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经文字记录的人生不值一过。——题记
一
1992年2月，来自漳州文联《南方》杂志主编杨西北的一个电话改变了我的命运。
那时我在漳州市浦南中学当语文老师，因为自小就热爱文学且有志于当一名作家，因此一直从事着与文字有关的事务，譬如在漳州师院读书时主编班级刊物《星贝》，担任院文学社《九龙江》杂志的编委，大学期间就有小散文在市级刊物发表，等等。这一切说起来无甚希奇，大抵都是文学青年的必由之路。
1990年起，全国各地大兴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程，我也被约请采写《浦南镇民间文学卷》，白天在学校上课，课余就走乡访村收集散落于村巷间的民间故事、谚语和歌谣，半年下来，居然把书做成并获得市、区宣传部门的表彰，杨西北大抵是在这样的情状下认识我的。
杨西北，男，1951年出生，散文家。其父为漳州现代文学史上三大家之一杨骚（另两大家为林语堂和许地山）。得自乃父遗传，不写诗的杨西北身上有着潜流的浪漫气息，喜穿格子衬衣，牛仔裤，不经意间会顺口吹出悦耳的口哨，还不是单音，而是一支完整的歌曲。话说二月的某一天，我接到杨西北打到家里的电话，约我到文联谈一件与诗有关的事，我自然欣然领命。
漳州文联是整个市府大院唯一漆成乳白色的老式小平房，它独立在一个高高的陡坡上，安静而幽暗。那个下午，文联散发着古旧气息的小会议室里杨西北向我介绍了椅子上一个头发微疏、皮肤微黑、眼睛很大、身材很壮的中年男人：“来，江滨（在漳州，时至今日，大家都叫我黄江滨），介绍一下，这是漳浦诗人道辉，刚从北京回来。”
道辉，1965年出生于福建漳浦县（隶属漳州市），诗人。
言谈间才知，道辉和几个朋友集资要和《南方》杂志合作，编选《中国当代爱情诗鉴赏》一书，当时这类编选方式很流行，大量搜集诗歌爱好者地址，寄去邀请函，待对方把诗寄来后经选合格再发去通知函，让对方交纳一定数量的购书费。80年代末90年代初诗歌还是很兴盛的一种文学样式，加上没有网络，纸刊的发表又很困难，当时的诗歌爱好者用这种方式让自己的作品入选一些选本很普遍。
杨西北知道我爱好诗歌，也在《闽南日报》发表过若干，于是邀请我加盟编委会，业余帮助收发登记各地作者的稿件及购书款。
幽暗的漳州文联因为《鉴赏》的编辑工作而聚集起一个个诗歌爱好者而诗意盎然起来，大家在一起触动和交流，不知不觉，一个小圈子形成了，核心人物自然是道辉。这一个个性顽强的诗歌狂热分子，用他从北京学得的诗歌教义改变着靠近他的人的生命流向和思维走势，并进而改变了他们的语言方式和写作模式，其中尤以最先接近他的我为最，我所视为的道辉对我的启蒙作用缘自于此。
在认识道辉前，我像所有那一时期的大学毕业生一样，在青春期写作的惯性之路上涂了几笔，然后又在浅阅读中喜欢上那些文以载道的东西，家里虽然买了柔刚翻译的《西方超现实主义诗选》、王家新、沈睿合编的诸多西方现代诗选，但因为自身没有进入现代诗写作的缘故，对那些书的感受并不深。认识道辉后，我对诗歌的体认慢慢发生改变。
为什么古人会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里面包含着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区别，一把刀亲自插在你身上和你看到一把刀插在别人身上那种感受是不同的。道辉的语言道辉的文本就是那样一把亲自插在我们身上的刀，血淋而尖锐。我循着道辉的语言去阅读红皮书和海子并且强烈地被海子吸引，他的生命状态他的奋不顾身的燃烧，一下子烧到了我，我感觉自己也被他带动出满腔沸腾的热血，随同他在文字的空气中呼吸、起落。
我的气质中与海子呼应的那部分活了起来，它们是我写下《干蚂蚁》《未完成》《节律》三首获得1995年第四届柔刚诗歌奖的动力。王光明教授当年撰写的授奖词如此表述到：“安琪在《节律》、《未完成》和《干蚂蚁》三首长诗中，以对矛盾、冲突的语境的出色组织，以对感觉、想象、语言和旋律的成功驾驭，沉郁有力地歌唱了爱情、诗歌和死亡的崇高主题，使这些主题中许多分裂的个人感觉得到了想象和语言的整合，从而丰富了读者对它们的感受和意识。这是内心痛苦得紧缩，而精神却在光的引领下向上飞扬的诗歌，受到了本届评委的普遍肯定。”这段话似乎有着与海子诗写状态相一致的描摹，而到后来诗论家燎原教授、向卫国副教授、赵思运教授都在关于我的诗歌评论中把我和海子做了类比这一切就决非空穴来风。
1992年距离海子之死才3年，死亡意识笼罩着中国诗界，道辉在这一年创办的“新死亡诗派”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形成的，他那时爱说的“死了就算”的消极理念从另一个方面可以理解成“生命是短暂的，必须有所作为”很符合我从小就根深蒂固的“决不碌碌无为虚度此生”的个人展望。这一切杂糅起来，构成了海子与我的契合，我对海子文本直达本质的感悟也因此较其他同期阅读海子的漳州诗人更为深刻也更为致命。
我以后的路基本铺就在海子的阴影上：动物般的恐惧和激情与毁灭的加速度。
二
九十年代初创办民刊虽然不用承担七、八十年代那样大的风险，但也决不像九十年代末以后那样宽松。那时，民刊还是非法出版物，印刷的单位并不容易找到。在这样的情况下，新死亡诗派的运作自然有些地下党一样的不安和刺激。我们这些早期成员，疯了似地写，暗中较着劲地写，写完后互相交流并且接受道辉毫不客气的挑剔和批评。这些，都是新死亡诗派留给我的美好记忆。
如同大多数流派到一定时候总要遭遇分化的宿命，这里面的原因归纳起来大致有：1、主导人狭隘，见不得成员比他/她更为出色而导致的心理失衡；2、信息不透明，这信息主要指的是对外联络和刊物组稿；3、成员资金付出后对回报值期待的落空；4、成员交往中的爱恨情仇产生的一些小心思。可以说，漳州最先锋最有个性的诗人都曾经是新死亡诗派的成员，而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新死亡诗派就像夫妻老婆店一样，不能不说是道辉性格中的一个缺陷，他的小农意识和强烈的自尊影响了他对成员成长的接受，而作为成员也有各自离开的主动或被动原因。此处不拟展开。
今天，在开始写这篇文章时我和道辉进行了电话交流，这是我们中断联系近十年后我第二次给他电话，第一次是我要收他进《中间代诗全集》的2003年11月，在最后关头我决定听从内心的呼唤把道辉收进来，当道辉收到收有他作品的《中间代诗全集》后打来电话说“江滨这一生你够本了，进棺材可以拿这套书当枕头了。”
呵呵，这祝贺的话听起来怎这么别扭呢？
漳州这路诗风事实上就是对语言的变革。采用的模式就像练《葵花宝典》，先自我破坏，把原来接受的一切教育无论生活的道德的全部打碎，从思想上行动上颠覆既有的概念后产生的文字自然跟着破碎而凌乱，这种全新的创作方法流泻出来的文本使作者自己看着都觉得陌生而惊奇。那时候，大家比赛着折磨语言——让词语和词语的组合完全的不着调，美其名推陈出新。时隔多年我发现，这是一段必要的语言训练，就像练武功的人必须接受高强度的体能训练一样，过了这个槛才算入了诗歌的门。
