科部)特有的理论自审态度, 她从批评家反思实践的角度, 提出回到中国的、具体的语言情境中谈论中国的女性文学及其批评。她说, 以八十年代语境为例, 人道主义潮流所追求的人的解放既是男人的解放也是女人的解放, 这是一个无性别时代的反叛, 曾被取消的不仅是女性也是男性, 不仅性别是一片空白, 许许多多人性的领域都是空白, 对于这样的语境来说, 承认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是一种公正, 宣称我是一个男性主义者也是一种公正。就九十年代中国的国情而言, 西方女权运动所倡导的女权要求, 可以具体化为政治关心, “为什么我们不关心政治?”如女性的参政问题、女大学生的分配问题等等。崔卫平认为既关心政治又关心文学并不矛盾, 关键在于给出足够女权主义天地, 也给出足够文学的天地, 并且将政治与文学区别开来。女性文学批评应当有文学的立场、文学的标准, “我们如果只从被取消和压抑的立场言说, 很难产生优秀的文学; 仅仅从受苦经历得出对抗和愤怒结论, 我们会被带向相反方向、非智慧方向。”崔卫平认为女性文学批评有责任防止当下物质主义潮流对性别立场的利用,使性别问题成为商业卖点; 严格的文学尺度也许能保证女性文学及其批评向前迈进。
与崔卫平的思考相接近, 王光明(福建师大中文系) 主张文学批评家的任务是《在语言的领域里工作》, 不能只看一位女作家是否表达了性别问题, 而应看她怎么表达、表达得怎么样; 这个原则也同样可以用来衡量男作家。八十、九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的繁荣, 归根到底是中国的女性问题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文学的表达, 事实上这些问题并不抽象存在, 女性意识觉醒是人性觉醒的进一步, 而文学意识的自觉才使女性意识获得语言形式。他说, 那些女性意识最强的作品, 并不一定是最好的作品, 反过来, 优秀的文学作品, 也不一定有强烈女性意识。王光明以被认为是女性主义诗歌的代表诗人翟永明的诗作为例, 说明女性意识与文学意识双重自觉并且在语言上成了事实, 才可以产生真正好的女性文学的观点。他认为翟永明近作《黑夜里的素歌》比《女人》(组诗) 优秀之处, 即在前者把女性意识转化成了一种语言方式, 具体地来说就是女儿与母亲的对话形式, 而后者却把女性意识凸现在诗歌语言之外, 没有内在化为语言的血肉, 表现的女性意识还带着崔卫平所指的对抗或愤怒情绪。王光明提出中国女性文学在世妇会推波助澜达到高潮之后, 应当有一个沉潜的自我反思的阶段; 中国女性文学批评, 也必须从鼓掌叫好, 回到对于文本的客观评价和可能的学术规范运用上来。这就与谢玉娥关于应当探讨女性文学学科建设的建议不谋而合。
谢玉娥在她的论文《女性文学: 面向新世纪的话语变革和实践—中国女性文学本体特征初论》中, 提出一系列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问题并结合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实践作出尝试性解答。她的第一个观点认为, 女性文学是女性的“自我言说” , 是女性在历史的机遇中争来的一份来之不易的“自我言说”的话语权。虽然西方女权运动召唤了中国妇女解放, 但中国文坛第一次响起女性群体的声音, 是中国女性的“自我言说”。由“我是我自己的, 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到“女人也是人……; ”“因为你是女人, 你将格外地不幸……”再到“站在同一地平线上……”“你不可改变我”终于敢于“公开”《私人生活》, 展开《一个人的战争》和《说吧, 房间》, 中国女性的“自我言说”推进和扩大, 发生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之中,中国女性文学是中国女性自己实现的“自我言说”话语权。谢玉娥的第二个观点认为, 女性文学不是“无性文学”。由于来自“自我言说”及其话语权的争取,女性文学的核心词语“女性”体现了女性主体意识、主人意识, “女性”是自然性别与文化性别的统一, “女性文学”是“新性”与“新文学”的统一。据此谢玉娥对“性别立场”和“文学立场”分割开来的批评策略表示怀疑, 她担心“纯粹”的文学要求有可能重蹈传统男性中心批评的覆辙。在她看来, 西方女性主义文化建构设想对于中国语境而言, 还要具体化为话语权的自觉。她说在中国,女性文学不同于“妇女文学” , 其中包含着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根本内涵。原英文Woman 一词反映不出“女性、妇女”不同词语之间含义的差别, 而在中国语言文化中传统袭用的“妇女”明显是男性中心话语, “女性”则是五四新文化“女性自我言说”结果。谢玉娥的另一个观点认为, 女性文学是一门新学科。基于目前使用“女性文学”的种种界说迷误,除应当根本划清“女性文学”与“妇女文学”的界线, 还应把“女性文学”学科与“女性文学作品”严格区分开来。谢玉娥根据她多年搜集整理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资料得出结论, 中国女性文学正在成为一门学科, 它是中国女性学与文艺学相交叉而产生的一门交叉学科, 同时亦可视作女性学、文艺学的各分支学科。