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研究的前沿·边缘·后援
——第十一届中国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张柱林
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也碰到了一些亟待探讨和厘清的问题，需要总结和反思，正是在这种情况下，2013年11月8日至10日，第十一届中国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在广西南宁举行。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科研机构和媒体等单位的90多位代表云集美丽的绿城，参加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主办、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承办的这次盛会。乔以钢教授（南开大学）在大会上总结近来女性文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时指出，女性文学学科在国家普通高等教育体系中已占有一席之地，高层次专业人才培养取得成绩，多所高校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招收和培养女性文学及性别研究方向的博士生；科研收获颇丰，近年发表女性文学研究论文两千多篇，出版相关著作数十部，多个项目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支持，多项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学术研讨和学术交流活跃；特别可喜的是，女性文学研究队伍在年龄、学历结构等方面发生重要变化，一批具有坚实理论基础、受到良好学术训练的青年学人成长为女性文学研究的生力军。
这次研讨会除传统的“中国女性文学作家作品研究”这一主题外，还设计了两个主题：“传媒时代的女性文学与文化理论研究”与“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与文化研究”，还特别增设了“青年学者论坛”这一环节。这些主题和环节的增设反映了女性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深入与发展，也是学术研究对时代状况的回应。从会议提交的论文和讨论的情形来看，中国当代的女性文学研究显示了自己的力量，既有对学术问题的敏锐穿透，也有对现实状况的有力介入，一方面是深厚的学术视野，一方面是热情的社会关怀。
中国和整个世界一样，正在从平面文字文化转向电子传媒文化，所以这次设置的“传媒时代的女性文学与文化理论研究”议题可以说是抓住了时代的命脉，得到了诸多与会专家学者的回应。林丹娅（厦门大学）的《近年女作家乡土写作伦理观变化之探》没有从正面进入这一问题，但却以一种迂回的方式特别深入地触及了问题的要害。林丹娅敏锐地观察到，在许多女作家的乡土写作中，处于传统乡土文化与现代城市文化夹缝中的农民，其伦理观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态势，其生存伦理变迁、价值观念转变、道德困境等问题，引起一些女作家的格外关注，她们的乡土文学写作，不仅大大丰富了乡土文学的内涵与表现，同时也警醒人们对城乡变迁中乡土伦理状况的关注与反思。李运抟（广西民族大学）的《女性书写：观念化到经验呈现的转变意义》则从另一个侧面探讨了同一问题，即女性书写原先呈现出一种概念先行的特点，而现在越来越倾向反映日常生活的直接经验。如果说电子传媒常常导致一种模式式、概念化，那么重视差异的乡土、日常生活书写，当然就呈现了另外一种正面价值，这可以视为以上两个大会发言的深层肌理。