入了诗歌之门后我的主要作品除了获得柔刚奖的那三首长诗外还有：《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红苹果》《语言的白色部分》（五首）《奔跑的栅栏》（五首）《灯人》《任性的点》《手术室》《火中的女子》等等。这一时期的写作结集成诗集《奔跑的栅栏》，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一向乐于推举新人的孙绍振教授为此作序。在序中他说：“在她的诗歌创作中，她奉行的不是追随传统的诗歌美学原则的一致，而是对于传统的诗歌美学的叛乱。不管是中国古典的意境还是西方古典的激情，都成她拒绝的目标。她显然是属于受了现代诗歌乃至后现代诗歌影响的年青的一代。在呕心沥血的语言解构和重新建构中，所追求的是某种感觉的自由和纷繁。为了这种感觉的高度自由，她不惜牺牲了讨人喜欢的传统的感觉的思绪的连续，因为那只能导致感觉的单一和平面。”
是的，对当时的漳州诗群而言，典雅、抒情、美，甚至思想，都是传统的要屏弃的对象，大家深信，只要把语言琢磨到极致，让笔下的每一句话都不像常人所言，那才是最高境界。当然，鉴于我所受到的纯正的中文系教育，我对不按常规出牌的语言留有余地，我的写作也因此呈现了一种新奇语感和隐秘涵义的相对协调的组合，也许这就是我在发表及被接受上比较快的原因？
1996年5月18日对我是值得记忆的一个晚上，这个晚上，我一口气写出了五首短诗，其中就有《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这首被视为我的成名作的13行短制。它的意义在于它神秘的暗示性，诗中反复追问的“词”与“爱人”颇富象征意义：作为一个女人她在意的是什么样的爱人，作为一个诗人她在意的则是什么样的词，在“明天”这个永远后移的虚拟时间里，“词”和“爱人”纠结缠绕，像一对不可调和的冤家对头忸怩、抗拒而最终，词取得了胜利，它把爱人藏进它的阴暗里。多年以后，张德明副教授在解读这首诗中如此定义：“《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正是她生命状态与未来理想的自供状……它似乎暗示了诗人相恋于诗歌、追求诗性生活的某种难以逆料的命运。”
正如每个诗人一生中都要出手个把一语成谶的诗作或句子一样，《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成为我今后命运的指向。其中，“词”在2001年后被认定为“中间代”，“爱人”则是我一生中无法亮在阳光下的阴暗存在。
需要提及的是1993年我曾自印的一本诗风改变前后的作品集《歌·水上红月》，那是一本几乎已被我忽略不计的书。唯一值得一记的是为此诗集作序的杨少衡，当时他担任漳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以这样的身份为无名的我作序实在也是一种鼓励。就是那样一本被今日的我弃之不顾的诗集，在语言上已透露出迥然有别于漳州这个农业城市的全新风貌，以至杨少衡在序言中说：“忽然有一天，黄江滨写到，‘一只鸟就是我灵魂的一个花圈，它高飞着/我不知道哪一只将落到我头上’于是我们惊讶，她究竟在想些什么，说些什么？”
杨少衡，男，1953年出生于漳州，小说家，现为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
三
语言可以创造一切，语言就是一切！在语言这条狂狗的追逐下，我开始了长诗写作。时在1998年，此时，中国大陆先锋诗界的长诗写作渐成气候，伊沙、哑石、马永波、叶匡政、余怒、史幼波等后来归属于中间代诗群的诗人先后出手了大量长诗、组诗，它们极大地刺激了漳州诗群长诗写作的欲望，大家摩拳擦掌，各自埋头苦写起来。
在我看来，长诗写作才是对一个人综合素质的最终检验，叶橹教授也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始终不能出现能够抒写杰出伟大的长篇诗歌的大手笔，必定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一种缺憾和悲哀。”这么多年这么多人在长诗创作上孜孜以求，内心充满的必是形而上的果敢亦即宏大高远的历史抱负。如果说，短诗创作可以凭借瞬间灵感闪现一蹴而就的话，长诗写作则无此种可能，它与一个人的呼吸长短、精神气脉、血质底蕴有关，与一个人认识世界、经历生活、丰富内心有关。我在1998年开始的长诗写作说到底是生命行走到一个时段的必然产物。
那时候我已从乡下中学调到芗城区文化馆，我结婚生女，作品在全国大面积发表，出席了福建省文代会，当上了漳州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而且还是芗城区拔尖人才、政协常委，种种迹象表明，我家庭和美，前途光明。一个人因为写作而能达到的生存状态的最大改善似乎都已实现，也许我该心满意足，安于现状？事实却是，我因为持续的逆向思维和追求反常规语言而产生的诗歌文本一次次把我带往远离世俗趣味的极端之地。
诗歌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提供给你一个完全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虚拟存在，所谓精神世界。它自足、丰盈，有着用语言搭建出的奇幻屋舍，不同的语言搭建出的屋舍是不同的，每个人也因此都能在不同屋舍里找到适合自己的同道。大家于是各自欢喜。如果说漳州诗群走的是荆棘丛生的坎坷的语言小径的话，当时在福建非常受宠的闽东诗群走的则是阳光大道。他们题材主流、语言优美，他们讴歌大地讴歌母亲的诗篇多次在省作协获奖，所得到的社会和生活的回报也非常丰厚。
这样两个迥异其趣的诗群必然产生严重碰撞，事故也将由此发生。有意思的是，在1995年“第四届柔刚诗歌奖颁奖仪式暨福建省首届青年先锋诗人作品研讨会”上，我居然和闽东诗群走得最近，原因是我请闽东《丑石诗报》创办人刘伟雄、谢宜兴开车带我到福州邮局邮寄刚刚领到的第四届柔刚诗歌奖奖金5100元。当时福建没有通高速公路，福州至漳州的路程需要一天且午餐是在泉州路边的一个小破餐厅吃的，我很为身上的巨款发愁，刘谢适时地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成为我们交往的一个温暖的开始。
虽然如此，在诗歌写作上我自然秉持漳州立场，和他们几乎势不两立。有一次刘伟雄到漳州出差，我带他去看龙海木棉庵、南靖土楼、漳浦赵家堡，游玩过程及吃饭、到南山书社，我们都在激烈地诗歌论辩。刘伟雄在随后撰写的《安琪印象》中说：“就在那个夜晚，有关诗歌怎么写的问题我们在书店出来后大干一场。安琪对闽东诗群枪挑剑击，并认为在传统诗歌影响之下的闽东诗人们走入死胡同，只能是永远无法出彩的黑白电视，这样的写作方式必然让诗歌走向消亡等等等等。一碗面条吃完后看到安琪正抽笔在新买的书的扉页上涂满了她的见解。她对我顽固不化的写作态度和愚钝的语言深表失望和愤怒！”