它的基本框架或主要内容有三个部分: 其一是女性写作, 具有女性主体意识的女性文学的根本属性, 规定了“女性写作”是具有女性主体意识的写作,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的写作是女性写作的不同表现形态, 女性写作无禁区, 关键在于怎么写和写得怎么样。其二是女性批评, 同“女性写作”一样, 女性文学的根本属性规定了“女性批评”是具有女性主体意识的批评。中国“女性批评”系借鉴西方的“女性主义批评”而来, 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本土化。其三是女性文本, 体现了女性主体意识的女性写作本文和女性批评本文, 共同构成女性文体的内涵。女性主体意识在女性文本中的具体呈现, 就是女性话语包括女性写作话语、女性批评话语。
尽管谢玉娥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现实所做的理论思考, 仍未逸出西方女权理论框架, 却敏锐地浦捉到了中国女性文学自身的特点, 也发现了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在借用西方女权理论资源时所做的改造。这在某种意义上回答了林树明、陈顺馨等对中国女性文学批评运用西方理论话语情况的疑问; 在另一方面, 则应和了崔卫平、王光明等对于中国女性文学现实情形的关注。诚如昊思敬(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 发言指出, 近年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在充分借鉴、实践的基础上日益走向成熟, 一支以女性批评者为主体的女性文学研究队伍的逐渐形成, 一批有相当水平的女性批评论著的先后面世, 事<p_yxc_实上正是女性文学研究学科化工作的组成部分。或许中国女性文学批评体系的建立过程, 也即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话语与中国女性文学现实互为发现、映证和提取问题、解决问题并由此涌现新的理论话语过程。如同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开放性一样, 中国女性批评的反思和实践也不会是封闭的。张慧敏(北京艺术研究院) 《张洁文本批评的批评》, 就例举八十、九十年代以来张洁批评的代表性观点, 溯源各种观点的话语来源和实际构成, 认为每一种批评在敞开一个问题的同时, 就遮蔽了另一个问题, 每一次理论的引证运用, 同时带来系列潜文本作用, 因此批评具有非完结的开放性。
三、九十年代女性写作与文本研究
理论反思的目的在于更好地界人实践, 九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活力,可以从其始终与创作同步的实践略窥一斑。与前两届会议相似的情形, 是有关九十年代女性写作和文本研究的话题, 成为与会专家学者们热切的关注。
“如果说, 八十年代的女性写作犹如涉渡之舟, 女性知识分子与男性同道的文化努力共同背负着、推进着一场伟大的进军, 一次由黑暗艰辛的此岸向黄金彼岸的涉渡, 那么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便如同一场幻影密布、岐路横生的镜城突围。”戴锦华(北京大学中文系) 向会议提交的论文《突围与奇遇—九十年代女性写作》,描述了九十年代女性写作的复杂状貌, 对其行进过程中引人注意的精英的、大众的、主流的、边缘的诸共时状态作出分析,指出对九十年代的文学与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时, 始终应保持复杂头脑, 任何一个单一视角的分析、批判均可能落人陷井。比如在整个文化视野中沸沸扬扬的“私人写作”话题, 原来本不是女性的问题, 却被解读为“女性”的“私人写作” ; 而陈染、林白式的“我的自我、我的身体”主题的自觉表达, 在面对社会伪道士的攻击时, 同时面对用男性窥视视角来说明是女性的暴露的阐释; 比如世妇会的召开原本是女性写作的一个历史契机, 却在某种程度被利用而加剧了女性写作商品化; 又比如肯定和赞美“个人化写作”的潜台词, 是把妇女赶回私人的空间, 等等。女性主体的想象与构造颇似镜城遭遇, 始终处于突围与陷落的双重经历; 描述女性写作的事实, 意味着必须剖析九十年代女性写作的语境构成。戴锦华指出: “九十年代, 女性所面临的文化情境要丰富复杂得多。一边是急剧推进的现代化、商业化进程, 不仅事实上不断恶化着女性的生存环境, 而且是经商业包装而翻新的传统女性规范的涌流;在另一边, 男性写作不断丰富着某种阴险莫测、歇斯底理、.欲壑难填的女性形象, 作为一个新的文化停泊地, 用以有效地移置自身所承受的创伤体验与社会性焦虑。与此同时, 商业化进程所造成的主流社会及话语的裂解与多元化, 在制造着挤压女性的社会力量的同时, 也造成着新的裂隙、诱惑与可能。”因此, 她认为九十年代女性写作在事实上成为女性文化的临界点。那么, 女性写作是否能在“突围”和“奇遇”之间描出其临界种种, 并因此而体现出女性文化生长前景与方向?