可以将女性文学研究应对大众电子传媒时代的来临的研究策略粗略地分为两种，一是发掘只有传统文字文本才能充分体现审美或文化价值的特质，前述林丹娅和李运抟的意见即是例子；另一种是直接或间接地进入大众传媒文本或文化分析。后者当然是采取了直面现实的态度，积极运用各种分析手段，包括传统的文本解读方式，正面进入大众传媒的新领域。蔚蓝（湖北大学）在其《非主流女性写作的兴盛与未来前景》的会议发言中，关注网络中的非专业化的女性写作，也提出目前理论批评的相对缺乏，期待相关的研究和分析的跟进。朱育颖（合肥学院）在《新媒体语境中的N个话题》中结合六六的创作指出，基于数字化平台的新媒体，具有信息的开放性、传播的便捷性、传受的互动性的特点，改变了文学创作与文学阅读的状况。在新媒体语境中，由于视觉文化的渗透与影视的收编, 小说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陆正兰（四川大学）的《流行歌曲：性别文化研究的一个特殊场域》则将视野扩展到“流行歌曲”即“大众歌曲”中，力图展现流行歌曲中容易被遮蔽的文本性别性，并着重指出，中国流行歌曲有特殊的性别文化生成和传播机制，在传统观念、商业机制和当代情感的多重合力中，更能反映出当代社会新的性别伦理关系诉求。李晓丽（中华女子学院）《网络热点性与性别事件的性别视角——从2012年北京车展中的车模事件说起》则聚焦于2012年车展中车模大尺度着装所引发的传媒热点和广泛争议，认为这些网络空间的话题和事件，其实是社会性观念和两性关系发展的缩影，也是当前中国性与性别矛盾、冲突驳杂展现的舞台，是当下中国性与性别生态多层次、全方位的聚焦和展览。毫无疑问，这些研究视角有助于拓展女性文学和性别研究的新领域，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有可能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
无可否认，大众传媒时代与消费时代紧紧纠缠在一起，对传统的文学形式，包括女性文学构成了巨大的冲击与挑战。郭力（哈尔滨师范大学）《消费时代女性身体写作的言说困境》在肯定新生代女作家写作中的个人化立场与生命体验的积极意义时，也对消费时代女性文学身体写作的生命伦理建构问题表示忧虑。关注同一问题的还有刘莎（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媒体时代女性身份建构的困境》等论文，而房伟（山东师范大学）对卫慧《上海宝贝》的重读也是出于相近的问题意识。吴玉杰（辽宁大学）的《传媒时代女性文学的经典性追求》将注重原创性与审美性作为女性文学对抗具有男性霸权色彩的消费文化的手段。她认为，在传媒时代消费文化的狂潮中，女性、女作家、女性文学往往成为被过度消费的对象，在诸多表面堂皇的尊重中掩盖着更加无形却无处不在的男性话语霸权。所以女性文学写作应该高扬女性主体性，侧重于表现生命的情致而不是生命的热闹，侧重于无为的“务实”而不是有意以性别取悦受众的媚俗。马春花（中国海洋大学）在题为《如何在全球本土化历史中叙述中国女性》的发言中提出，中国女性主义理论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沾上西方中心主义的弊病，往往会导致一种“不即物”的论述状况。“不即物”的女性主义论述一方面使性别脱离其发生流变的历史脉络，忽略中国社会变迁的内部动力与妇女解放思想的本土资源；另一方面也容易将西方女权运动标准化和普遍化，从而牺牲了具体时空中的中国女性的复杂的主体性样态，所以必须将中国的性别研究历史化。类似的思考包括王纯菲（辽宁大学），她指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存在着瓶颈，必须建立中国性别伦理学和性别诗学，寻找女性文学民族主体性的建构道路。刘慧英（中国现代文学馆）《男性话语对妇女问题的主导——论中国女性文学的传统之一》与常彬（河北大学）《在妇德与情色之间：中国女性审美历程》则将自己的研究目标指向中国女性文学中根深蒂固的男性话语霸权，在男权统治中女性常常被“他者”化。
必须承认的是，女性文学或性别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或学术方法，而是带着非常强烈的政治性和历史性，甚至可以说持有反面观点的人也体现了这种政治性，本次研讨会的许多论文和发言都涉及到性别与阶级、民族∕种族的关联也证明了这一点。王侃（杭州师范大学）《小论“性别政治”》的着眼点正在于所谓性别研究的政治性，据他所言，试图将女性文学或性别研究“去政治化”是徒劳的。赵思奇（河南大学）以贝尔·胡克斯为例，探讨黑人女性文学传统的缺失与建构，这是将性别问题与种族问题勾连在一起。而郑国庆（厦门大学）在自己的发言中，介绍了台湾女权运动的激进代表人物何春蕤的《豪爽女人》及相关著作《呼唤台湾新女性：<豪爽女人>谁不爽？》，指出所谓男女关系中的“赚赔逻辑”实乃男权统治的逻辑，由此反思婚姻制度、性革命、情欲解放等等，可以说是相当前沿的问题。他还用上海地铁性骚扰事件发生后引发的争议作为例子，回应“我可以骚，你不能扰”，呼吁女性主义介入社会现实问题，而不是停留在本本上。