至今我依然会为当时的强烈与执着惊叹，带着对一切陈腐语言连同陈腐语言带来的陈腐环境的痛恨，我执意进行一种更为疯狂激昂的破坏性写作。布罗斯基的名言“要改变生活，先改变语言”道出了生活和语言的关系：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生活，反过来也成立。多年的不按常规的语言训练已改变了我的思维，并将进而改变我的生活，此为后话。
语言的烈焰一旦燃烧，全身的器官、细胞、毛细血孔就仿佛惊醒过来一样易触易感易爱易痛，那个阶段的我常常处于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之中，心中时常汹涌着万千思绪并很容易地就能把它们转化成诗句。这一时期我写出了《夹住》《事故》《不死：对一场实验的描述》《第三说》《工具论》《加速度》《灰指甲》《失语》《甜卡车》《南山书社》《基础水》等20几首长诗，它们是我当时生活、情感状态的倾情演绎，充斥诗中的绝望、诅咒、呼啸等灾变神情一反前期《干蚂蚁》《未完成》《节律》等长诗写作的清澈、纯粹和神性，而显出了另一种激越的自毁力量。
它们预示了今后我的长诗写作将走向的一个新领地：把生活种种化入诗歌。只有扩大诗歌的写作触须，方能葆有终身写作的可能，因为生活是不会枯竭的，依托于生活的写作也因此不会枯竭！
也许需要为我的完成于1998年7月的长诗《事故》说几句，这是一首很重要的诗作，它是我迈向为所欲为任性时期长诗写作的开始，虽然它很私人化也很快就被我自己以后众多的长诗文本所淹没以至批评家基本都没注意到它。这首刊登在《东北亚》1999年卷并收入我的长诗集《任性》的诗甫一写出就被陈仲义教授点评到因为我是拿着打印稿请他当场阅读的，读后他说，你的转变开始了！他并且指着里面的“拿着公鸡说攻击”说，这谐音词用得好，既有画面感，又有暴力的象征意味，你这首诗预示了新的苗头，我将拭目以待。
四
福建很幸运地有了一个持续不断“深挖一口井”（陈仲义《扇形的展开》后记）的批评家陈仲义，正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地立足于诗歌现场，一路跟踪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发展脉络，他对诗人诗作的挖掘才能如此确切到位。福建诗人因为离陈老师近的缘故，他们最新创作的文本也因此有望得到第一时间的推举，如果他们的文本有足够说服力的话。
陈仲义老师是这样一个批评家，只要他看中的批评对象，无论这对象有无影响他都会认准并“深挖”，他看不中的诗人无论多么有名气，他也不会给予评述。所谓慧眼，大抵就是如此，必须是“珠”还混杂在一堆鱼目中的辨认说出才叫本事。优秀的批评家除了自身的理论素质外，还必须具备一种前瞻性眼光，一种独特的于众相中辨析出细微颤动的视觉和嗅觉能力，一种不遵照习俗判断我行我素甚至惟我独尊的果敢气质，陈仲义老师无疑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批评家。
1994年5月，在漳州举办的“福建省第三届书市”上，我第一见到了蔡其矫、舒婷和陈仲义老师，至今犹记在宾馆第一次看到穿着无袖橙黄细花图纹连衣裙的舒婷时我的泣不成声，这是对诗歌的景仰产生的敬畏和激动，是对文字化人物走下书本后的难以置信。
那个晚上，我把写有满满一本诗的大笔记本留在舒婷、陈仲义老师的房间，请他们抽空阅读。很快，这一举动的幸运结果出来了，舒婷、陈仲义老师分别在他们的文章中推介并评论到我的诗作。前者在1995年为台湾《创世纪》诗杂志组稿“福建青年诗人专辑”中撰写的《退役诗人说三道四》中如此写道：“……惟漳州小女子黄江滨（搞什么安琪做笔名嘛），像野地里一棵小草，随风一阵异香我们回眸找到了她。黄江滨写诗之轻松，有如杂技上的空中飞人，我们还为她捏一把冷汗，她已荡悠到另一个匪夷所思的方位了。……黄江滨造词遣句总是随心所欲，极不常规。我们原不知道‘灯人’、‘任性的点’，她既写得如此理直气壮，我们也只好认了。做诗歌理论的陈仲义对于她的‘红苹果，长到高处就淡了’爱不释手。我却以为一个二十来岁的女诗人初试啼声就不矫情、不煽情，只睁大一双好奇的眼睛，把一个被现代文明压榨得了无生趣的世界颠倒过来，翻转成万花筒，这才是黄江滨的那只慧眼。”
舒婷老师文中所写到的“做诗歌理论的陈仲义”对我的“红苹果，长到高处就淡了”的“爱不释手”出自陈老师发表于1995年第四期《诗探索》上的理论文章《抵达本真几近自动的言说——语感诗学》，内中第三节专题论述我在《红苹果》等诗中所展示的“精神本能的运动形式和一种合目的的无目的实现”的写作方式。
至于2002年陈仲义老师阅读完我的《任性》长诗集后撰写的《纸蝶翻飞于涡旋中——论安琪的意识流诗写》把我的写作分成“红月时期”、“栅栏时期”和“任性时期”，则已成为归纳我福建时期写作的重要理论语素被认可。此为后话。
整个九十年代，我获得的来自著名诗人、批评家文字肯定的并不多，舒陈二师对我的发现因此更显重要。一个人的写作除了自身的天赋和坚持以外，还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外力鼓劲和推助，发表是一个，批评家的照射更是一个。我在九十年代发表数量之多和受到批评家的关注之少，恰成一个对比，它让我看见了个体的微弱和无力，也让我感受到了批评家因诗人众多而不可避免产生的力不从心的盲视。
正当陈老师拭目以待的关头，一个有着坚毅眼神、蓬乱发须、雕塑般瘦削面孔的老爹闯进了我的生活，他的名字叫庞德。
五
我在回忆之始把笔墨更多地给予道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有感于学界的“恋父情结”和诗界的“弑父情结”之反差，在北京，我得以认识众多学界中人，他们一路从本科、硕士、博士乃至博士后走了过来，有着众多的同门师兄弟。因为同“门”，他们格外亲近，对掌门人的尊崇也格外盛大。学界中就有洪子诚之洪家军，吴思敬之吴门弟子，吕进之吕家军等称谓。反观诗界，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现象，但凡一被问到“你的诗承”或“对你影响最大的诗人”，回答者大都或王顾左右而言他或列举一堆古代的外国的就楞是不说中国当代特别是身边诗友。想来诗歌写作讲究的是原创，诗人自然也希望自己就如横空出世的天才一样神龙不见首和尾。我自己也是经过一个漫长时间的不断修炼方能有此敞开透明的心态，事实上自1994年起道辉和我因为难以缕清的恩怨而产生极大的嫌隙，彼此间的往来已近乎隔绝。但我不能因此抹杀他对我现代诗写作的开启之恩。