林丹娅(厦门大学中文系) 在《她们已走多远——关于中国城市女性文本》的发言中, 从女性文化建构角度, 描述了九十年代女性写作特征。她认为“沿着八十年代二张对现代女性角色文化本质的剖示向今天走来, 我们几乎能够说已经进人了审视这近百年来女性文化蜕变的形式前沿。与前阶段二张仍旧把自身置放于男性话语系统中观照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关系不同, 一种力图突兀于男性话语系统之外, 与之形成相抗衡的女性话语, 已被女作家有意识地在观照自身于两性关系的关系中进行操作。它表明,一种异于男性话语中心历史的女性视点, 女性立场一一那些经由传统文化温床而滋长的异质抗体, 经由现代女权思潮的鼓荡—终于在这里破土而出。”林丹娅以神话传说中男人/ 女人沪城市的故事, 与现代女性写作中女人/ 男人/ 城市的想象, 为对比分析典型样, 说明女性文化被埋没而再浮升的过程, 男性书写对于女性文化的覆盖作用和女性写作对于女性文化凸现的具体意味。从女性文化凸现的代表意义上, 她称陈染为孤独的飞行者— (女性文化)个体体验再现者, 因为陈染的女性写作方式是以个体为通道口, 开启了一个来自于集体的极其深广的记忆; 而林白则被指认为是致命的飞翔者— (女性文化)集体体验的再现者, 因为在林白文本中阅读者常常遇到的“我们” : 所有姐妹的性关系都在“我们”的通感之中, 所有女性个体的性关系经历总是在她本文中的交缠中一起, 成为“我们”共同的性关系本质与性关系史。
作为个案分析, 荒林在她的论文《林白小说: 女性欲望的叙述》中, 将九十年代商业语境与女性写作的文化寓言性质, 作了详细剖解, 在她看来, 商业处境或现代城市环境, 为女性欲望包括身体的欲望、创造的欲望、进入象征文化秩序的欲望实现提供了可能和必然; 与此同时打破新的女性规范制约, 不能不在欲望展现和实现的悖论之间进行。她指出尽管林白小说遭遇种种歪曲和误读, 但真正有力的批评应当维护女性主义立场, 引导女性文本对于既成语境打破和衔接新的可能语境。她认为女性阅读和女性批评及女性写作互动将有效扩展女性上方那片狭窄天空。从文化建构立场,荒林主张两性对话—在文学批评中建立双性视角或进一步的实践性别责任意识, 有可能为女性写作创造良性环境。王光明/ 荒林《两性对话: 中国女性文学十五年》, 即尝试从双性视角考察自《方舟》“性别群体”诞生以来, 中国女性文学作为独立的女性话语生长, 为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化生长所提供的崭新质素, 认为九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繁荣的事实, 其实是中国社会实现真正现代转型在文学和文化上的直接呈现和标识。
金燕玉(江苏省社科院) 的《林白与女性化写作》发言, 则进一步就林白的写作方式与文本构造, 作出写作和文化的评价, 她认为, 在林白之前, 中国当代女作家们大多在追求“超越性别”的写作目标, 尽管她们大量地描写女性、为女性呼喊, 但是她们不愿认同女作家的身份和女性文学的归类; 在林白的作品中, 叙述者“我”代表着她的女性写作立场在诉说女性故事, 她所诉说的女性也在反映着这种立场, 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女性化写作的内在结构。她分析林白小__说文本, 认为无论是“故乡的亡灵” , 还是都市的幽灵, 或者是“我(多米)”的生涯, 都具有林白女性化写作的标志和深度, 那就是从女性生命的独特性去认识性, 也从性的角度去认识女性。其中隐含着女性性意识觉醒和女性身体意识觉醒的女性文化的底蕴。然而, 竹伪人类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 女性文化竟究有其怎样生成和发展的过程? 曾经被压抑的“性意识”和女性身体的浮出和自我言说, 带出的是有关女性文化历史的深长之思。