将女性文学和性别研究与当今中国的社会问题联系起来，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特点，受到较多关注的论题除了大众传媒与消费文化外，就是城乡差距，这可能是由于农村男劳力大量涌向城市而引发的乡村性别失衡，由于由此反映出的城乡不平等与男女不平等的同构，已经受到中国作家的广泛关注所致。前述林丹娅和李运抟的发言已经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涉及这一问题，而王宇（厦门大学）的《乡土叙事：女性主义本土化的重要场域》则认为，当代乡土女性叙事将性别意识带入一向由男性垄断的乡土叙事领域，呈现被遮蔽、被修改的女性乡土经验，提示乡土经验的复数形态；另一方面，它又将乡土/底层经验带入女性文学中，提示女性经验的复数形态，这对于新世纪女性文学和乡土文学的未来走向都具有前瞻性意义。张瑷（集美大学）《触摸疼痛——“三农”纪实文学的女性视角与情怀》则将视野深入到农村女性的悲剧性生存中，而陈娇华（苏州科技学院）通过对孙惠芬书写城乡关系的小说的分析，认为其中的性别境遇传达和折射出城乡关系，而城乡关系反过来也映现和引导着性别关系走向，两者互为镜像。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当今的中国女性文学与性别研究，确实在深化和拓展，特别是关注前沿问题和“边缘”问题，这里的边缘之所以打上引号，意在强调这是相对的概念，它的重要性并不比所谓的中心、经典差，如乡土女性叙事并不比那些关心都市女性题材的作品意义小。本次研讨会设置“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与文化研究”，其缘由也在于此。会议论文和发言既有对这一主题的宏观思考，也有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细致分析。林树明（贵州师范大学）《少数民族哭嫁歌的彰显功能及叙述结构》显示了作者对哭嫁歌的内容与形式复杂性的深入思考，敏锐地发现了以往的认识中存在的盲区。黄晓娟（广西民族大学）《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发展概论》视野开阔，对相关问题作了全面的鸟瞰和梳理，使原本被主流文学史叙述遮蔽的大量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作品呈现出清晰的面貌。来自新疆昌吉学院的两位学者张华和王志萍则不约而同地关注新疆少数民族女性书写的现状，认为这些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或从体现民族与性别双重身份，或从追寻女性生存空间的角度，关注少数民族女性命运与女性意识的历史与现实。在研讨会小组发言中，由于有三位学者均以朝鲜族女作家金仁顺为讨论对象，成为一时的热点话题，充分发挥了研讨会的交流功能。刘钊（长春师范大学）认为金仁顺虽然经常被归类为具有浓厚都市商业文化气息的“另类”写作群体，但她其实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吴雪丽（西南民族大学）从代际、族群和性别等几个角度考察了金仁顺的创作，认为其作品讲述被遮蔽的故事，寄托女性梦想。而孙琳（东北师范大学）则将重点放在作家的历史小说上，认为其立场来自少数民族的隐秘经验，而如何处理性别与民族的统一，是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李莉（湖北民族学院）、贾剑秋（西南民族大学）、徐寅（南开大学）等人则分别讨论了土家族作家叶梅、藏族作家多吉卓嘎、白族作家丹增曲珍的作品，认为这些作家从自己的民族文化中吸取了有益的营养，同时又反映了本民族女性意识的觉醒过程。与上述学者主要专注于作家文学不同，郭淑梅（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满族说部<乌布西奔妈妈>女性生态叙事》将自己的视野着落在民间口传文化上，认为萨满文化本质上讲，是自然的生态文化，也是女性文化。满族说部《乌布西奔妈妈》体现满族从古至今对女性生存价值的尊重，对女性生态文化传统的珍视。她的研究与林树明的发言构成了一种微妙的对话关系，似乎反映了女性文学研究中可能存在的性别差异。