如果用河流来比喻的话可以说，道辉帮我开掘出了现代诗写作之河，这河初始时是浅显的，细微的，但因着我自身顽强的生命力和天赋的激情，这河流不仅从未断过而且在不断流动的过程中不断遇到支流的注入而渐趋丰满强盛，这支流的来源很多，人文地理、人生遭际都是，前面所述的海子对我的影响可以称之为“海子支流”，它呼应了我献身诗歌的热血。现在，一条更强有力的支流出现了——“庞德支流”！
1998年12月（我大致推算出的一个时间），南山书社，当我的食指和大拇指合作抽出《比萨诗章》时，庞德强劲的个人意志、旺盛的诗歌创作、不倦的诗事活动以及勃勃的征服世界的野心瞬间附体到我身上。我在那个晚上打开了《比萨诗章》从此也打开了我走向任性之途。
前面我写到长诗《事故》对我创作的意义在于我懂得了“让生活入诗”，但这里的生活还是限制在我自己的生活，虽然我知道社会万象也可以入诗但不知如何下笔，我还没有掌握用现代主义语汇去表达宏大的社会、人生、思想等种种复杂情状的能力，而庞德却轻易就做到了，他的《比萨诗章》完全是现代主义语言，所涵纳的内容却是那么广博、深奥。我如获至宝，一遍遍阅读《诗章》，我仿佛和《诗章》有了感应，我触类旁通，一通百通，我方向明确斩钉截铁写下这么一句说气吞山河也好说不自量力也罢的诗观：“我的愿望是被诗神命中，成为一首融中西方神话、个人与他人现实经验、日常阅读体认、超现实想象为一体的大诗的作者。”这句被赵思运教授定位为“显示出卓绝勇气和英雄气概”的诗观是我在1999年喷发出了《任性》《纸空气》《九寨沟》《张家界》《西藏》《庞德，或诗的肋骨》《出场》《五月五，灵魂烹煮者的实验仪式》《之七》《越界》《手工活》《星期日》《传奇》《时间屋》《在劫难逃》等20几首长诗后的产物。它们直接指向的将是2000年3月29日的《轮回碑》。
我用河流形容支流对我的注入，那是整体形态的比喻。另一个比较动态的比喻也许应该是火山爆发，在我体内一定蕴藏着丰富的诗歌火山群，平时它们呈现安静的死亡假象，被上覆岩层围压着，这里的上覆岩层指的是常态的生活，直到某一天，内力的积聚上升到一定高度并经由外力某人某事某物某情某景的推动，两力相撞，内部地壳急剧变动，终至自我炸裂而喷发。我属于爆烈式喷发，也就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喷出大量高密度气体和碎屑物质的那种，它们完全非我所能掌控，我经常在火山喷发的晕眩中挥笔急书，无论多么长的诗作都必须一气呵成，犹如火山一气喷发完毕才会做短暂休息。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几十首长诗写作大都完成于1998——2000年而没有分散到各个时段的缘故。2001年底，我从中精选出45首结集成长诗集《任性》，为了节省经费，我用了小五号字，很担心收到的诗人、批评家不阅读，就专门打印了一张小纸条，说明，这是一本我个人很珍视的长诗选，里面必有值得阅读的价值所在，希望收到的老师朋友认真对待。这件事后来被诗人刘春写进他关于我的评论文章中。
而另一个传回来的信息时，我的某个朋友到福州拜访孙绍振教授时正遇到孙教授把成堆收到的书安排给他的弟子们接收，当拿到我的《任性》时，孙教授读着书里夹寄的纸条笑着说，这海边的小女子就是泼辣，于坚给我寄书也不敢要求我读啊。
朋友转述说当时大家都笑了，他也因此记忆深刻，决定要认识一下我这个“海边的小女子”。
长诗集《任性》的出笼预示着我的长诗写作达到颠峰状态，它将把我带到何处？“你一辈子都是在打诗歌的天下。”《任性》一诗的结尾如是说。
六
“你一辈子都是在打诗歌的天下。”1999年5月31日（确切地说应是6月1日凌晨），我在打下这个句子后非常疲惫，此前的5月23——30日，我刚参加完省作协组织的“5·23漳州采风活动”，这个来自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日子已成为各地宣传部、文联的一个近似法定的节日，每到这天，必有相关的座谈、颁奖或采风活动。
这一年，省作协组织了采风团分赴各地，成员安排为省里若干个加上所在地若干个组成一个团，我们这个团有蔡其矫、谢宜兴、我三个诗人，其他的就是作家、摄影家、画家、演艺工作者等共计13人（他们分别以廖、柯、沈、庄男、庄女、方、刘、邱等姓氏在诗中出现），行程安排是漳州的水路线暨龙海、漳浦、平和、云霄、东山，为期一周的欢乐时光从蔡其矫老师大巴上的第一句话开始：“旅游就是艳遇”，蔡老师在大巴开动的第一刻说出的这句俏皮话引来全车喧哗尖叫不断。
今天，当我回忆写作《任性》的文思泉涌时我蓦然发觉，正是蔡老的存在才使我们那个团队充满肆意而又欢快的释放。当时蔡老已83岁，却依然保持他热爱自然热爱美女的本性，在天福茶庄，东道主安排姑娘为我们表演了茶道之后请蔡老题词，蔡老挥毫写下“茶如美女”，事先没目测准，写到“如”后剩下的空白只够一字，我于是建议就写“茶如女”，蔡老说，要得要得，并偷偷跟我说，以后题词都你来想。后来到平和，当地仍然要这些著名人士题词，我想出的一句是“我们时代的行程”由年轻的书法家沈一挥而就。沈书写时头发一甩的那份激昂依然能使此刻的我微笑，并且心荡神驰起来。
30号结束的采风31号写出的《任性》证明了我火山喷发的写作方式，以最快的速度切入事件，按《国际歌》的说法是“趁热打铁才能成功”。在《任性》中，我整合进了人文经典、自然景点、人物对话、活动感受等等，我并且有意让景点中的对联词句譬如“一帘花影云拖地”“一镇乾坤”，让景点中的纪念人物譬如女娲、黄道周等参与我的诗歌创作，它/他们在诗中的现身无疑丰富了文本的历史含量并形成了时空交替的奇幻之感。在我看来，这些我们参观的景点，这些在身体意义上已死精神意义上还活着的人物，它/他们无疑将比我们这些参观者恒久，那么，就让它/他们到我的诗作中留下它/他们的语言它/他们的神态吧。看出了我此种写作心思的向卫国副教授一语中的：“所有她的每一首长诗在利用现场的有关材料时，都经过了精心的组织和重构，其用心之良苦，颇让人感慨……”
从《任性》开始，我的诗歌写作有了质的飞跃。按燎原教授的说法是：“而这一转折的根源，是她此时在自己宽敞的诗歌资源入口，对应出了一个使她的写作具有再生性质的人物——她的庞德老爹。”
继诗人西川第一个看出我受庞德影响并在2002年3月读了我寄给他的长诗集《任性》之后回信写到“庞德是个连许多男诗人都望而却步的诗人，你竟然能与之走上同一条创作之路，实在令人惊讶”之后，燎原教授是第二个明确指出庞德之于我意义的人，他同时也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一般而言，这是只有少数男性诗人才具有的雄心和图谋。”
这个“雄心和图谋”在我写下“你一辈子都是在打诗歌的天下。”后似乎已昭然若揭？但我真的并不是想用这句杀/傻气腾腾的话作结尾，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在写作《任性》时状态十分饱满，写到“你一辈子都是在打诗歌的天下”时后面还有很多想法但我实在太累了：一方面是采风刚结束身体的疲惫，另一方面则是我已写了前面200多行后心理的疲惫，我打算先停下第二天再继续，不料此后就再也接不下了。这句话于是很突兀地单独立在那里，成为我的另一句谶语似的预言。