谭国根(香港中文大学) 作了《西西小说<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 的女性主体意识与` 阴性’想像》的发言, 即从女性文本探掘女性文化底蕴的复杂。他指出, 在形式上, 西西的作品集古今中外之所长, 借鉴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各种表现手法, 以香港的现实, 处理中国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化和人生。然而, 在西西的视角里, 文化的混杂和历史的转变, 却带出一连串有关现代香港中国人的灵魂深处的多少个谜语! 谭国根分析《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情节构成, 认为女主角“我”与男朋友夏的恋情矛盾, 说到底是女性意识中内在空间与外在空间的矛盾, “我”与死人打交道的“阴间”体验不断投射到“我”作为女人的自我意识之中, 其结果就是, 女主角“我”一面说自己的故事, 又一面为自己的经历和感情寻求解脱。叙事者因而又成了解读者。在自我解读的过程中, 女主角“我”以她的“阴闻阴性”(她的生存空间) 的想像, 投影到“阳间阳性”的经历。女主角每一次作这种想像的时候,都以“预兆”的形式, 带出命运的不可抗拒。据此, 谭国根认为《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文本, 其实是中国传统以阴阳分男女的文化/ 心理解读。西西在叙写一位现代女性命运的时候, 同时在解读一位文化所形成女性的行为逻辑密码。他的结论引起不少学者兴趣, 认为解构文本潜人文化积淀, 确乎要面对女性文化构造的复杂性和难辨特征。但也有人认为以某种方式去透视或发现女性文化要素, 或许只_______是一种偏激的立场和乌托邦设想, 因为人类行为的文化特征并非性别可以归类, 它可能不仅受制于传统,还受限于地区和民族等等。如果说九十年代女性写作所提供的文本, 是女性文化自觉的实践, 也同时是诸种文化聚合的事实。张燕玲( 广西文联《南方文坛》) 提交的论文《回归之路与理性自觉》, 首次在女性文学研讨中探究少数民族女作家创作问题, 她指出近10年, “在各项重要文学奖中连连夺魁者, 却有一批熠熠生辉的美丽名字: 马瑞芳、霍达、赵玫、边玲玲、庞天舒……她们用生命润化出来的民族的女性文化品格, 无疑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增添了一道绚丽的彩虹。”张燕玲分析少数民族作家创作无一例外地曾经过寻根的“回归之路”的特征, 认为她们写民族生活的作品都是现代民族知识女性对本民族全方位的观照透视, 观照的方式是在各自进行的民族文化的“寻根”远足中, 显示女性色彩和理性自觉。注意到女性的回归之路与民族的回归之路有异曲同工之处, 张燕玲发现少数民族女作家爱与美的女性主题与表现手法的统一,她认为“她们及其作品的民族女性已经获得了自己塑造白己的自觉, 而这一文化品格正是新时代新女性的特有景观。”
王淑秧(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则在她《本色与体现》发言中, 分析台湾女作家金东方长篇小说《母兮鞠我》对人物形象、孙权之母吴昊的塑造, 认为抽象的女性文化不可能在己有父权话语中寻找, 女作家对母亲、女性形象的理想化处理, 体现了女性文化的实质即对历史进行想象与改写。阎纯德(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道路》, 纵向描述中国女性文学发展过程, 也认为女性文学的发展道路展示的便是女性文化生长、擅变的历史, 具体地就是从女奴到女人的女性主体生长历史。
围绕九十年代女性写作和文本研究展开争鸣, 也可以说是对女性文学现代性作进一步辨析, 因为九十年代女性写作及其文本的丰富复杂, 展示的正是中国女性文化现代建构过程及其现代形态的丰富复杂—在此种意义上, 研讨会也即是女性文学批评反思的进一步反思和具体展开。诚如万燕(深圳大学师院)《从徐坤看中国女性创作的成熟》发言指出, 九十年代女性写作的文化自觉, 具体体现为叙述和艺术手段的全面自觉, 而如何把握和引导这种自觉, 将是女性文学批评的当务之急。
（《南方文坛》1998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