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不敢想象，"文革"开始上小学，初中毕业学历，倘不是"文革"十年浩劫，"读书无用论"大行其道，就我那从废弃图书馆、废品收购站"偷来的"阅读底子，放到今天，说什么也考不上大学呀。父亲不这么看，他说："若不是'文革'，我的女儿是上清华的。"说来笑话，那年月十几岁的孩子读什么书呢，读《马、恩》，读《毛选》，读《鲁迅全集》，读《反杜林论》、《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读《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高尔基》、《狄更斯》、《茅盾》、《巴金》、《郑振铎》，读《三"红"》，读《青春之歌》……，还有每天的《参考消息》、《人民日报》和已经复刊的《人民文学》。就是这么一堆说不上是什么学科方向的"乱读"使我1977年"龙门一跃"（父亲的语言）迈进大学的校园。
毕业时分，在老师的指导下，我的论文作为第一篇由学生写的文章在学报发表。也许就是这篇三千字的小文，注定了我决意中断已经开始、顺风顺水的高校任教生涯；注定了我义无反顾地选择在风起云涌的80年代，先后置身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文学评论》、《文艺报》、《文论报》等文化要冲；选择在已然21世纪的今天仍然忠心耿耿地从事着与学界相关的职业，并以一半个社会虚名保全自己的文坛情结。
最鲜活的记忆始于80年代中，我到北京继续求学。我的导师陈骏涛先生时任《文学评论》编辑部主任，是文学批评界的风云人物。因了他的影响，也因了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在全国文坛的核心地位，我经历了中国新时期文学最好的时光。
譬如，被陈骏涛先生称为"80年代与文学批评有关的最为重要事件"的"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那次会议召开于1986年9月（7-12号）的北京。当时我被安排在会务组，负责代表报到签到。会议正式代表160余人，开幕式那天，竟有近三百人到会，连很少出席这种场合的钱锺书先生都端坐在主席台上。会议开了五天，一批后来在学界扛鼎的人物借这次机缘成为日后的朋友。现在想得起来的，有北京作协的李陀、《人民文学》的林大中、《文艺研究》的吴方、李洁非，《文艺报》的潘凯雄、张陵，上海作协、上海社科院等单位的吴亮、陈思和、王晓明、李?隆⒉滔琛⒅芙槿耍吨泄嗄瓯ā返穆耷苛摇ⅰ度嗣袢毡ā返耐醣鲜ぁ�北京大学的黄子平、季红真、程文超，浙江作协的盛子潮，解放军的朱向前、周政保、黄国柱，《读书》的吴彬、李树声、河南的曾凡、鲁枢元，湖北的于可训，山东的宋遂良……。
这些人多数是中国恢复高考后的1977年、1978年考上大学，1982年春天或秋天毕业，在当时还不算完全意义上的大红大紫，但已经具备了"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势。记得有一个陈姓（陈达专）湖南青年，他已经发表过几篱文章，慕名请与会的上海青年批评家喝咖啡，这些被戏称为"海派批评"的"上海帮"如约而至，但据说聚会中他们彼此只用上海话交谈，聚会结束后竟搞不清那天是谁买单。
在我的记忆中，那次会议的另一个亮点花絮是利用晚上时间临时加的会中会："青年评论家座谈会"。它至今被许多人认为是"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的最大收获。我在这里特别提到它，是因为许多人也许并不知道，包括当事人也许都早已经忘掉，那个会中会是我和《中国青年报》的青年批评家罗强烈最初提议，和《文学评论》的李以建等共同撺掇起来的。我们有感于那次会议的青年批评家阵容整齐、人数不少，而中老年批评家（如王蒙、陈荒煤、冯牧、李泽厚、唐达成、张光年、朱寨、许觉民、刘再复、张炯、何西来、谢冕、刘心武等）的主流声音又占居了会议较多的篇幅，青年一代的看法观点得不到充分表现，某种类似"轼父"的情结像刚刚启封的陈酿，四溢弥漫。或许仅仅是一种情绪使然，我为此找到导师陈骏涛先生报告说与会青年评论家有个要求，又跟当时是《文学评论》理论编辑的李以建等人一通吹风，后来听陈老师说他沟通了其它人包括大会实际主持人、时任文学所所长刘再复的意见，最终得到了会议的首肯。
会议室是我和李以建等人一块儿布置的，开始时间不久房间里就人挤人没有座位了，每个说话人的声音尖锐而遥远，群体性的莫名的激动，只发表过几篇文章先前少人知晓的刘晓波由于一通"新时期文学危机论"在那天晚上一举成名，《深圳青年报》刊登时用了整整一个版的篇幅。只可惜那晚我没能参加全程，陕西与会的王愚先生喝醉了酒，跌跌撞撞险些摔伤，我们会务组找车找人把他送到医院。
我一直不敢苟同"危机论"，当年我是刘再复、李泽厚诸多学说的追随拥护者。但我真的喜欢那种让人血液热起来的氛围，喜欢当年那些诗一样激情的雄辩滔滔的文字。那时候我老是想到那个哥伦比亚传说：在一个奇异的地方，有人不小心咳嗽了一声，天下雨了！--文学批评是什么呢？就是那一声使天气骤然变化的咳嗽！
前几天我去广州参加一个会议，巧遇当年堪称风华的一位知名批评家，他也是77级的，已经年过五十，是个学问做到了炉火纯青却还要持重着不事声张、似有几分裾傲清高的学者。我们说起当年的情景，都端不住了，喜形于色。我们忍不住的激动感染了散座旁边听我们叙旧的若干会议代表，他们出生于60年代、70年代，多为"博导"、博士，在当下的学界风头正健。他们对那时候文坛的人和事格外有兴致，事后几次三番认真地劝我找时间把这些文坛的往事都写下来。他们说：你是亲历者呀！我辩说，完全个人视角，是"野史"呢。他们说：正因如此，弥足珍贵！那一时刻我才明白，所有过去的一切已成历史，80年代，这一代人激情燃烧的岁月已成历史。为《侨报》的这篇"中国恢复高考三十年"征文就作为我这部个性视角中国文坛"野史"的开局篇吧。
但愿我的文字能够比我的生命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