七
2000年是举国狂欢的一年，这个起于耶酥诞生年的公元纪年法如今跨进了新千年，许多名为“走进新世纪”之类的活动也由此不亦乐乎地展开。在我居住的福建，当年的元月16日就有一场主题为“向新世纪致敬”的福建省首届青年诗人朗诵会，组织者为徐南鹏等几位70年代出生诗人，十位被朗诵的福建诗人中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各占一半，我是其中之一。
1970年出生的徐南鹏在福建出道算早的，写作也一直比较成熟，他能牵头做这种全省性的诗事预示了他的行动自觉已暗合了之后全国范围内澎湃激荡的70后诗歌大潮。而我在应邀到福州出席这场朗诵会时拉上康城，其意自然有让他跟本省优秀诗人互相切磋交流的意思。这是我一贯爱做的举动，我希望我的朋友都是朋友，我希望优秀者在活着时彼此认定、惺惺相惜。我的这个性格一直保持到今天，所谓天下大同，所谓四海之内皆诗兄弟也。我也因为这个性格而得到众多朋友的帮助和回馈。
那时我正患着“现代主义诗写”热病，不仅自己热，也希望别人热。读到我认为传统的过时的诗总要不留情面地指出并希望他们修正方向，刘伟雄就多次说我这是“好为人师”。我的“好为人师”在漳州一帮文学青年中得到响应的就是康城，康城在2006年接受的访谈中如此表述到：“但直到1998年底我才认为自己真正跨入诗歌的门槛，个人认为自己没有资质，属于愚钝的人，1996-1999年开书店让我真正的接触到漳州的安琪等几位诗人，也可以说是真正的接触到当代诗歌，不再停留在书本的阅读印象，所以无论如何我非常感谢安琪。那段时间交流对我本人跨入写作领域具有特殊的意义。”
时至今日，受我强行灌输诗歌观念而产生质变的诗人有两位：康城和荆溪。后者在接受吴晨骏的访谈中如此表述到：“2002年长诗集《任性》对我的阅读构成了极大的挑战。我迷失在它的速度、力量、破碎、新奇的语词组合……使我产生极大的快感。我似乎明白我要找的是什么了。事过境迁，我的生活逐渐平静；我遇见安琪，她的诗歌给了我新的血液。”
福州回来后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广州的信，署名“黄礼孩”，一个很陌生的名字。相信在当时谁都没有想到，这一个名字，这一封来信的内容及其以后的实施将引发中国诗歌的地震，改写中国诗歌的历史格局！
黄礼孩在信中自我介绍他的情况后说，他将做一份《诗歌与人》的民刊，第一期拟做“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特邀我担任编委，推荐并组稿福建70年代出生诗人4——5名。我马上电话告知徐南鹏、李师江、俞昌雄、侯荣这四个我刚在朗诵会上见到的70年代人，要他们直接把稿件寄给黄礼孩，漳州这边的康城则是我亲自附在信中寄去。因为担心黄礼孩对康城不熟悉，我特意写了一段推介文字，大意是“康城身上那种对万物的执迷和笨拙似的热爱使他的诗具有坚韧掘进的力量”。
2000年3月，一本绿色封皮设计朴质安静的《诗歌与人》创刊号飞到了我的案头，这本收录了55位70年代出生诗人的厚达144页的民间诗刊的出现，标志着中国70年代出生诗人的真正崛起。其中，我组稿的五位福建70年代出生诗人成为第一批跃上70后大潮的先行者而经常出现在关于70后诗群的评述文字中。
我伯乐般地感到欣慰和自得。
八
2000年4月我来到广东肇庆鼎湖作家山庄参加在此举办的诗刊社第16届青春诗会时，鼓鼓囊囊的包里塞满了打印出来的一大叠诗稿，内中文本可以归纳为三大类，按照我向我的辅导老师寇宗鄂先生所述为：第一类，比较传统，比较符合《诗刊》的选稿倾向；第二类，相对前卫一点；第三类，很先锋，完全不符合《诗刊》口味。我跟寇老师说：“您要看哪一类？”
寇老师一听，饶有兴趣地说：“好啊，那就把你最先锋的拿给我看看，我也搞绘画，什么先锋的没见过，我那次到美国看行为艺术展览，其中地板上有一大堆混杂在一起的各种颜色的头发，我的脚差点踩上去，解说员提醒我，这是展品。你说，这展品叫什么名字？”
我摇了摇头。
“叫联合国”，寇老师得意地说，“美术界可比诗界先锋多了。”
我赶紧跑回房间搬来一大堆原本想都不敢想要给寇老师看的诗，都是1999年我“认识”庞德后的产物。
寇老师一页一页翻动我的那些诗稿，他看得很仔细认真，一面读一面要我解释为什么这样写，我也就把我当初写的思想迹象向寇老师一一说明。当我看到寇老师把手停在长诗《庞德》时，我的心跳了起来，寇老师要我对这首诗进行自我解读，我于是说起了庞德对我的影响，说起了诗歌界写给庞德的诗很多，但大都为直接向庞德抒情或表达敬意的单一文本，我这首则采用庞德式包罗万象的艺术手法，杂融我写作此诗时的社会事件，并且时常把庞德和我进行交替置换，一句话，用这种方式写庞德的目前不多。
寇老师把这首诗单挑了出来，又继续往下看。我几乎是摒住呼吸，因为激动，也因为再次期待。果然，寇老师又把手停在了《出场》一诗，这同样是一首富于个性的长诗，是我当时最佳状态时期的作品之一。我依照寇老师的要求逐行解说下去，末了我说，其实这些诗看似芜杂，但句与句之间是有线索的，一个词一个意象就能促使我的写作往下贯穿。
寇老师说，好，就留这两首。
用大喜过望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一点不为过。以后我读到伊沙的一篇文章，写他看到1989年他的《饿死诗人》在《诗刊》发表时自己激动得坐在路旁，那一瞬间，他知道他成了。是的，当我看到《庞德》和《出场》这两首前卫另类丰富庞杂的长诗被寇老师选中时，我也涌出“成了”的念头。要知道，这是青春诗会的作品，是将发在《诗刊》“纪念青春诗会二十周年”专刊上的，我就无法克制自己喜形于色的神情，连夹着尾巴美不外现的中国式做人准则都忘了。我一览无余写在脸上和举止上的得意之态想必令人反感，后来我发现，在《文学报》等关于此次青春诗会的报道中，我的名字可怜地成为被“等”掉的四个人之一，这使我对能否最终刊出这两首长诗惴惴不安。
2000年《诗刊》8月号出笼了，封面打着一行字“纪念青春诗会二十周年”，我们这一届12个学员放在前面为第一辑，第二辑是精选的总19届优秀与会者的诗作，是一次阵容强大的青春诗会大检阅。
我的诗被放在第一辑最后一位，第一位是原本在会上就定好的汗漫，也是长诗，汗漫的诗颇具惠特曼的一泄千里气势，且主题一般都是黄河、祖国、大地等比较规矩的内容，所以经常在刊物上发头条。而他的人也十分沉稳，和他的写作题材很吻合。
我想，把我放在最后一位自然因为我也是长诗，刚好和汗漫首尾呼应。遗憾的是，《庞德》那首被改名为《诗的肋骨》（后来我就把这首定名为《庞德，或诗的肋骨》），取自诗中的一句话，而且这两首长诗都被删了十几二十行，读起来不免有些磕碰。但这样的诗能上《诗刊》就很不错了，还能有什么要求呢？我打电话向寇老师表示感谢，寇老师在电话里带着抱歉的口吻说：“删了一些，你别难过，以后你收进选本的时候可以还原。”
我对寇老师说：“这两首诗让您为难了吧？谢谢您给它们机会，删一些没关系。”