相当于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与性别研究，台港及海外华文女性文学的研究是另一种“边缘”，现在也受到研究者的青睐。陆卓宁（广西民族大学）《近年海外华文女性文学研究观察与思考》认为，女性创作主体的嬗变与海外华文文学历史、女性叙事批评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范式、女性文学的审美阐释与海外华文文学的诗学建构等，构成了当下海外华文女性文学研究的突出问题。樊洛平（郑州大学）在大会发言中指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坛上，大陆迁台女作家的家庭性别小说，往往以不打旗帜的女性主义姿态，在家庭场域中尖锐地碰撞着诸多性别议题。周海琳（集美大学）同样将学术兴趣集中在1950年代赴台女作家身上，打捞被文学史遗漏的大量作品。比较而言，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则显得深入细致，如王红旗（首都师范大学）《反思与救赎——在陆家四代女人激荡情感史的深处》，相当深入地分析旅美华文女作家施玮的创作，认为她能把“疼痛的感知”锐化为“灵性”、“灵鉴洞照”的书写经验，以历史与问题意识关照社会现实，探索当代信仰危机的“人类病症”的社会原因与心理情绪，寻找人类灵魂深处的“同构性”密码。赵树勤（湖南师范大学）则注意到严歌苓小说中的舞蹈意象，发现其文本总是有意无意地闪现着舞蹈的影子，流露出浓重的舞蹈情结。
与会的学者们还以自己的敏锐的观察和无比的耐心细致地爬梳出一些被遗忘、被遮蔽、被忽视的处于边缘位置的女作家，如王烨（厦门大学）之于国民革命“武汉时期”的女作家陶晶清、邓利（四川师范大学）之于中国当代残疾女作家、刘文菊（韩山师范学院）之于潮州籍女作家许心影等，丰富了我们对于各个时期文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认识。而有些独具眼光的学者则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到一些重要的男性作家的性别修辞与女性观上，从中发现性别政治含义。降红燕（云南大学）《茅盾早期小说中的性别修辞及意义》通过对茅盾小说文本中一些女性描述的解读，认为这位重要作家虽然是五四时期的“妇女主义”者之一，在思想上同情妇女命运，但骨子里并没有摆脱男性对女性的客体欲望化对象的无意识深层心理。刘传霞（济南大学）则分析莫言《丰乳肥臀》生殖崇拜和母性崇拜背后的性别政治，认为作家并没有建立完全超越男性中心的性别认知，也没有因此而建立起女性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肖菊蘋（沧州师范学院）的切入点与之类似，她从文本与生活的双重视角考察了鲁迅复杂的女性观。
本次研讨会上还有许多学者采用较传统的方式讨论作家作品，或将作家的创作与其生活经验联系起来考察，或将作品置于具体的历史背景中进行研究，或用文本细读的方式揭示作品的隐微，也在在展示了女性文学研究的实绩。如徐肖楠（华南理工大学）对魏微的解读、郭剑卿（大同大学）对张爱玲战争书写的探讨、李娟（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对方方小说的分析、王叶青（湖南女子学院）对池莉小说的理解等，都能有所发现，深化了对女性作家作品的认识和理解。
难能可贵的是，本次研讨会还表现了中国女性文学与性别研究本身的反思，许多原先不受重视或被遮蔽的对象、命题、话题进入了讨论的视野，还对中国女性文学的方法论提出了要求。出了前面曾论述过的相关问题外，如杨莉馨（南京师范大学）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性写作之梦的介绍，引起了与会者对西方理论资源本土化的关注。胡明贵（闽南师范大学）对女性主义思潮与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时行了检讨，魏英（西安外国语大学）则以王小波为例，反思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本次研讨会的几个特点和成就，一是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民间口传文学等进入了讨论议题；二是关注传媒热点及社会事件，体现学术关注现实的兴趣；三是一批青年学者茁壮成长，包括男性学者的更多的参与，体现了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旺盛的生命力。大会也提出了当代中国女性文学与性别研究应该注意的问题和进一步开拓的空间，如加强对国外相关理论的翻译引进和吸收，更积极地关注和应对性别文化热点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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