2002年11月，我到西安旅游，和伊沙见了面，席间伊沙说到对我开始有印象就是始于2000年8月号的这一期专刊，他说，你们那届我一个个翻下去，翻到你时我知道，这个安琪这次出来了。以后我在不断与诗人相遇的过程中不断听到他们对我这次专号这两首诗的谈及，都说这是给他们印象深刻的开始。
感谢寇老师不俗的眼光和品位，感谢他的勇气和魄力给予我的良好的出场机会。
九
在我带到广东肇庆的那叠诗稿中，还有一枚重磅炸弹似乎时刻准备着引爆，这就是长达880多行的《轮回碑》，这是我“三碑”（另两碑为《神经碑》和《灵魂碑》）系列的重头。
这是一首几乎找不到刊登地方的巨制，符马活主编的民刊《诗文本》2000年卷曾经选用了前面13章而相对于总30章并标注“全诗未完成”的《轮回碑》而言，13章还是无法说明什么。更重要的是，《轮回碑》采用的是“跨体”写作方式，即“堆满十几种文体：儿歌、邀请函、访谈、写真、演出、菜谱、词典、处方、案例、任命书、布道，以及用括号标明的‘后设’文体，这一实验，百分之百超过诗性警戒线……”（陈仲义语），这样的文本如果没有全文阅读就无法理解作者的机心。
2001年，《轮回碑》全文收入长诗集《任性》后很快从其中脱身而出矗立在阅读者面前，它终于成功地“杀死”了它众多的长诗兄弟，这是作为主人的我一件无可奈何的事。诗人、翻译家树才这句话很能代表大多数阅读者的感受：“在《任性》这本诗集中，我最看重《轮回碑》。”
有时我会为自己的创作量之大而感慨，客观上，我的文本在遮蔽我的文本。
《轮回碑》创作于2000年3月29日，一个普通的没有任何预兆的日子，我像往常一样在文化馆三楼我的办公室坐着发呆，视线可及的是一株枝干壮硕枝叶繁盛的木棉树，我注视这株树花开花谢已有5年。其时我的内心对这种一日即一年一年即一生的存在状况已是无穷厌倦而急迫。文化馆是个有足够时间让人发呆的地方，这一天的发呆突然被远出一根烟囱袅袅挪挪升腾而起的烟形所打动，我的脑子冒出了一句“汽船的浓烟是用胸脯做的”，那烟的形状就是女人的躯体凸凹有致。我如被神秘力量击中一样全身发抖，赶紧向领导告了一天假，飞快骑车回家打开电脑，挥手疾敲起来。从上午10点到晚上11点，前20章创作完毕，4月1日，续写了后10章。
树才注意到了“在《轮回碑》中，安琪则把语言冲动和结构布局糅合到了一起。语言冲动所带来的自由活力和结构布局所要求的克制有度，使这个实验性的诗歌文本产生了一种不同语言材料异质混成的内部张力。”
诗人、批评家林童也明确表达：“如果仅仅把《轮回碑》看作是安琪的诗歌实验，那只是看到了表象。非常明显的互文性只是这部长诗的艺术特征之一。我所看重的是作者对整个艺术结构的把握能力，更着重于她在如何抒写自己的诗歌史以及心灵史。”
是的，这绝对不是一首单纯意义上的语言实验文本，它更多地呈现了我对庸常生活的不耐以及对现实阴暗的嘲讽乃至痛斥，如同吴投文副教授所言：“长诗大量溶入了西方现代派的艺术技巧，通过借用表现主义、荒诞派、意识流、新感觉派、存在主义以及魔幻现实主义等表达方式，多角度多侧面地书写出诗人对现实世界与生命本体的深层次认知。”
“从总体上看，《轮回碑》是对当代社会文化倾颓和精神变异的一个总体性隐喻，对应着时代的深层精神结构，同时，这是一部关于痛苦和解脱的作品。” 张德明副教授也这样指出。
前面我说过，我因为持续的逆向思维和追求反常规语言而产生的诗歌文本一次次把我带往远离世俗趣味的极端之地，虽然当时我家庭和前途光明，我心理的状态却一直是麻木而焦虑，愤世而嫉俗，我身为政协常委看着每年年初大张旗鼓的人大政协会议深感劳民伤财大可不必，我对年复一年大同小异的例行总结、工作会议不以为然，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消耗生命的无效无谓举动，我为这一生就要这样过去而焦灼不安。
弗吉尼亚·伍尔芙在1882年1月25日就曾如此感叹：“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把生活和文字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女人——而她们很少联系得恰到好处。”伍氏在对女人寄托厚望的同时也绝望于女人的无能，一个世纪过去了，女人究竟有了多少生命和精神质量的飞跃只有天知道。我对女性身份一向悲观，因为悲观，我反而采取了积极进取的态度，这点和我的朋友、《女子诗报》创始人晓音比较一致。我们都试图对全球化男性语境下的诗歌生态做一些修正。
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轮回碑》基本上是我离开家乡之前情绪的一个总爆发，也是上半生生存状态、思想求索的一个大证据。向卫国副教授对《轮回碑》总30章做了归类分析后认为：“读她的诗，我们前所未有地遭遇到真正的生命／生活‘现场’。个人感觉，除了这个词，再没有别的什么语汇可以负载安琪诗歌强烈的现实节奏。……大体说，与安琪诗歌对接的‘现场’可分为两种性质：社会、历史、生活现场和文学／诗歌现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以前者又可包括历史、现实、经济、文化、政治、宗教、道德等不同层次和角度。后者则有文学/诗歌理论、文学/诗歌史、文学/诗歌的当代创作语境、批评语境等。当生活现场与诗歌现场发生对接或重叠，以致一定程度的同构，诗歌文本就从中生发出来。……比如，上述‘邀请函’即是实现了诗歌文本与诗歌史的对接，当然同时也就是与广义的历史对接起来。另外，该诗中具有如此功能的起码还有第九章‘白日梦［任命书］’、第十九章‘与诗有关［回答陈蔚的35个问题节选］’、第二十八章‘我先让你抵消[关于一个好位置的流血案件]’、第三十章‘一只笑不出声的王牌[诗代纪实]’等。其中第九章实现了诗歌与西方诗歌的现代主义传统（具体代表为庞德）的对接；第十九章使该诗与诗歌批评现场对接起来；第二十八章是诗与当代中国的政治腐败现场对接；第三十章，是诗与‘现实主义诗歌’的主流传统的对接”。
向卫国还提请读者注意：“安琪的诗并不与‘现实主义’天然地对立，她反对的只是各种伪现实主义。实际上，安琪诗歌具有深刻的现实感，和现实主义具有内在的亲和性。”
正如向卫国所言，我不是一个超脱现实的写作者，恰恰相反，我对那些风花雪月放之四海而皆行的写作持着警惕态度，多年后80后批评家、人大博士生杨庆祥用这么一句断语击中了我：“她要将诗歌的写作史纳入其个人的生命史。”这句话的延伸理解就是——她诗歌的写作史就是其个人的生命史。
在《轮回碑》中，我用第九章的文字为我的偶像庞德老爹表达我深厚的敬意后从此放下诗歌写法中的庞德模式，接下来我要学习的莫非是庞德同志的诗事热情？
十
一切似乎如此！
2000年4月我到肇庆时先到的是广州，联系的是黄礼孩并且由他安排了一个晚上的住宿第二天再转车肇庆。憨厚纯朴的黄礼孩刚掉了一颗门牙，于是他一讲话一笑就用手捂住嘴巴，很难为情的样子。我们谈到了刚刚出刊的《诗歌与人：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当我获悉他还没有寄给《诗选刊》时当场给赵丽华打了电话，其时我和赵丽华并未谋面只是互相欣赏。客观地说，2000年《诗神》改为《诗选刊》并委任赵丽华当编辑部主任后赵的既古灵精怪又豁达包容的性格在刊物策划上起了不少成色。对女诗人，赵丽华十分偏爱，总亲自编发专辑并撰写推荐语，我的那首《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被她从1997年1月号的《诗刊》挖出在不同栏目登了两次且配发她把脉贴切的小短文，使这首诗再次复活。
我感受到了赵丽华对我的友好，也因此视她为可以大咧咧开口的人经常向她推荐一些新人新作，给赵丽华留下很深的印象以至她在一篇文章中说：“安琪这种大力推举别人而非自己的姿态让我迅速地把她从女诗人中区别出来，更加喜欢。”
赵丽华在电话中听了我的介绍后说，好，让黄礼孩把《诗歌与人》寄来，我看看再说。
2000年7月开始，《诗选刊》开设“新鲜的声音”专栏，连续五期选用《诗歌与人》创刊号上的作品，一下子把70后诗群推到前台。对这段历史，广西70后代表诗人刘春有文写到：“桑克是为‘70后诗人’的出场做出实质性贡献的两个‘60后诗人’之一，另一个是赵丽华。当然，还有安琪这个差一点就成为‘70后’的小‘60后’”
当时的情况是，赵丽华在《诗选刊》力推诗弟诗妹，桑克则为《诗林》组荐了大批70后诗人的作品，而我，虽然手头没有刊物，却是不遗余力为70后出场鼓与呼的小“60后”（我出生于1969年，几乎接近70后，因此刘春有此调皮的称谓），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第二辑）》中，我应他之约写的题为《他们制造了自己的时代——诗歌运动在中国70年代人身上》的文论被放在序言的位置并配发简介、照片，这本容纳更多70后诗人入场的开本更大页码更多装潢设计更大气的褐黄色封面选本，是70后诗群更为壮观的一次展示，我也因礼孩的厚爱而凭借此书被70后广为认识，并且被称为“安琪姐姐”，此为后话。
且说在肇庆，我建议礼孩趁热打铁设法做一个第三代与70后中间这一代人的选本，也就是我们这代人的选本。黄礼孩微笑着不说可否，一直到2001年5月，《诗歌与人》连续为70后做了两个专刊70后大势已定后，礼孩突然电话我“可以做了”时，另一个诗歌时代就在他憨厚缓慢的广东口音“可以做了”中曙光微露起来。
这就是后来广为诗界所知的“中间代”！
十一
在和礼孩开始合作主编“我们这代人”的选本之前，我已经和康城合作主编了民刊《第三说》并且已出版了创刊号。那是2000年的事。
时网络已在全国铺开，我也担任了康城创办的“甜卡车论坛”（后更名为“第三说论坛”）的第一任驻站诗人，在中间代诗群里算是比较早就介入网络的。《第三说》来自我的一首同名诗歌，“说”是一种文体，“第三”表示“三生万物”，同时也是文学、宗教和哲学的气息通贯。
和黄礼孩《诗歌与人》第一、二期专刊策划不同，我量力而行总体定位《第三说》走专栏策划的路。创刊号策划了两个专栏：柔刚诗歌奖获奖作者专题和70后诗人专题。前者首次集结了历届柔刚诗歌奖得主的优秀作品及照片简历、颁奖词；后者则是民刊中较早为70后再次推助的一次展示。两个栏目都具有特定历史时期的意义。
这本异形开本的彩色《第三说》在当年《诗歌月刊》民间诗刊专号中被头条推出，选发了16位诗人诗作，一下子引人注目起来。
2001年，《第三说》论坛和民刊承办了第10届柔刚诗歌奖，得主孙磊。柔刚在福州举办颁奖仪式及诗歌研讨会时外省由我们邀请了马永波、哑石、黄梵、王明韵、黄礼孩、吕叶和得主孙磊，这样一来研讨会变成了全国性质，颇有交流性。这次研讨我发现福建诗人大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写作事实，也就是，文本创作的能力大于理论阐述的能力。这应该是一种缺憾，值得注意。
2002年的《诗歌月刊》特辟一期为“第10届柔刚诗歌奖”做了专栏。历史走了一个圈，我从当初的得主变成承办者，从第4届受奖词的撰写者变成第10届授奖词的撰写者。
在漳州，为诗歌做事是一种传统，大家互相启发互相带动，氛围十分浓厚，无论是道辉的《诗》丛刊，还是我和康城的《第三说》，还是后来老皮的《诗歌蓝本》，尽己之力为诗歌做事已成大家的自觉。我一直认为，为诗歌做事不仅不耽误写作，反而是一种激发，它使我们保持鲜活的现场感和对优秀文本的持久阅读。我和老皮多次在QQ上交流我们的一些诗歌看法，有一个共同点是，我们都不喜欢那些自私的只管自己写作发表却不管别人的人，我们更不喜欢那些享受到了别人为他们做事却理直气壮觉得理所应当的人。所谓人以群分，那些薄情寡恩者是不可能成为我们的朋友的。
因为做事特别是后来倾心“中间代”，我的“安琪姐姐”的美誉受到动摇，我转身被扣上了“诗歌活动家”“炒作者”等等恶名，对此我很不以为然，我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自我辩解到：“诗人有埋头案上琢磨诗艺不理窗外事的，有一手抓创作一手抓活动的。前者当然获得赞扬，因为他们‘不浮躁’、‘耐得住寂寞’；后者呢，则黑锅一口又一口地背着。但是你想想，诗歌现场如果存在的都是前者的话，谁又来为诗歌做具体的事务呢？前者固然可嘉，后者也不应该被贬讽，而且后者也常常在做诗歌事业的同时把前者恭敬地‘端’出来，可谓两全其美。”
到现在我更极端地认为，诗歌界缺少的不是好诗人而是好的诗歌活动家，诗歌界的运动家类似一个国家的政治家，优秀的政治家对一个国家的内政外交是很重要的，诗歌界的运动家也是如此。在我看来，谢冕、徐敬亚，还有周伦佑、韩东，还有黄礼孩，都是出色的运动家，他们引领或制造了诗歌界的潮流，使诗人们得以集体发出诗歌的声音。这样的运动家是诗歌界的幸事，我乐意当这样的运动家。
《第三说》第二期出刊于2002年底，其时中间代已蔚为气候，理论稿已经很多，我们于是做了一期“中间代诗论”专刊，这个专刊成为研究中间代绕不过去的一个选本被批评家多次述及。
2003年《第三说》设置了两个大版块：第三说推荐的诗人、第三说推荐的理论家。之后我到北京，因为精力、经济不济，无法继续从事编刊工作，《第三说》又做了一期网络专号后休刊。但我的诗歌生命因为有了《第三说》而与民刊有了零距离的亲密接触，切身感受到了创办民刊的苦与乐，我对民刊的感情因为《第三说》而更为深厚。
十二
陈超教授在和一位知名小说家进行的一次交谈中，说到从事小说写作的从没有被压住，但诗歌肯定有。陈超认为，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出生的一代可能有压住的。这里，陈超似乎预示和警告了一代诗人有被埋没的危险。
现在，70后诗群经由黄礼孩主编的两大卷《诗歌与人——中国七十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而修成正果。那么，陈超教授所言的“六十年代末”推广而开出生于六十年代而没有参加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人又将如何？
基于这样的焦虑，我希望黄礼孩能够做一个“我们这代人”的选本，现在，礼孩来电说“可以做了”并且要我负责编辑工作意味着，我将参与一个时代的诗歌建设了！我在脑子里一个个地翻阅着全国各省市诗人的名册，这是一支非常庞大的队伍，队伍中的每个人都经过了十几二十年诗歌写作的历史，发表了无数的诗作，取得了个体上出色的成就，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实质就是事后追认或后续整合。我决定精精当当地选一些代表性诗人，通过过硬的质量使这部书成为大家认同的选本，命名也才有合理的基础。人选确认基本上以省为界力求每个地方都有入选者，有的地方因为入选者太多只好割爱，有的地方却因为想不出具体名字而出现空缺。我把名单传给礼孩过目，礼孩只做了小部分调整，其他的大体尊重我的意见。
现在就是约稿了。最初我是有点惶恐不安的，其时经过盘峰论争，这一代人或者归之知识分子或者归之民间写作或者自命为第三条道路或者独门独户，分化的倾向已很明显甚至已到互相攻击不相往来的地步。我们能请得动这么多大家吗？我先拟好一份稿约，明确提出了这一部书的编选意向就是要为沉潜于第三代和70后之间的这一代诗人作证，并且在约稿的内容中还写进了征求命名这一条。从5月发出约稿信开始，诗人们几乎都是在截稿的7月把相片、评论和自己的诗学随笔送达。这让我们觉得十分欣慰和有干劲。
我在约稿信中把命名问题作为一个点提出，但收到的诗人反馈寥寥无几，大家都说应该命名，至于怎么命名没关系，你们自己定吧。我和礼孩绞尽了脑汁，最初我们是想沿用此前诗界几个叫不响的名字，但经过征询意见，许多入选诗人觉得不尽人意。大概是7月的某一天，我在校对诗稿时感叹地发现：这一代人真是中国诗坛的中坚力量啊！突然，“中坚”一词冒了出来。把这一代人叫中坚代如何？然后我又想，中坚是不是太自夸了，是不是太凶了？那就改为中间代怎样？我于是很兴奋地电话征求礼孩的意见，礼孩也认为中间好一些。后来凡有入选者与我联系，我都询问他们中间和中坚哪个好，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中间好。臧棣在电子邮件中写道，中坚太像政治术语了，还是中间温和些。马永波则在电话中说，中间好，美国恰好也有一个中间代。韦白、叶匡政、黄梵也都回邮件认同中间代。树才、侯马、祁国、林茶居、叶辉等更多诗人则平和地认为，命名只是一个符号，中间就中间吧。中间代这一概念就这样敲下来了。
名正则言顺，礼孩和我商定打《诗歌与人》这个品牌，副题就用“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前言后记我和礼孩分头去写。我于是每天苦思苦想，夜晚总也睡不着。有一个晚上，我又在电脑前呆坐数小时一字无成，只好关机上床，睡是不可能了。我就一遍遍地构思题目，恍然间灵光一闪冒出了“是时候了！”四个字，对，中间代正好是时候了，这拨自行其事诗艺极高的诗人能够接受命名实在也是形势所逼“默认”（燎原语）了之。
我跃起身打开电脑，开始了这篇名为《中间代：是时候了！》的序言写作。在文中，我为中间代下的定义有三：一、积淀在两代人（即第三代和70后）中间；二、是当下中国诗坛最可倚重的中坚力量；三、诗人们从中间团结起来，实现诗人与诗人的天下大同。我并且把中间代的时间范畴定位在“大都出生于六十年代，诗歌起步于八十年代，诗写成熟于九十年代。”
黄礼孩在题为《一场迟来的诗歌命名》的后记中写到：“我个人认为，70后诗群戏剧性的闪亮登场是快速催生‘中间代’的重要原因。”成为颇受争议的句子，我却是认同的。“中间代”个体的写作史和成名史早于70后，而作为一个群体概念却晚于70后，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吊诡。
维特根斯坦说：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它就是这样的。中间代亦是如此。
2001年11月，《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出来了，礼孩大面积地把书散发出去，厚重扎实的选本使得每一个收到书的人都大为吃惊和激动。我乘热打铁，电话邀请中间代理论代言人，我们的目标很清楚，只有同代人才能有时间、精力和兴趣关注追踪同代人。这是一次令人欢欣鼓舞的行动，许多中间代人迅速地在第一时间把文字稿或寄来或用电子邮件传来。第一批给予理论支持的中间代诗人、理论家有：马策、马步升、敬文东、温远辉、非亚、潘友强、韦白、李德武、黄梵、格式、伊沙、徐江、哑石、谢宜兴、董辑、林童、向卫国，而前辈理论家陈仲义、程光炜、燎原、杨远宏、邱景华的理论文本为中间代的确立压上了厚重的砝码，毕光明教授更是在2002年于广西桂林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年会的发言中大胆呼吁“将中间代写进中国当代文学史”，成为该会的一个争议点。
纵观诗歌历史各个代际概念的形成，都是先由民间发起，再经由官方刊物的选用方才确认下来。官方刊物的作用不容忽视，它影响面广，普及率高，见效快。在同代人的共同努力下，2002年中间代在许多刊物推出了专辑，它们是：《诗歌月刊》（王明韵主编）、《山花》（何锐主编）、《诗选刊》（郁葱主编，赵丽华责编）、《诗潮》（李秀珊主编，刘川责编）、《厦门文学》（沈丹雨主编，安琪责编）、《莆田文学》（杨雪帆责编）。
关于中间代，燎原教授一言以蔽之：“肈始于2001年的‘中间代’这一概念，是在当代艺术运作机制背景中发起的，一场同代诗人不同写作板块的联动。”
“这一命名的意义可能是：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一代诗人对自身诗歌写作’做‘现身说法’与‘自我证明’，并以‘运动’的方式表达对新诗永无休止的‘运动’的厌倦，力图让一些未被卷入‘运动’而‘被屏蔽在人们视野之外’的优秀诗人的创造得以彰显。”洪子诚教授在2005年再版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中对“中间代”如是说，那已是《中间代诗全集》（安琪、远村、黄礼孩/主编，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出版后的事了。
2002年12月11日8点45分，厦门开往北京的K308次列车缓缓启动，硬卧车厢里一个在安逸环境里呆得无比空虚的人怀揣着一颗被理想主义激情烧得火急的心，正兴奋而期待地张望着夜色中不断闪过的尘世的灯火。这个患着“空虚”或曰“吃饱了撑的”这种富贵病的女子没有想到，生活这头庞然大物正把守着北京这座全国最大村庄的路口，预备给她狠狠的一击多年前这女子说：假如生活阻碍了艺术，我选择放弃生活！
来吧，试试看！生活说。
（完）
2009年1月29日——2月3日。北京。
